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坏眼

作者:谭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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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文艺·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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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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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37760字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的运气是什么时候转的,是怎样越变越坏的。你来说说看这是不是我的错。


到达昆明时,我差不多已经有八个月身孕了。我的肚子很大,我觉得车子每颠一下,好像娃娃就要蹦出来了。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出了山区,司机似乎就更想加快速度。他沿着笔直的大路开得飞快,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我不得不紧紧捂住肚子。


&quo;哎!&quo;家国对他喊,&quo;你开得太快了,要把我们直接送到魔鬼那儿去吗?&quo;老马回过头来说了句,&quo;再快点?&quo;他压低吵闹声喊道,然后笑了笑。还没等家国回答,卡车吼得更响,马力更加大了。


这倒不要紧,大家都想早点到达我们的新家,省得每天早上爬汽车,也省得到那些小村子去吃坏食物了。


时候虽然还是在冬天,但吹在脸上的风已经不冷了。大家都觉得已经来到一个季节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


胡兰转过头跟我说,&quo;瞧那儿,昆明就像画上画的那样,青山绿水。天气总是那么晴朗。&quo;


当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只是在昆明的郊外。再往前走,这些美景就消失了。


车子慢下来了,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我们经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都背着口袋,看上去都很疲惫。文福冲他们喊道,&quo;让开!让开!&quo;见他们没有马上跳开去,他就骂他们——&quo;蝼蚁!&quo;这说的是很贱的东西,把这些可怜的人与蟋蟀、蚂蚁等微不足道的东西相提并论。


到处都能看到工人们在路上掘石头,把它们装进手推车里。走了一程,我们遇到了一辆军车,接着又是一辆,接连不断。文福每次都要向他们挥挥手,指指自己,喊道,&quo;空军,杭州,第二班的。&quo;


然后我们就进了城。这个城市比我想象的要大,又拥挤又忙乱。我们经过了火车站,开进了一条大街。街上的建筑灰不溜秋的,既不是老式的,也不像新式的。再往前走路就狭起来了,弯弯曲曲的路上,挤满了人群、手推车和自行车,司机每隔几秒钟就要按一次喇叭。空气污浊而难闻,我的头都痛了。我看到了许多土坯盖的屋子挤在一起,有些比较干净,用白灰刷过,有些破败不堪,不知什么缘故还没塌掉。许多人回过头来看我们,面孔都不是汉族人的面孔,他们是刚下山到城里来的少数民族。看得出他们不是本地人,因为他们穿的不是云南穷人穿的那种土褐色上衣和裤子,也不是商人穿的长衫,或那种有文化的人穿的西式衬衫和便裤,他们穿的是色彩斑斓的裙子,袖子上有很夺目的彩带,头上围着缠很多道的围巾,或是那种看上去像碗般扣得紧紧的草帽。


不管是不是汉人,一路上我们看到的人都用黑脸盯着我们。他们看得是那么专心,那么安静——现在战争的所有征兆已经开到他们家门口了。这个沉默了许多世纪的城市,现在到处都充满了喧哗声。


我们搬进一家旅馆住了几天,同时有一些空军工作人员为我们寻找合适的房子。最后我们搬到了一个坐落在东门和北门之间的一幢两层楼房中。除了我们搬进去那天碰到的另一对夫妇外,家国和胡兰也住在那儿。


那个女的比胡兰和我都大,她很霸道,她的丈夫虽然不是飞行员,只是一个管交通运输、桥梁、公路、铁路的视察员,但和空军也有关系。


我们第一次看房子的时候,胡兰说,&quo;瞧瞧它长长的木头墙面,还有两个大窗户——就像两只朝外看的眼睛。&quo;那条街上所有的房子全一样,都是两层或三层的木头房子,我们管它们叫洋房,就是外国风格的房子。


房子前面没院子,没东西把大街和房子隔开来,只要走下三级台阶——嘭!——你就走下人行道,在大家眼皮底下了。但我们倒是有个后院,用栅栏围起来了。它不是一个会客的好地方,不是那种院子,只不过用混凝土浇了一下,随便种了几丛灌木作点缀。栅栏的一边有个水泵和一只洗衣服长水槽,上面拉了几根晾衣服的绳子,旁边有一具石磨,是用来碾米或芝麻之类的。


栅栏有道后门,通向一条小巷,宽度仅供拉粪的独轮车通过。从小巷出来向左拐,有条两边都是灌木的小路,通向城内的一个小湖。听说这湖看上去很美,也许曾经是这样。可我看到,城里最穷的穷人全在那儿洗澡、洗衣服,还干一些说不出口的事情。


我说过,这房子从外面看起来很有外国派头,可里面,还是中国的老一套。楼下有两个公用的大房间,一间是一个大厨房,里面有两只用粘土砌成的煤炉,外加很多供做饭用的燃料。还有一只带排水沟的水槽,但没有自来水,只有佣人。这也是中国式的,厨师和佣人得到设在后院的水泵处,把很重很大的水桶抬上来,也许他们还得抬上台阶,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由于你自己从来不需要做这些事,就不会想到别人是怎么做的。


总之,肯定是有人在抬水的,因为我每天无论早晚都有清洁的热水洗脸和擦身,早上擦上半身,晚上擦下半身。我肚里的娃娃太大了,无法一下子都全部擦好。每天,佣人得来倒脸盆和脚盆里的水,还得倒马桶,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从那个小巷子带出去,洗干净的。


还有个公用的大房间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那儿有一张大桌子,很多椅子,两张廉价沙发,还有一台老式的手摇留声机,是文福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找出来的。并不是说没有电,我们才用这个手摇的机子,因为是在战时,哪儿去找个新式的留声机?当然,说实话,这里大多数人都还没用上电,他们住在老式的泥屋或草屋里。但在我们的房子里,我们这条街上,家家户户都有电,无论是住楼上的,还是楼下的。当整个城市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时,我们这里还照样开收音机,开电风扇,玩麻将牌,直到深更半夜。


我们总是准备抓住每一时刻寻欢作乐。我们喜欢把自己想象成柏林的那些人们。我们听说那是个疯狂的地方,那儿的人们根本不想战争,只是抓住每一天寻欢作乐——赌钱啦,喝酒啦,逛夜总会啦。我们就是那样的,渴望过同样疯狂的生活。当然,这不是柏林,我们是在昆明。所以,当我们听腻了留声机里那种搔痒似的音乐,当收音机放完音乐,当没有人可以聊天的时候,当双手累得摸不动麻将牌的时候,还有什么好干的呢?我们没夜总会可去,只能上床。


既然家国是机长,这幢房子中最好的部分,楼下的两个大房间就归他和胡兰占了。我们剩下的人就住到楼上的房间去。对我来说,这实在太不方便了,我走路看不到自己的脚,只能看到自己的肚子,所以每次上楼我都得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用脚摸索着上楼梯。


我们刚搬到那儿时,文福和我分到的是最差的房间,两间的朝向都不大吉利。要使床的朝向吉利,唯一的办法是把床顶住厕所门,把进出的路都堵死,可那又怎么行呢?


这就是我们的房间——可是因为视察员的老婆已经把楼上最好的房间占了,声称她丈夫的官阶比我丈夫的大。这倒是实话。可她满可以不这么说的,她本来可以那么说,&quo;就这儿,你先挑吧。&quo;我肯定会挑那两间不吉利的房间,以表示我的大方,而不像她那么小气,至少我会挑一间。


所以住在这屋子里的头一个星期很不舒服。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些房间,我一点也不喜欢视察员的老婆,我尤其不喜欢她打麻将的样子。每次我出一张牌,她就扬起眉毛,说一声,&quo;和!&quo;最讨厌的是,每天晚上,我们还不得不听隔壁视察员两夫妻的吵架。


开头只听见她丈夫低沉的嗓音,然后是太太的尖利的声音,不一会这女人哭起来了。文福脱下鞋子,朝墙壁扔去。但这对活宝只安静了五分钟就又吵起来了。


就这样过了三四夜,文福就对那个女的发牢骚了,而胡兰也抱怨扔在墙上的鞋子——&quo;像炸弹一样,&quo;她说,&quo;简直把我们吓死了。&quo;过了一会,大家都争论起来了,各种各样的坏脾气全发出来了,直到后来谁也不跟谁说话,房间里没声音了。晚上,当收音机停止广播以后,我们不得不离开,各自回到自己房间里。周围静得连苍蝇撞到天花板上的声音都听得见。


这个问题只持续了几天,因为那视察员去视察缅甸公路的进展情况去了。后来我们听说这个地区的蚊子比日本鬼子还危险,听说才三四天疟疾就要走了他的命,所以他死的时候样子十分可怕。打那以后,我们就不得不好几天听他老婆的哭闹声。当然这一次我们不再抱怨了,文福也不扔鞋子了,我们都待她很好。当她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已经成了生死之交。但我现在已经忘了她姓什么了,大概是姓刘或娄吧。


总之,她走后,我就搬到他们住过的房间里去了。当然,得另外再付点钱,我从陪嫁的钱里拿出一部分来付了。花生把我存在银行里的钱汇给我了,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她还汇了四百元钱到南京去了,这笔钱我从来没收到过。


实际上,当时许多开销花的都是我的私房钱。空军不再给我们派勤务兵了,连机长太太胡兰也没有勤务兵了。这样一来我就得自己掏钱,雇了一个老寡妇做厨师,雇了一个年轻姑娘打扫卫生。另外我还出钱为她们俩租了一间以前当过厨房的小房间。


你可以想见每当我的佣人晾衣服、倒马桶的时候,胡兰的脸色有多难看。胡兰这时已经变了很多,不再是初出茅庐的乡下姑娘,嫁一个空军飞行员就了不得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家国升一级官,胡兰也升一级!她心里满以为她的地位比我高。当她看到我雇得起佣人,她却雇不起的时候,简直要气疯了。


当然,我的佣人和厨师也帮胡兰干了不少活,她们打扫公用房间,为大家打井水,供烧茶或洗衣服之用。


可胡兰还是不满足,她走来走去找地上的油污,一发现就说,&quo;啊呀!瞧瞧这儿。&quo;每当我邀请她和家国吃饭,她总是吃得很多,然后说,&quo;不错,就是肉老了点。&quo;下一次她又会说,&quo;不错,只不过肉炖的时间还欠长。&quo;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给她多少好处,她总是不高兴,总要弄得我也像她一样不高兴。


我怀孕的第九个月,肚里的娃娃已经长成有两个那么大了,但是它还是没出来。我不担心,因为我能感觉到它就在我肚子里面游泳,它的身子在转,它的脚在蹬,它的头在晃。我一唱歌,它就动起来了。它一动我就好像在梦游一般。我到菜场去买我想吃的蔬菜,它就动起来了,孩子跟我息息相通。


每天我都为孩子做小毯子,或结小毛衣,用小袖子把打好的毛衣片连接起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缝纫,孩子在肚子里拼命踢我,踢得比以前要凶。我想象这壮实的孩子马上要落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了,就像现在它在我肚子里跑来跑去一样。


&quo;出来吧,小宝宝,&quo;我叫它,&quo;妈妈在叫你出来呢。&quo;我说着,孩子又踢了我一脚,我的剪刀掉在地上了,剪刀头落下去正好扎在地板上,就像一个小士兵,等着执行命令。起先我笑了,但过了一会——哎!——我觉得好怪呀,肚子里的孩子不动了。这不是我自己瞎想出来的,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剪刀一落地,孩子也安静下来了。


我想把剪刀从地上拔出来,但我身子太大了,弯不过来。这时我想起了老阿婶有一回说过,剪刀掉地上是不吉利的。我记不清是什么道理,只记得有这样的故事,有个女人脑子变笨了,有个女人一夜间头发全掉光了,有个女人的独生子眼睛被树枝挖出来了,她伤心得用同一根树枝把自己的眼睛也弄瞎了。


我干了多可怕的事啊,把剪刀掉地上了。我马上喊我的佣人过来,叫她把这把剪刀扔到湖里去。


那天晚上,孩子还是一动也不动。我唱歌,我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它都没有反应。第二天我到医院去,医生忙活了一阵子,想让孩子快点出来,但已经太迟了。


胡兰也去了。等医生一走,她就告诉我孩子很大,也许有十多磅重呢。现在跟我讲孩子的重量有什么用?她好像在说海里捞起来的鱼一样。这个女娃从来没哭过,从来没有透过一口空气。


文福拍拍我的手:&quo;至少,不是个男孩。&quo;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但当即要护士把孩子抱过来。胡兰和文福都愣愣地盯着我。


&quo;我想看看她,给她起个好名字。&quo;我认真地说。胡兰和文福面面相觑。


我叹了口气。&quo;只是为了方便,&quo;我说,&quo;让孩子带个名字到阴间去。这孩子会在那儿长大的。等到我们自己也进阴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叫她,说不定我们下辈子还要靠她照顾呢。&quo;


&quo;这倒是蛮实在的。&quo;胡兰同意我的说法,然后就和文福一起走了。我想他们肯定以为我要为夭折的孩子大哭一场,他们不想尴尬地坐在那儿看着我哭。


护士把她抱进来后,我没有爬起来看她,我躺在床上,连头也没有转过来。我想抓住一些有关她的记忆,我想起了我们在一起手舞足蹈的时刻,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多活泼呀。最后我终于撑起身子,爬起来看她。


孩子长得很大,一头浓发,耳朵跟我的一模一样,嘴巴小巧,但她的皮肤——多伤心哪!——却像石头般灰白。她的双手紧紧握成小拳头,我想把它掰开,就在这时,我哭了。要是这孩子生在上海,要是这孩子不是在战乱***生,要是我那把剪刀没掉地上,那该多好呀!


但我很快赶走了这些悲伤的念头,我要使自己坚强起来。乡村里人民正在挨饿,战火中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死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根本就没有原因。所以,至少你可以宽慰自己,这孩子刚出生就死去,免受了人间的痛苦。


第二天下午我们驱车来到西山脚下,当地人称这地方为睡美人。这些山看上去就像一群侧身卧着熟睡的姑娘。我们就在这儿埋葬了她。我只说了几个字悼念她:&quo;她是个乖孩子,她从来不哭。&quo;我用南京的湖给她起了名:莫愁,因为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忧愁。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用剪刀。我等了一百多天。那么长时间不做针线活很难受。前面我已经说过,昆明这地方没多少好玩的东西,尤其是在白天,根本没东西好看。你不能说,我烦了,今天下午我们看电影去吧,烦了你也只能待着。所以那么多日子无所事事后,我决定去买把剪刀来,重新拾起针线活。


胡兰告诉我,&quo;我听说云南人做的剪刀最好,又快又结实。真的,前几个星期我就找到了几把。&quo;


她说有好多卖剪刀的店铺,但最好的是老城区市场的路边,一家本地人开的剪刀店。那儿卖的剪刀质量最好,价格很便宜。那条路和那家店都没有什么招牌,但很容易找到。


然后她就告诉我怎么走法。&quo;穿过东北角的小桥到湖对岸。到了那边后,找一个卖汤的老头,然后走到一个卖鱼干的地方,一直往前走,直到看见一个卖鞋子的姑娘,手中挎着装满外国旧鞋子的篮子,然后再拐弯——只有一条路好拐——一直往前走,就会看到一个弯道。那儿的房子比这儿的好,全漆成白的,有时还有一两块招牌。找一个卖岩盐的地方,走对面的路,再快步走五分钟就能看到那个市场了。卖剪刀的姑娘就坐在露天一张桌子旁边。&quo;


当然,我迷路了。这算是什么指路呀?老城区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穿过这些街道你会觉得那么多年来,这城市一点也没变。路七拐八弯的,拐到什么地方冷不防就成了死路,一点没理由可讲。路面七高八低的,中间的卵石已经被过路人的脚磨光了。路的两边全是乱七八糟的小屋子,把道路挤得非常狭窄。从来没有汽车开得进来,这一点是肯定的。


我迷路了一个多钟头,在老城区最糟的地段徘徊不定。尽管我穿得很朴素,其他女人还是上上下下打量我,指指我的鞋子。小孩子们跟在我后面,伸出手掌,口中嚷着,&quo;饿呀!饿呀!&quo;我想找个人解围,可一个也没找到。回头望着我的脸全是傻乎乎的,找不出一点友好的表情。


我就这样走呀走呀,身后跟着一大群蹦蹦跳跳的孩子,路过的窗口飘出难闻的饭菜味道。我看到一个女的走到门口,裸着上半身给孩子喂奶。一个老头坐在板凳上,看见我,笑了一下,然后咳嗽起来,他咬得那么厉害,我简直以为他马上就要死了。我的喉头一阵发紧,竭力忍住才不哭出来。


最后我终于来到一条稍微宽一些的街上,那儿就是市场,人来人往的。孩子们围着我团团转,弄得我迈不开步。我把手伸进钱包,扔了几个硬币在他们头上。他们欢呼起来,全都趴到地上,为这个小小的运气展开了争夺战。


我决定马上找个人问问,怎样才能找个三轮车把我带回家去。我走到一个年轻姑娘身边,这姑娘赤着脚,脸上很脏,粗辫子上全是垃圾,坐在一张竹制的桌子旁。我刚想问,忽然发现桌子上放着许多剪刀。真是!这情形难道不会使你觉得有人跟你开了个大玩笑?难道不会使你觉得你这辈子只能得到你不要的东西?


剪刀整整齐齐地排在一块退色的红布上,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各有两种式样,一种是常用的,刀口很锋利,但刀柄上没有装饰,另一种式样很别致,刀锋像一只仙鹤,就像你在上海高级商店里能看到的那样。我很惊讶居然能在这儿见到,刀刃很薄,看上去像长长的鸟嘴,两片刀刃相连的地方,像一只眼睛,手握的地方,就是两只翅膀。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每一把看上去全是一个式样的,只有大小的不同。我挑了一把,把鸟嘴开合了几下。看上去这只鸟又想说话又想飞起来的样子,真不错,真会动脑筋!


&quo;这些剪刀是谁做的?&quo;我问那个小姑娘。


&quo;是我们的亲戚。&quo;她说着,笑了。她一张嘴,我才发现她的门牙全没了,一下子就老了许多。我挑了一把大剪刀,她抽出一块脏兮兮的布,叫我试试快不快。


一个赤膊的小男孩走到她背后的门道里,叫了一声,&quo;妈!&quo;她训斥他,&quo;等着!没见我这儿有贵客吗?&quo;那小孩就缩回去了。


&quo;不是吹牛,&quo;她用她那没牙的嘴喋喋不休地说起来了,&quo;你去试试城里别的地方的剪刀,看看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快,这样弥缝的。那是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做剪刀已经有几千年,说不定有上万年了。你再试试这一把,做得最好的。&quo;她把破布递给我,让我剪。这把剪刀确实不错,一下子就把布剪开了。


那女人扭着她的手指头,&quo;这门手艺我们家人人都会,已经传了好几代了。我们先教小孩子做大眼针,然后再做小眼针,越做越小,最后才教做剪刀。&quo;


&quo;多少钱?&quo;我拿起一把鸟嘴剪刀,问道。


&quo;你说值多少?&quo;她马上撇下嘴,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quo;这么好的剪刀你说值多少?用的全是美国产的最好最硬的钢。&quo;


这女人简直拿我当傻瓜了。&quo;这地方哪来的美国钢?&quo;我说,&quo;这儿连家美国工厂都没有。&quo;


&quo;就在城西,我们的铁就是从那儿弄来的,缅甸公路下面。&quo;她说,&quo;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辆外国卡车翻掉——哇,有一千尺深哪——他们就随它去了。各家各户的男孩子带着绳子爬下去,把尸体,还有装备都吊上来,只要它们还没有摔成碎片。剩下的他们就给我们了,十户人家分,两户拿木头东西,两户拿车座和橡胶什么的,我们和另外几家就分铁。然后我们就把分来的铁回回炉,做剪刀。&quo;她很得意地笑了。


真不想听哪!——原来剪刀是用外国破车做的。我刚想把剪刀放下,她忽然说了,&quo;四元。怎么样?这是我出的最便宜的价了。&quo;


我摇摇头。呵,这可相当于两个美元哪。我想了一下,干吗为这不吉利的剪刀付那么多钱?


&quo;那么,就三元吧。可别告诉我丈夫,我就自己做主了。&quo;


我还是摇摇头。可这女人以为我只是想压她的价。


于是她叹了口气。&quo;你要是真喜欢,就实实在在说个价。那么,就两元半吧。可别跟另外人讲啊。实在便宜得没法相信了,两元半。&quo;


这时我寻思开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两元半的价格实在便宜。哪儿去找这样的剪刀?于是我打开钱包,把钱放在她手上。


&quo;下次来我可不能答应再给你这个价了。&quo;她说着,笑了。


我弯下腰去挑剪刀。我心里正暗暗为自己讨价还价的手段而得意,忽然钱包从手中滑下,嘭的一声掉在桌子角上了。说时迟,那时快,本来就不结实的桌子一下子翻倒了,哗啦一声,四十把剪刀全掉地上了。


我呆呆地望着它们,所有的鸟嘴剪刀全张了口,所有的不吉利都跑出来了。


&quo;哎!真可怕呀!&quo;我喊道,&quo;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quo;


&quo;没关系,没弄坏。&quo;那女人说着,弯下身子去捡掉在地上的剪刀,可我已经拔腿跑了。


&quo;等一下!等一下!&quo;我听见她在后面叫我,&quo;你的剪刀,你忘了拿了。&quo;


我走得很快,什么也不想,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这时,眼前的一切看上去全一样,但又全不熟悉。我觉得就像在噩梦里,不知自己现在在哪儿,也不知自己要到哪儿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是停下来,某种不祥的东西就会把我抓住。


所以你瞧,我做了一笔坏交易,就像和魔鬼做了一笔交易。为什么?我后来才发现随便哪儿都买得到这种鸟嘴剪刀,甚至价格还更便宜。许多人都在做这种剪刀,不光是在中国。就在前几天我还见到了——在斯坦福大街五号和十号。是的,你想得到吗?当然,我没买。


如果你觉得我这么说有点迷信,那么为什么那天我会把那么多剪刀都弄倒在地上?为什么紧接着就发生了可怕的事呢?


胡兰正在家里等我。一见我回来,她马上跳起来,用手掩住口,然后叫我赶快到医院去。&quo;车祸!&quo;她叫起来,&quo;文福受了重伤,说不定快死了。&quo;


我恐怖地叫了声,&quo;这怎么可能?&quo;然后我们马上出门,等在门口的一辆军车把我们带到医院里。


半路上,胡兰告诉我是怎么回事,&quo;他正在开一辆军用吉普,直奔睡美人山。但一个轮子掉了,吉普翻倒,就把他抛出来了。&quo;


&quo;哎呀,都是我不好,&quo;我喊出来了,&quo;是我造成的。&quo;


&quo;别说傻话了,&quo;胡兰责备我,&quo;怎么会是你造成的呢?&quo;


然后她告诉我,家国已经下了命令,把文福送到一家由中国和外国修女开的法国教会医院去了。胡兰说,本地医院破破烂烂的,挤满了人,只会给你带来更多麻烦。家国真是个好人!


我一走进医院的走廊,就听见了文福的呻吟声和叫喊声。这是一个受折磨的男人,一个已经神志不清的人发出的声音。然后我就看见了他。他的头顶全用绷带包起来了,他的脸肿得发紫。真可怕呀,要是没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文福,我简直就认不出他来。我紧紧盯住他的脸,想找出那熟悉的眼睛、鼻子和下巴。然后我就想,也许他们搞错了,也许这不是我的丈夫。


&quo;文福?&quo;我叫了一声。


&quo;他听不见你说话,&quo;医生说,&quo;他的脑子受了重伤。他们刚把他带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已经昏死过去了。我给他打了一针强心针,他的心跳才恢复。&quo;当然,我谢谢医生救了我丈夫一命。


我再回过头去看文福,轻轻地叫他的名字。突然,一只眼睛开了一下!我连气也喘不过来了,我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他的眼睛中间又黑又大,周围布满了血丝。这只眼睛望出来的眼神很生气,一点也不和善,他整个看上去就像魔鬼一样。


过了几天,在肯定文福还活着后,家国到医院里来说,&quo;雯雯啊,我不得不把坏消息告诉你。&quo;


我不动声色地听了一切,没有哭出来。那天下午,家国告诉我,他可能不得不开除文福,可能还要送他去坐牢。他告诉我,我丈夫没有获得批准,擅自开吉普车。他买通了一个驾驶员,那个人现在正在受罚。他不是因为轮子坏了才翻车的,而是开得太快,差一点撞到一辆迎面过来的卡车上,他一个急转弯,车就翻倒了。然后我又听家国提起了一个姑娘。谁知道这姑娘是怎么坐进他的吉普车的?不管怎么说,那姑娘被压在车底下,当场死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我丈夫在和别的女人鬼混,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第一个。但当时我还不敢相信。或许文福到睡美人山是去看莫愁的墓,或许那姑娘坐进吉普是为了给他带路,或许他只是由于心肠好,因为他看到她很可怜,或许她根本就没和文福在一起,也许她正好站在他出事的山坡上,所以就被压死了。


当然,这些借口都不能使我放下心来,相反,我好像看到文福沿着弯曲的公路在开车,一面吻着一个像花生那样的姑娘。他给她唱歌剧中的片断,两人大笑着,他开上开下,开上开下,就像在云间游泳。


我第二次去看文福的时候,心里还在想着这事。他的脸不像上次那么肿了,他睡着了。我想摇醒他,我想问他,&quo;你干吗要这样?现在你就要坐牢去了,我们全家都要遭殃了。&quo;但我正这么想的时候,他突然呻吟起来了,他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可怕,使我的心都痛起来了。于是我摸摸他的额头,在他还没有机会说声对不起的时候,我就原谅了他。


文福终于醒来了,他显得很烦躁,很虚弱。他对一切都不满:床太硬,伙食太糟,伤口又痛,护士的态度又不好,医生又是慢条斯理的。大家都竭力安慰他。当时我以为不是车祸使他变了,只因为他还在忍受痛苦,所以才变得那么难对付。


可随后他的体力恢复了,而脾气却变得很暴躁。他把食物扔向护士头上,骂她们是***。骂医生全是傻瓜,不应该在一条死狗身上花力气。他把便盆扔到那个把他救活过来的医生身上。他不肯吃药,当四个护士按住他,硬要他吃的时候,没料到他使出全身力气,一拳把一个护士打翻在地,把她的门牙都打掉了。


一天晚上,他伸出手去摸一个护士的Rx房。第二天晚上,她们换了一个老年护士,可他不管,照样去摸她的Rx房。


不久谁也不肯来照顾他了。我觉得真丢人哪。他伤势好起来了,可他的脾气更暴躁了。医生说他还很虚弱,不能出院。他的一只眼睛还看不见。他们把他绑在床上,要我叫自己的丈夫规矩点。


每天我不得不听他的哀求,要我放了他。他要我爬进床去和他一起睡,要我脱掉衣服。当我不愿干这些事时,他就提高嗓门骂我。他骂我和别的飞行员睡觉,他说得那么响,连走廊里的人都听见了。


我竭力保持对他的同情,竭力说服自己,是伤口使他痛得受不了,他才变成这样的。可我心里又暗暗想,文福马上要进监狱了,我已经想好了,一旦不需要再照顾他,就安安静静地过一辈子。


但他没进监狱,家国没给他任何罪名就了结了这个案子。我后来才知道,是胡兰叫他不要这么做的。她后来告诉我,她是为我考虑才这么做的。


&quo;你要是判了丈夫,也等于判了太太。&quo;她说,&quo;我是这么对他说的。&quo;


我说了许多感谢她的话,我告诉她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让她为救我和我的丈夫担了那么多风险。


&quo;我没干什么,家国也没干什么。&quo;她说,&quo;你还是把这事忘了吧。&quo;她口中这么说,可我知道,她心里是决不会忘的。我也决不会忘的,直到现在我还欠她一大笔人情债。


当然,胡兰不知道实际上她都做了什么,不知道她给我的这份好意我是多么遗憾啊。我心里很不好受,可又不得不表示感谢。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生日那天,老阿婶问我院子里的鸡我最喜欢哪一只,我捉了我亲手喂养的那只。当天晚上,老阿婶就把它烧熟了给我吃。


不管怎么说,我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向胡兰表示感谢。我叫我的厨师做了她喜欢吃的菜,按照她喜欢的方式做,把蔬菜蒸得淡而无味。胡兰没说什么,这是正常的,不必理会我的感谢。我吩咐我的佣人把胡兰和家国的房间彻底打扫一下。胡兰没说什么。过了几天,我又给了她不少好布料,告诉她我穿这种颜色不配。


当然,这不是真话,我是特意挑这种布料的,因为它跟我的皮肤很相配。这是一种很漂亮的布料,桃红色的,战争期间很难买到,贵得要命。


&quo;我穿这种料子不好看。&quo;胡兰皱了皱眉头,手指头已经在摸布料了。


&quo;拿去吧,拿去吧,&quo;我说,&quo;我没工夫做针线活,眼下我得照料丈夫。&quo;


于是胡兰也就不再说什么,把布料拿走了。她明明知道我的婚姻有多不幸,还让我用一块漂亮的布料把它遮起来。


我丈夫回家时,我已经专门为他准备了一间房间。他还很虚弱,不能起床,所以我又专门给他雇了一个护士照料他,给他换纱布,喂他吃饭,听他发牢骚。这个姑娘待了一天就走了。第二个护士大概待了两天。最后不得不由我自己来照料他。


家国和胡兰当然每天都来看他,因为他们和我们住同一幢屋子。一天,来了三个飞行员。我把他们带到文福的房间里,他们把他看作英雄一般。他们说,只要文福重上蓝天,中国肯定马上能打赢这场战争,诸如此类的客气话。


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文福再也不能飞上蓝天了,他只有一只眼睛怎么开飞机呢?但飞行员们还是说着这种很慷慨的话,而文福也喜欢听这种话。


他们都是那么好,我邀请他们留下来吃饭,心想文福也会要我这么说的。他总要用这种方式向其他飞行员表示他的慷慨。事实上,文福确实也说了,&quo;留下吧,请留下吧。我太太烧一手好菜。&quo;我想,他大概记起了我在扬州的那会儿做的一千只饺子。飞行员们马上就答应了。于是我就下楼去吩咐厨师上街,买点现杀的鸡肉来。


晚饭后,飞行员们、胡兰、家国和我继续坐在桌边聊天,佣人来清理桌椅。开始我们都比较安静,怕吵醒文福。我还记得我们用严肃的口气谈起了战争,是的,我们相信,只要有更多的物资供应,中国肯定会取得胜利。


一位飞行员说,他听说中国已经和美国订了一个买美制飞机的合同,大概有一千架,从印度运来,足以对付小日本了。另一位说,中国各地正在建飞机制造厂,说不定昆明马上就有一家了。我们全都觉得这是件好事,在中国造飞机才能确保飞机的质量,不会老是出毛病,像老式的俄国飞机,或新式的意大利飞机那样。中国制造的最好,无论是轰炸机还是战斗机,速度飞得很快,而且能全天候飞行。


但我们全知道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是老生常谈。所以过了一会我们就开始回忆我们一路上经过的那些村子,在那些地方发生的种种故事,谈话变得愉快起来。然后我们就唱起歌来。我们轮流唱起人们在喝酒或庆典时唱的那些傻乎乎的乡村小调。


有个飞行员会做假嗓子,听起来跟女的一模一样,于是大家全都唱起一首很傻的小调来,然后又是大笑又是欢唱:&quo;万朵云来,千只鸟,千只鸟来,百滴泪,我两眼望天空,只看见你,我两眼——&quo;


突然,我们听到沉重的脚步声,然后——哇——什么东西摔下来了。我从椅子上跳起来,看见了文福,他头上包着纱布,手中拿着一根拐棍。他的脸色苍白,满是汗水,像个魔鬼似的。他在睡衣外罩了件军用茄克。


&quo;你有病别起来!&quo;我喊道,冲过去想扶他回到床上去,家国和其他飞行员也站起来了。


文福在空中挥舞着他的拐棍。&quo;你怎么能唱这个?&quo;他咆哮着,&quo;我是个有病的男人,你是个健康的女人!我是英雄,你是***!你两眼盯着别的男人!&quo;


我不明白他说些什么。&quo;你做噩梦了吧,&quo;我尽量安慰他,&quo;你在说梦话。回床上去吧。&quo;


&quo;骗子!&quo;他喊道,向前走了几步,用他的拐棍把桌上的剩菜剩饭全打了下来,&quo;都是你的错。你给我跪下,向我磕头,请求我饶了你。跪下!&quo;他用拐棍使劲地敲桌子。


我看看他的脸。他那只好眼睛射出凶光,像醉汉似的。他的脸变得那么难看——我真不明白怎么嫁了这么个男人?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


文福肯定用那只坏眼睛看透了我的心思,因为他马上走到我跟前,打了我一记耳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结结实实打了我一记耳光。我简直喘不过气来。我一点也不感到痛,只觉得无地自容,脸上火辣辣的。大家都看着,可没人敢动。


&quo;跪下!&quo;他又喊了声,举起了拐棍,这时胡兰冲过来,按下了我的肩膀。


&quo;跪下吧,跪下吧。&quo;她嚷着。我不由自主地跪下了。&quo;就听他一回吧,就说声对不起,有什么关系?&quo;


我至今还记得这一幕:所有的男人,还有胡兰——没一个上去劝他。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头触到地板。他们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干,我丈夫命令我说,&quo;对不起,我错了,你是对的,请饶了我吧。&quo;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跪着请求他宽恕时,他们没有反对,没有对文福说,&quo;够了。&quo;


当我磕着头,请求着宽恕,哭着把我的头撞到地上时,我心里在想,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为什么他们全站在那儿,好像真是我的过错似的?


今天我不怪胡兰当初的所作所为。她像其他人一样,吓坏了。但我还是无法忘记她的所作所为,其他人的所作所为——都是错的,是危险的,它助长了文福的气焰,使他更嚣张了。


可今天我要是跟她谈起这段往事,她肯定记不得了,就像她记不得我送她的那块桃红色布料那样。前不久我们去了一趟面料市场,我说&quo;嗨,这不是很像我在中国送你的那块布料吗?&quo;


&quo;什么布料?&quo;她问。


&quo;那块布料呀!就是那块呀!桃红色的,缀有红花的。&quo;我提醒她,&quo;我把它送了你,因为你劝家国不要送文福去坐牢。你明白他于了什么,他的吉普压死了那个姑娘。你用那块布料做了件衬衫。停战的那天你都高兴得疯了似的,——想起来了吗?——你跳上跳下地把那件衣服给撕破了。&quo;


&quo;哦,那块布料呀,&quo;她终于想起来了,&quo;那可不是你给的,是我自己买的。老城有家布料店快倒闭了,我就从一个站在桌边的姑娘手里买了这块料子。对了,我现在还记得呢。她出了很高的价,我硬是把价杀下来了。&quo;


所以你瞧,跟海伦这种记性差的人有什么好吵的?她心目中认为真的只存在于她脑子里那一小块糊涂的地方,她只愿意相信所有的好事。


有时我真羡慕她。有时我真但愿从没给过她那块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