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接近尾声时，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成为了拥有121万党员、9550万人口、91万军队及220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战期间日军的不断进犯，使得国民党丧失了对中国大部分地域的有效控制，至1945年夏，尽管在军队的绝对数量上国民党较共产党仍占据显著优势，但此时大部分国军部队都处在西南、西北诸省，在日本投降后，要在短时间内将数量巨大的军队调往过去的日占区受降，恢复国民党对当地的统治，实际上面临着许多困难。

相反，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中共部队，通过建立敌后根据地，在邻近日伪统治区的地带，尤其是在华北，逐步壮大了自身力量，此时反而处在更有利于接受敌伪投降和扩充占领区的位置上。

上述情况对于以国家正统自居，力图于战后恢复国民党在全中国统治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不可忍受的。潘公展在1945年8月29日的一份函件中称：“钧座（蒋介石）对此顽梗之中共问题，苦心焦虑，非常人所能想象。”

为了遏制共产党的扩张势头，蒋介石一方面严令日军只允许向国民政府所辖部队投降，并且在国军尚未抵达时，日军可继续保留武器，维持当地治安，击退任何意图解除其武装的进犯，蒋介石的这些要求获得了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的全力配合；另一方面，蒋介石则向美方寻求支援，他洽询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是否可动用一定数量的美军运输机和舰船，将滞留于中国腹地的国军部队空运和海运至华东、华北各地受降，并恢复当地秩序。

▲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现场，何应钦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

蒋介石的要求获得了美国的许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责成魏德迈妥善完成协助中国军队受降，以及遣返日军的工作。中国的天空开始充斥着巨大的四引擎军用运输机C-47的轰鸣声，从印度起飞的美军飞机将3.5万名国军士兵从柳州空运至上海，又将参与湘西会战的4万名士兵空运至首都南京，数千名士兵则同时被送往远在华北的平津地带，先行控制住各战略要点。

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下，蒋介石的部队得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顺利接管了包括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等重要城市，没有给中共进占大城市以机会。中共对于美国公开协助蒋介石运兵自然十分气愤，延安的报纸和广播开始不断抨击美国的行为是在“支持中国的反动派打内战。”

如果美国真像共产党猜测的一样决定不计代价地协助国民党展开军事行动，事情反而显得简单了。实际上依靠武力解决“中共问题”一直是蒋介石心中腹案，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多年来与共产党斗争所形成的严重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亦由于对国民党自身军事实力的充分自信。然而，战后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决定了蒋介石无法独行其志，美、苏两大巨头，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都不希望国共间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三、离心离德的盟友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结成战时盟友，然而双方之间的合作却并没有预想中那么顺利。蒋介石与罗斯福派至中国担任参谋长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关系长期不睦，史氏对蒋动用大量兵员在陕北围堵共产党而不是将其投入对日作战颇多微词，两人在缅甸作战的军事部署以及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上都闹得十分不愉快。

到了1944年9月，在日军“一号作战”的凌厉攻势下，史迪威请示罗斯福，由后者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的照会，要求蒋立即将中国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9月19日，在重庆郊外的黄山官邸，史迪威以一种极具侮辱性的姿态将这份照会当面交给了蒋，双方关系由此不可挽回的破裂了。史迪威旋即在蒋的一再要求下被免职，其位置由魏德迈接替。

▲1942年3月，史迪威正式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时与蒋介石合影

“史迪威事件”中双方的是非曲直，历史学家自有判断，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起事件极大挫伤了蒋介石的国际声誉，并增加了美国国内对于国民政府的负面观感。史迪威在美国的公众舆论中一直被视为诚实、正直和严肃的人物，史氏在解职前又将大量对蒋不利的机密信息透露给了美国媒体，导致了众多攻击蒋介石的报道在美国问世。

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负面评价还来自于活跃在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一批职业外交人员的分析报告中。这批精英都具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们包括了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以及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人。

这批中国通依靠其对重庆政府的近距离观察，越来越深切体会到了国民党内部的腐化无能。相反，位于陕北的共产党却令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新生的力量，他们认为共产党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主宰中国政局，因此美国迫切需要建立与中共的直接联络渠道。

1944年7月22日，以包瑞德上校（David Barrett）率领的美国军事观察团，史称“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历史性的抵达了延安，谢伟思随同前往，观察团在延安获得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亲自接见，同年9月，戴维斯亦造访了延安。

▲1944年7月22日，毛泽东、朱德与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机场

中共领导人直爽热情、平易近人的态度以及边区欣欣向荣的景象都令中国问题专家们印象深刻，戴维斯在发往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共产党必将在未来接管全中国，除非美国“以相当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规模进行干预”，否则国民党的统治无法维持，加强与中共的合作符合美国自身利益。他根据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典型的共产主义政党，毋宁说是一群土地改革者，把中共从苏联手中争取过来，对于维持美国战后在东亚的影响力是有利无弊的。

自1944年夏季开始，美国与中共的关系确实有趋暖的势头，毛泽东甚至提出了访问华盛顿的设想。然而，正如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mstein）指出的那样，美国对华政策不连贯和临时起意的特性决定了它在试探性的展开与中共接触的同时，不愿也不可能抛弃与国民党及蒋介石的既有合作。

1944年末，罗斯福任命的中国特使赫尔利（其后担任驻华大使）来到中国，很快就逆转了与共产党达成任何共识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