第19章 民族与爱国(1)

作者: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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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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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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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126字


我破天荒又听了一遍理查德·瓦格纳《名歌手》的序曲。这是一部恢宏的、华丽的、冗长的当代艺术作品,它自豪地假设两个世纪以来的音乐,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因而人们能够理解这部作品。令德国人感到光荣的是,这一假设没有落空!我们发现,这部作品中混杂有各种风格和力量,各种季节和气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会儿是古代气息,一会儿是异国情调,叫人难以接受,过于现代派,既传统得自命不凡,又狂放不羁,不时显得调皮捣蛋,更多的时候却是粗糙而刺耳——有火一般的热情和勇气,同时也有过熟水果的暗茶色皱皮。它忽而广阔汹涌地奔流,一下子又踌躇徘徊片刻,好像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敞开一个缺口,沉闷得几乎迫使我们做一场恶梦;但它已再次扩展和拓宽古老的欢快之流,并扩展和拓宽了新老幸福之流。其中特别包括这位艺术家毫不掩饰地对自己感到的快慰,他欣喜而惊异地觉察到自己精通作品中运用的各种应急手法,这些都是些新的、新学会的、未得到全面检验的艺术上的应急手法,但他却清晰地展示给我们。然而从各方面来说,却毫不优美,毫无南方风格,绝无南方万里无云的清澈天空,毫无优雅可言,没有舞曲,也几乎没有追求逻辑的意志;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并有意加以突出,似乎这位艺术家想要对我们说:“这就是我的一部分意图。”它像是件沉重的装饰物,某种过于粗俗而死板的东西,大肆炫耀高深的、老古董般的、别出心裁的比喻和俏皮话:像是某种最好和最坏意义上的德国式东西,某种德国风格的东西,由许多部分组成,杂乱无章,不可穷尽;像是德意志灵魂的某种扩充和膨胀,不怕将自己隐藏在极端的堕落和颓废之下,或许只有如此,才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像是德意志灵魂的真正名副其实的象征,既年轻,又年老、太成熟,可还是太富于发展潜力。这种音乐表现了我所认为的德国人的情况,他们属于前天和后天——他们尚没有今天。



我们这些“善良的欧洲人”,也会一连几小时沉湎于强烈的爱国主义,陷入古老的恋情和狭隘的观点。我刚刚举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连几小时充满民族激情,充满爱国痛苦,充满其他各种汹涌而至的古老情感。有些人要花半年时间,另一些人则要花半辈子时间,这要看他们消化和“政变材料”的速度和力度。实际上,我可以想像一些懒惰的、优柔寡断的种族,他们甚至在当今迅速变化的欧洲,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克服爱国主义和乡土情感的返祖性发作,才能再次返回理性状态,也就是说,返回“善良的欧洲主义”。我在脱离主题思考这些事情时,碰巧亲耳听到了两位老爱国主义的对话——他们的听力显然都不太好,因而说话声音较大。一个说:“他对哲学的了解跟农民或新兵一般多,很无知。可如今这有什么关系!目前是大众时代,大众匍匐在一切规模巨大的事物面前。政治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政治家给大众建起了一座新的通天塔,大众把极端庞大的帝国和极端巨大的权力称作‘伟大的’。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较为谨慎和保守的人,不放弃古老的信念,仍然认为只是伟大的思想,才使某一行动或事情伟大,这又有什么关系。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迫使其人民从事‘激烈的政治活动’,人民则生来没有搞政治的天赋,因而不得不牺牲自己古老而可靠的道德,放弃爱,趋向于新的、可疑的平庸。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迫使其人民‘从事政治活动’,而人民在此之前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去做和去思考,从内心深处厌恶政治性国家的动荡、空虚和争吵不休。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激发其人民的沉睡的激情和欲望,想要使他们对自己以前的畏首畏尾和超然冷漠感到耻辱,使他们对自己的洋腔洋调,和隐藏在内心永恒的东西感到讨厌,想要贬低他们的最基本的禀性,搅乱他们的良心,使他们的思想狭隘,趣味‘民族化’——什么!一个政治家要干这些勾当,他的人民要在未来的全部日子里,为此而悔过,这样一个政治家会是伟大的吗?”“当然了!”另一位老爱国者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做了!想做这种事也许是发疯了!但一切伟大的事情开头也许都是这么发疯!”“真是滥用词语!”另一位大声反驳道:“是强大!强大!强大而疯狂!而不是伟大!”两位老人显然激动起来,互不相让地喊叫着自己的“真理”;但我却在一旁感到很惬意,思量着较为强大的一方,会以多快的速度控制另一方,思量着一个民族在智力上的浅薄会得到补偿,即,另一个民族会变得深刻。



不管我们是将它称为“文明”、“人性化”,还是“进步”,也不管我们是否只褒不贬也用政治套语,将它说成是欧洲的民主运动。总之,在所有由这类套语指明的道德和政治前景的背后,庞大的生理过程正在展开,且在日益扩大,这就是欧洲人的同化过程;他们正日益脱离各统一种族,在气候和遗传上由以产生的那些条件;他们正日益摆脱许多世纪以来,铭刻在身心上的环境限制。也就是说,正在缓慢地出现一种从本质上说是超民族的游牧性人。从生理上说,这种人的特征是,拥有最大的适应本领和能力。欧洲人的这种演化过程,其速度会由于旧病的严重复发而受到阻碍,但它的强度和深度却会因此而增强和加大——仍在肆虐的“民族感情”风暴和重压,还有方兴未艾的无政府主义,都与它有关。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他们天真的宣传者和赞颂者,即“现代思想”的倡导者所始料不及的。通常把人拉平、使人平庸的那些新条件,这些都是些有用的、勤劳的、可充当不同角色的、聪明的群居人——极有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特殊人物,这些人具有最为危险的媚人品质。因为,虽然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每天都在努力对付不断变化的情况,每隔一代人,甚至每隔十年便开始一项新的工作,从而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那种类型的人;虽然这种未来的欧洲人给人的总体印象,很可能是一大群能说会道的、意志薄弱的、手很巧的工人,他们像需要每天的面包那样,需要有主人和下命令者;欧洲的民主化会有助于产生一种准备接受奴役的人,但是在一些个别的特殊情形下,强者必然会比以往变得更强大、更富有。这要归因于他所受的无偏见的教育,归因于他诡谲多变的手法、办法和伪装。我的意思是,欧洲的民主化同时也不自觉地创造了一种培养暴君的环境——我取暴君这个词的所有意思,甚至包括它最超自然的意思。



我欣喜地听说,我们的太阳正快速向武仙星座移动,但愿地球上的人们仿效太阳。首先是我们,我们这些善良的欧洲人!



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德国人的特点是有深度,但既然现在最为成功的新德意志精神渴望得到完全不同的荣誉,并已体验不到有深度的“妙处”。因此,眼下采取下述观点,就是适时的和爱国的,即:我们曾自我欺骗,自我表扬。总之,德国人的所谓深度本质上是种异样的、不对头的东西。谢天谢地,我们即将成功地摆脱的东西。那么,让我们试着重新了解德国人的深度。为此,需要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剖析一下德国人的灵魂。德国人的灵魂首先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是聚集拼凑成的,而不是实际建造成的——其起源造成了这一结果。如果一个德国人冒昧地宣称:“哎呀,我的心中有两个灵魂。”那他就是瞎猜了,德国人的灵魂远不只是两个。作为由许多种族混合掺杂而成的民族,作为名副其实的“中欧民族”,德国人要比其他民族更加不可捉摸,更加充实,自相矛盾和未被人认识,不可预料,更加令人惊讶和可怕。他们是无法加以界定的,因而单单这一点就令法国人望尘莫及。德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德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在他们当中从未消失。德国剧作家科策布确实非常了解德国人:他们兴高采烈地向他喊道:“我们是大家所熟知的”;法国女家桑也认为自己了解德国人。德国浪漫主义家让·保尔知道自己在宣称对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虚伪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恭维和夸大感到愤慨时,在做什么?但歌德对德国人的看法却很可能不同于让·保尔,尽管他承认让·保尔对费希特的态度是对的。问题是,歌德究竟怎么看德国人?可是歌德对周围的许多事情从未明确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很狡猾,整个一生都知道如何对一些事情保持缄默——他这样做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的确,使他感到高兴的既不是“独立战争”,也不是法国大革命,促使他重构“浮士德”,甚至重新思考“人”的整个问题,是拿破仑的出现。他用非常严厉的词语谴责德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东西,说这些东西来自外国:他有一次把大家知道的德国人的气质,界定为“对自己和他人弱点的宽容”。他是不是搞错了?德国人的特点是,很少有人对他们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德国人的灵魂中有走廊和游廊,其中有洞穴、躲藏处和地牢;虽然杂乱无章,但却让人感到神秘莫测,魅力无穷;德国人非常熟悉通向混乱的小径。正如一切事物喜欢自己的象征那样,德国人喜欢云彩和一切朦胧的、演进中的、半明半暗的、潮湿隐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一切不确定的、未充分发育的、自我置换的、成长中的东西,都是“有深度的”。德国人本身并不存在,他正在变化,正在“发展”。所以,“发展”实质上是德国人的发明,在哲学惯用词语的广大范围内,击中了它的主导思想,该思想连同德国啤酒和德国音乐一起,正努力使整个欧洲德意志化。外国人对德国人灵魂深处的矛盾,展现出来的谜,感到惊讶并为它所吸引(黑格尔将这些谜予以体系化,理查德·瓦格纳则最终将它们谱成了曲)。“性情温和而怀有恶意”——这样一种并列在每个其他民族那里是荒唐的,但不幸的是,在德国却常常是正当的。只要在斯瓦比亚人当中生活一段时间,就会体验到这一点!德国学木讷而不善交际,可使人惊奇的是,身体却异常灵活,胆子特别大,善于走钢丝,连诸神都不敢睁眼看。谁若想亲眼看一看德国人的灵魂,那就看一看德国人的趣味,看一看德国人的艺术和举止好了——粗俗得哪里谈得上“趣味”!最高贵的和最俗气的竟比肩而立!这种灵魂的整个构造是多么杂乱,多么丰富!德国人拖拽着自己的灵魂,拖拽着自己经历的每一件事。他消化事件的能力极差,从未“摆脱”它们;德国人内心深处进行着的是一种艰难而犹豫不决的“消化”过程。正如所有慢性病人,所有消化不良的人喜欢方便的东西一样,德国人喜欢“坦率”和“诚实”:坦率和诚实来得多方便!德国人的诚实,这种袒露心迹,这种自满自得,这种亮底牌,很可能是德国人当今所作的最危险的、也是最成功的伪装,也正是他玩弄的手法;运用此手法,他“仍然能得到许多”!德国人自由放纵,因而用忠实而茫然的蓝眼睛注视着一切——其他国家便立即把他与他的晨衣混淆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听凭“德国人的深度”保持自己的原样吧——我们或许只有在自己人当中才能随便嘲笑它!今后我们最好还是继续对它的外貌和好名声表示尊敬,最好不要将我们作为一个有深度的民族的古老声誉,太廉价地换成普鲁士的“精明”,换成柏林的风趣和坚毅。一个民族还是做作一点好,就让人们认为自己深刻、笨拙、敦厚、诚实、傻气好了;这样做或许反而是深刻的!最后,我们应对我们的名声表示敬意——我们并非无缘无故地被称作“虚伪的民族”……



“古老的美好”时光已逝,莫扎特的心中这样唱道!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他的洛可可式音乐仍然对我们具有吸引力,他那“与人们相投的志趣”、细腻的热情和那孩子般对中文及其华丽辞藻的喜爱,他的谦恭有礼,对典雅、多情、轻快、伤心落泪的渴望,他对南方的信仰仍然召唤着留在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这一切迟早将结束!但谁又会怀疑对贝多芬的理解和喜爱,会更早地结束!因为他只不过是风格断裂和过渡的最后回声,而不像莫扎特那样,是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伟大鉴赏力的最后回声。贝多芬是经常出毛病的古老灵魂,与不断生长且过于年轻的未来灵魂之间的中间事件;他的音乐映照着永恒失去和永恒希望的曙光,欧洲正是沐浴在这种曙光之中而与卢梭一起做梦,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之树跳舞,最后在对拿破仑的崇拜中险些跌倒。但这种思想感情已多么快地变得那么苍白,如今理解这种思想感情是多么困难。卢梭、席勒、雪莱和拜伦的语言,听起来是多么陌生,只有在他们的共同心胸中,欧洲的命运才能说出话,才知道如何用贝多芬的曲调歌唱!无论德国音乐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都属于浪漫主义,也就是属于这样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从历史上看,要比那伟大的插曲,即欧洲从卢梭向拿破仑的过渡,更加短促、短暂、更加肤浅,同时也属于蓬勃兴起的民主精神。韦伯——如今我们多么为《自由射手》和《奥伯龙》担心!多么为马施内的《汉斯·海灵》和《吸血鬼》担心!甚至多么为瓦格纳的《汤豪舍》担心!这些都是消亡了的、但尚未被人遗忘的音乐。而且,整个浪漫主义音乐不够高贵,音乐味不够浓,只能在剧场中和大众面前维持其地位。从一开始,浪漫主义音乐就是二流音乐,真正的音乐家不把它放在眼里。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位性情平和的大师,以较轻盈的、较纯洁的、较愉快的灵魂,很快就赢得了赞誉,也同样快地被人遗忘了,成了德国音乐的一段美丽插曲。但罗伯特·舒曼却认真对待事物,因而从一开始也被人们认真对待——他是创立流派的最后一个人,现在舒曼的浪漫主义流派已被超越,难道我们不感到心满意足、如释重负吗?舒曼遁入了其灵魂的“撒克逊式瑞士”,性格一半像维特,一半像让·保尔。他的《曼弗雷德》歌剧音乐是个错误,是个误解、冤枉了拜伦。舒曼的趣味,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小家子趣味(也就是说,是一种危险的喜欢温和抒情和感情陶醉的倾向)。他总是离群索居,胆怯地后撤和退缩,是个高尚的意志薄弱者,完全沉湎于千篇一律的欢乐和忧伤,从一开始就多少有点女人气,有点自傲。这样一种舒曼早已仅仅是音乐上的德国事件,而不再像贝多芬那样,在更大的程度上也不再像莫扎特那样,是欧洲事件;在舒曼那里,德国音乐受到了最大的威胁,有可能不再是欧洲灵魂的代言人,而沦为纯粹的民族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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