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治天下靠满洲文

作者:阎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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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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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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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284字

努尔哈赤主持制定无圈点老满文,是我国满族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他的一大功绩。


满文是满族语言的文字符号。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我国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北方少数民族,又分成不同的语种,这在语言学上叫作语族。它主要分为三个语族:即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等;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包括蒙古语、达斡尔语、布里亚特语、裕固语等;阿尔泰语系满语族,包括满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锡伯语、赫哲语等。满族的先世女真人,讲的就是阿尔泰语系满语族的语言。


女真族在金代参照汉字创制了女真文。它有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两种。女真大字为完颜希尹所造,金太祖于天辅三年(1119)颁行。《金史·完颜希尹传》载:


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赐希尹马一匹、衣一袭。其后熙宗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金史·完颜希尹传》第73卷)


金熙宗于天眷元年(1138),制成“女直小字”,后杀完颜希尹。皇统五年(1145),“初用御制小字”(《金史·熙宗纪》第4卷),女真小字颁行。大定四年(1164),金世宗“诏以女直字译书籍”(《金史·徒单镒传》第99卷),后设女真进土科,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金史·选举一》第51卷),并在中都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以新进士充教授。到大定二十三年(1183)九月,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成(《金史·世宗纪下》第8卷),命颁行之。而所译《史记》、《汉书》和《贞观政要》等书,也已流行。


但是,女真字是在变换了契丹大字的基础上创制的,而契丹大字又依仿了汉字,所以女真字是一种方块字,与蒙古拼音文字有所不同。随着金亡元兴,蒙古族成为统治民族,蒙古语与女真语又同属于阿尔泰语系,在女真地区先是蒙古文和女真文并行,而后女真文逐渐衰落下去。到元朝末年,懂女真文的人已经为数不多。


明初,著名的《永宁寺碑记》,是用汉文、蒙古文和女真文三种文字镌刻的,其中女真文的书写人为“辽东女真康安”(《明代奴儿干永寺碑记校释》)。明成祖招抚女真吾都里、兀良哈、兀狄哈时,“其敕谕用女真书字”(《李朝太宗实录》第5卷)。但是,明中叶以后,女真人已不懂女真文。如《明英宗实录》记载:


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直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从之。(《明英宗实录》第113卷)


达达字即蒙古文字。这说明到十五世纪中叶,女真文字已失传,而借用蒙古文字。不仅明朝与女真的敕书用蒙古文,而且朝鲜同建州的公文也用蒙古文。如弘治三年(1490),朝鲜兵曹通书建州右卫酋长罗下的公文,“用女真字,〔以〕蒙古字翻译书之”(《李朝成宗实录》第241卷)。


努尔哈赤兴起之后,建州与明朝和朝鲜的公文,由汉人龚正陆用汉文书写,“凡干文书,皆出于此人之手”(《李朝宣祖实录》第127卷)。努尔哈赤会蒙古文,又粗通汉文,唯独缺少女真文字。所以,他在女真社会中的公文和政令,则先由龚正陆用汉文起草,再译成蒙古文发出或公布。“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满洲实录》第3卷)女真人讲女真语,写蒙古文,这种语言与文字的矛盾,已不能满足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已经成为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一个障碍。努尔哈赤为着适应建州社会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遂倡议并主持创制作为记录满族语言的符号——满文。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


上欲以蒙古字制为国语颁行。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辞曰:“蒙古文字,臣等习而知之。相传久矣,未能更制也!”


上曰:“汉人读汉文,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


额尔德尼、噶盖对曰:“以我国语制字最善,但更制之法,臣等未明,故难耳!”


上曰:“无难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吾筹此已悉,尔等试书之。何为不可?”


于是,上独断:“将蒙古字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


前录引文,努尔哈赤说明两点:其一,创制满文的意义在于,使满族的语言与文字臻于统一;其二,创制满文的方法是,参照蒙文字母,协合女真语音,拼读成句,撰制满文。


究竟怎样以蒙文字母,联缀女真语音呢?据天聪七年(1633)满文旧档记载:


初无满字。父汗在世时,欲创制满书,巴克什额尔德尼辞以不能。父汗曰:“何谓不能?如阿字下合妈字,非阿妈乎?额字下合谟字,非额谟乎?吾意已定,汝勿辞。”


上述记载,《满洲实录》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均录入,但《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对用蒙文拼写的记述,付诸阙如。上面引文中的“父汗”即努尔哈赤。


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遵照努尔哈赤提出的创制满文的基本原则,仿照蒙古文字母,根据满语音特点,创制满文。这种草创的满文,没有圈点,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从此,满族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满文制成后,努尔哈赤下令在统一的女真地区颁行。


额尔德尼和噶盖,在努尔哈赤指导下撰制满文,他们是满族杰出的语言学家。额尔德尼,满洲正黄旗人,姓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少年明敏,兼通蒙古文和汉文。他投归建州后,被赐号巴克什。巴克什,为满语baksi的对音,是学者、博士的意思。额尔德尼随从努尔哈赤“征讨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传宣诏令,招纳降附,著有劳绩”(《清史列传·额尔德尼》第4卷)。额尔德尼一生虽建树武勋,但其主要功绩为创制满文。与额尔德尼同时创制满文的噶盖,姓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呼纳赫,屡次立功,“位亚费英东”(《清史稿·额尔德尼传附噶盖传》第228卷)。他受命创制满文,同年被杀。噶盖死后,额尔德尼“遵上指授,独任拟制”(《清史列传·额尔德尼》第4卷)。满文制成,后亦被杀。但是,《八旗通志·额尔德尼传》载“天聪八年,额尔德尼巴克什奉命迎察哈尔归附之众”云云。《满文老档》载额尔德尼死于天命八年(1623),《八旗通志》却载其于天聪八年(1634)尚在人世。二者孰正孰误?


其一,《清代碑传全集·额尔德尼传》载:“初,奉命偕理事大臣噶盖创制国书。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以谋逆伏诛,噶盖坐其党死。额尔德尼遂独任之。既成,颁行国中,国书传布自此始。额尔德尼既卒,太宗复命儒臣达海、库尔缠等述其义而增益之。”(《清代碑传全集》第4卷)达海改进老满文事在天聪六年(1632),上文载额尔德尼此时已死。


其二,《清太宗实录》天聪七年(1633)载:“额尔德尼遂遵谕编成满书。我国初无满字,额尔德尼乃一代杰出之人,今也则亡,彼所造之书,义或有在,其后巴克什库尔缠所增。”(《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6卷)上文载明,天聪七年(1633)额尔德尼已死。


其三,《清史列传·额尔德尼》所载与上引《清太宗实录》文同。《清史稿·额尔德尼传》载“太宗时,额尔德尼已前卒”,明确载记其天聪八年时已不在人世。


其四,《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1634)十一月戊辰载:


先是,遣额尔德尼囊苏喇嘛、哈尔松阿,往迎察哈尔国归附之众。至是还,奏称渡黄河三日,方遇塞冷车臣寨桑、祁他特车尔贝寨桑、塞冷都马尔寨桑、沙布古英寨桑、阿玉石台吉、巴特玛台吉、古鲁思希布台吉兄弟、班第库鲁克……等,计五千户、二万口。(《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1卷)


显然,《八旗通志·额尔德尼传》中“天聪八年,额尔德尼巴克什奉命迎察哈尔归附之众”,源自上引《清太宗实录》之文。但是,误将额尔德尼囊苏喇嘛与额尔德尼混为一人,由是铸成史文之疏误。实际上,应据《满文老档》所载,额尔德尼死于天命八年(1623)五月。额尔德尼虽以微末之罪受诛,其功业却与世长存。清太宗曾谕文馆儒臣云:“额尔德尼乃一代杰出之人!”(《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6卷)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努尔哈赤主持下由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的无圈点满文,在统一的女真地区推行三十三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初创满文缺乏经验,同时蒙古语和满语的语音又存在差别,因而无圈点满文有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字母数量不够,清浊辅音不分,上下字无别,字形不统一,语法不规范,结构不严谨。因此,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又命巴克什达海改进老满文。《满文老档》记载:


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字,雷同不分,如同一体。书中平常语言,视其文义,尚易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常致错误。(《满文老档·太宗》第45卷)


皇太极命达海对无圈点满文,“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


达海,满洲正蓝旗人,世居觉尔察,以地为氏。他“九岁读书,能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高皇帝召直文馆,凡国家与明及蒙古、朝鲜词命,悉出其手;有诏旨应兼汉文音者,亦承命传宣,悉当上意。旋命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清史列传·达海》第4卷)。后达海与纳扎通奸,拟罪当死,但努尔哈赤惜才,命杀死纳札,将达海锁柱拘禁。清太宗时,达海为文馆领袖,受命改进无圈点满文。他“酌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协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由是国书之用益备”(《清史列传·达海》第4卷)。达海又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刑部会典》、《素书》、《万宝全书》等,积劳成疾,未竟而卒,时在天聪六年(1632)七月十四日,年仅三十八岁。巴克什达海一生勤敏清廉,死殓时“求靴无完者”(《清史稿·达海传》第228卷),连一双完好的靴子也没有。达海巴克什短暂而勤奋的一生,对满汉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尤以改进无圈点满文为有圈点满文,则是其一生中最杰出的业绩。所以史载“达海以增完国书,满洲群推为圣人”(《清史稿·达海传》第228卷)。后至康熙时,勒石纪绩。康熙帝旨称:“达海巴克什,通满汉文字,于满书加添圈点,俾得分明。又照汉字,增造字样,于今赖之。念其效力年久,著有劳绩,著追立石碑。”(《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9卷)其碑文,今存世。


达海在整理额尔德尼、噶盖所创制的无圈点老满文时,主要作了如下改进:


第一,编制“十二字头”。《国朝耆献类征》载:“达海继之,增为十二字头。”《清史稿·达海传》也载:“达海治国书,补额尔德尼、噶盖所未备,增为十二字头。”达海为便于教授满文,编制了“十二字头”(详见后文)。


第二,字旁各加圈、点。例如,蒙古文“ha”与“ga”读音没有区别,但满语“aha”(阿哈)为“奴隶”,而“aga”(阿戛)为“雨”。达海在“ha”与“ga”旁各加圈、点,即把老满文的(aha,阿哈,意为奴)加圈,写成……而把老满文的(aga,阿戛,意为雨)加点,写成。这样,因其各加圈、点,而使“奴”和“雨”两字有所区别。


第三,固定字形。对字母的书写形式加以固定,使之规范化。如在老满文中,元音u的词首、词中、词尾共有十余种写法;但在新满文中,其词首、词中、词尾基本上各有一种写法。


第四,确定音义。改进字母发音,固定文字含义。如在老满文中,元音o、u、u经常相互混用,辅音k、g、h书写有时非常相似,在新满文中,o、u、u则加以区别,k、g、h的字形书写也各不相同。


第五,创制特定字母。设计了十个专为拼写外来语(主要是汉语)的特定字母,以拼写人名、地名等。


经过达海改进后的满文,后人称之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于是满文较前更为完备。


改进后的满文,按语言学音素来说,有六个元音字母,二十二个辅音字母,十个专门用来拼写外来语的特定字母,共三十八个字母。字母不分大小写,但元音字母以及辅音与元音相结合所构成的音节,出现在词首、词中、词尾或单独使用时,都有不同的书写形式。还有过去习称满语“十二字头”,即:六个元音和辅音与元音拼成的复合音(约相当于汉语拼音的音节),共一百三十一个,这就是“第一字头”;而“第一字头”内的各个音节分别与元音及辅音[[r]、[n]、[y]、或[q‘或k’]、[s]、[]、[b]、[o]、[1]、[m]相结合所构成的音节,共十一个字头。以上总合为十二个字头。“十二字头”笼统地包括了满文中的元音、辅音、特定字母以及其他音节。


满文的语法,名词有格、数的范畴,动词有体、态、时、式等范畴。句子成分的顺序是,谓语在句子最后,宾语在动词谓语之前,定语在被修饰词语之前。


满文的书写,字序从上到下,行序从左向右。


由努尔哈赤主持、额尔德尼和噶盖撰制的无圈点老满文,流传至今的历史文献主要为《满文老档》。据《满文老档》记载,创制满文为学校教育提供了重要手段,努尔哈赤下达文书,在八旗中选择师傅,举办学校,令青少年入学读书。《满文老档》载努尔哈赤的文书云:


钟堆、博布赫、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贝、扎海、洪岱,选为八旗的师傅。要对你们的徒弟们,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便是功。如入学的徒弟们不勤勉读书,不通文理,师傅要治罪。入学的徒弟们如不勤勉学习,师傅要向诸贝勒报告。八位师傅不参与各种的事。(《满文老档·太祖》第24卷)


满文的创制,促进了后金教育事业的发展。


满文的创制和颁行,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此,满族人民有了自己的文字,可以用它来交流思想,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编写历史,传播知识,翻译汉籍。这不仅加强了满族人民的思想交流,而且促进了满汉之间的文化交流。满文撰制后在女真地区的推行,使女真各部和女真人民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这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精神纽带。特别是后金统治者,用满文翻译大量的汉文典籍,汲取中原封建王朝统治经验,加速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同时,满文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满族文字的创制,八旗制度的确立,从精神上和物质上,为后金政权的建立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