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作者:何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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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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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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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372字

小说天


西南联大有几位外籍教授,我入学时,外文系的燕卜荪(empson)教授(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刚刚离去,但温德(winer)教授一直留校任教。原先温德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专业是研究十六七世纪的欧洲文学,闻先生回国后把他介绍清华来教书。我上过温德先生的当代文学批评,因为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课,所以他时常和我们闲谈。记得一次他说,古往今来真正达到纯粹的美的境界的,只有雪莱、济慈和肖邦三个人,其余的都不够。肖邦三十七岁死了,雪莱三十二岁死了,济慈二十六岁就死了,都非常年轻。济慈的epiaph(墓志铭)是他死以前为自己写的,非常有名,即:“hereliesonewhosenamewaswriinwa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我们知道这句话,可是不理解它的意思什么叫“名字写在水上?”温德说,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就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名字被冲没了,人生一世就是这样,正像中国古诗里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可是济慈要把名字写在水上,这就更彻底,一边写一边消失,不必待到海水来冲没。我听了以后非常感慨,觉得他对人生的领悟达到如此境界真是彻底,后来我也喜欢读济慈的诗,如他有名的商籁(so


es)brighsar和whenihavefears。


温德教授的后半生完全在中国度过,后来在北大一直活到一百零一岁,1986年才去世。温德先生称得上是个oldchinahand(中国通)。有一次他到云南西部旅行,途中遇到土匪,急中生智操起一口国骂,土匪一下被唬住了,不知他什么来头,加上他的个子高大,土匪竟被吓跑了。还有一件事情,抗战的时候沿海的人往内地跑,上海的工人到了后方用竹篾片盖起二层小楼,表面上抹一层洋灰,看上去和洋房一样,非常巧妙。温德把他看到的这些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我们都觉得好笑,可见他对中国的事情非常了解。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开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单上有三十八个人,记得温德指着傅斯年的名字说:“anoherguomindang(又是一个国民党)。”傅斯年没有加入国民党,但实际上是站在国民党的一面,温德对这些政治上的事情都门清。


噶邦福(jjgapanovich)教授是白俄,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那是当时俄国最好的大学,他的老师rosovzeff(罗斯托夫采夫)是世界古代史的权威,十月革命以后去了美国,任威斯康星大学古代史教授。第一次欧战的时候,噶邦福被征当过兵,十月革命后到远东的海参崴大学任教,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在政治被认为有问题,不过他没讲过。后来他到了中国,1930年左右就在清华教西洋古代史、俄国史,还讲过欧洲海外殖民和战争史。噶邦福先生不会说中文,全部用英文教课,而且他讲的是希腊、罗马的历史,很偏僻,只有七八个人上课,我想学点专业英文,所以就选了他的课。噶邦福先生喜欢谈天,下了课我也常问他一些问题,但主要目的不在希腊、罗马,还是想学英文。


噶邦福先生对历史理论非常感兴趣,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往往有一个缺点,或者说是一个优点,总能把一个小问题钻得很深,许多人因此而成名。但历史毕竟整体上是宏观的,上下几千年,东西几万里,如果不能放眼整个世界历史的大局而只盯着某一点,恐怕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历史。比如研究清史的最喜欢谈清初三大疑案,皇太后是不是下嫁给了多尔衮,顺治是不是出家了,雍正是不是窜改了遗诏。当然你也可以研究,历史毕竟包括这些具体的事实,但这些历史事实的背后总该有个理论的总结。历史到底是什么?究竟有没有规律?如果有,会是个什么样的规律?我们该怎么认识它?这些都是很根本的问题,最终总得有人对历史的总体有一个说法。


噶邦福先生对历史理论感兴趣,曾用英文写过一本hesynheicalmehodofhisory(《历史学的综合方法》),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借给我看,有些见解是足以启人深思的,不过此书不太流行,很少有人提到。比如他谈到,人生有两个方面,有衣食住行物质方面的生活,也有吃喝之外的感情、思想等等精神方面的生活,两者有时很难调协。有人只知道捞钱享受,但也有的人过分地追求精神生活,比如宗教信徒,或者某些热心的理论家、哲学家。他说,文化似乎也是这样,有的民族文化偏重精神方面,有的偏重物质方面。比如古希腊人就追求现实,所以他们注重肉体方面的生活,追求美、美食,追求爱情、荣誉、地位,到了中世纪就偏重于精神方面,要做宗教的圣徒,做灵魂圣洁的人。可是到了近代,这种追求又行不通了,于是又转回来追求物质享受,飞机越快越好,汽车越漂亮越好,追求了几百年。噶邦福先生介绍旧俄学者sorokin(索罗金)教授的论点,认为现代西方过分地追求物质了,这种文明是sensaional(物质的,享受的)的文明,可能会出现一个反拨,再又该回到追求精神世界的文化去了,回到ideaional(观念化的,精神的)的文明。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他的这个说法来解释世界历史,不过当时觉得挺新颖的。


噶邦福先生喜欢聊天,偶尔也给我们讲讲旧俄时期的笑话,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他说旧俄的时候毕业生最好的出路是做神职人员,不过要经过一番争取才能得到“神性”,并不太容易。有两个学生毕业找工作,其中有一个成了神职人员,另一个没有当成。他们向老师汇报以后,老师就对第一个人说:“我祝贺你获得了你的神性。”第二个学生一副恼丧的样子,老师转过身来对他说:“我也祝贺你,祝贺你还没有丧失你的人性。”十月革命以后的事,噶邦福先生很少谈起,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时候我曾问他俄国的情形可能会怎么样,他说:“和中国人一样,俄国人是极其爱国的。所以俄国一定会胜利,中国也一定会胜利。”


1950年我到清华看过他,他正准备要走,说:“我就像是离过婚的,离过了,就不再复婚了。”他是白俄,所谓“白”是相对“赤”而言的,不认同苏联政权跑到国外去的就叫“白俄”。不过白俄在学术、艺术、文学方面出了很多非常杰出的人才,例如20世纪最有名的音乐家之一sravinsky(斯特拉文斯基),后来在美国,赫鲁晓夫时期还回过苏联。噶邦福先生有一个女儿叫噶维达,在昆明的时候才五六岁,挺活泼的一个小女孩,中国话说得非常好,还会用中文骂人。1988年,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昆明有个活动,噶师母和女儿都来了,噶维达女士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中文,但噶邦福先生已经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