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3

作者: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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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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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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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7458字

小说天



最后,我要讨论顾颌刚先生的《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史学年报》四,页一三——四六)的考据方法。此文的一部分,我在上节已讨论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用《吕氏春秋》引书的“例”来证明吕不韦著书时《老子》还不曾成书。


顾先生此文的主要论证是这样的:


第一,《吕氏春秋》所引的书是不惮举出它的名目的。所以书中引的《诗》和《书》甚多,《易》也有,《孝经》也有,《商箴》《周箴》也有,皆列举其书名。又神农、黄帝的话,孔子、墨子的话,……亦皆列举其人名。”这是顾先生说的《吕书》“引书例”。


第二,然而“《吕氏春秋》的作者用了《老子》的文词和大义这等多,简直把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进去了,但始终不曾吐出这是取材于《老子》的。”


因此顾先生下了一个假设:“在《吕氏春秋》著作的时代,还没有个本《老子》存在。”


我对于顾先生的这种考据方法,不能不表示很深的怀疑。我现在把我的怀疑写出来供他考虑。


第一,替古人的著作做“凡例”,那是很危险的事业,我想是劳而无功的工作。古人引书,因为没有印本书,没有现代人检查的便利;又因为没有后世学者谨严的训练,错落几个字不算什么大罪过,不举出书名和作者也不算什么大罪过,所以没有什么引书的律例可说。如孟子引孔子的话,其与《论语》可以相对勘的几条之中,有绝对道严不异一字的(如卷三,“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有稍稍不同的(如卷五“大哉尧之为君”一章),有自由更动了的(如卷五“君幕听于家宰”一章,又卷六‘阳货欲见孔子”一章,又卷十四“孔子在陈”一章),也有明明记忆错误的(如卷三“夫子圣矣乎”一段,对话的m论语》作公西华,《孟子》作子贡,文字也稍不同。又如卷〔‘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桃剧作孔子告樊迟的话,而《孟子》作曾子说的话人我们若论作孟子引书凡例,将从何处作起?


即以《吕氏春秋》引用《孝经》的两处来看,就有绝对不同的义例:


一、《察微》篇(卷十六)


雅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宁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以孝经储焕章》)


二、《孝行览》(卷十四)


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故其亲不敢慢人。爱散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孝经·天于章》)


前者明举“样经》日”,而后者不明说是引《孝经》,《吕氏春秋》的“引书例”究竟在哪里?


第二,顾先生说《吕氏春秋》“简直把储子》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进去了”,这是骇人听闻的控诉!我也曾熟读五千言,但我读《吕氏春秋》时,从不感觉“到处碰见”储子》。所以我们不能不检查顾先生引用的材料是不是真赃实据。


顾先生引了五十三条《吕氏春秋》,其中共分几等:


(甲)他认为与《老子》书“同”的,十五条。


(乙)他认为与《老子》书“义合”的或“意义差同”的,三十五条。


(丙)他认为与《老子》书“甚相似”的,二条。


(丁)他认为与《老子》书“相近”的,一条。


最可怪的是那绝大多数的乙项“义合”三十五条。“义合”只是意义相合,或相近。试举几个例;一艄老》)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四八)


(《吕》)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精谕》)


二、(《老》)不自见故明(二二)。自见者不明。(二四)


(《吕》)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以任数》)


三、(《老》)重为轻根。……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


(二六)


以《吕》)以重使轻,从。以《慎势》)


这种断章取义的办法,在一部一百六十篇的大著作里,挑出这种零碎句子,指出某句与某书“义合”,已经是犯了“有意周内”的毛病了。如第三例,原文为放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灭。以重使轻,从;以轻便重,凶o试读全第(《棋势》篇),乃是说,“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其势不厌尊,其实不厌多。”国愈大,势愈尊,实力愈多,然后成大业愈易。所以胜费小国不如邹鲁,邹各不如宋郑,来郑不如齐楚。“所用弥大,所欲弥易。”此篇的根本观念,和《老子》书中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可说是绝对相反。顾先生岂不能明白此篇的用意?不幸他被成见所蔽,不顾全篇的“义反”,只寻求五个字的“义合”,所以成了“断章取义”了!他若平心细读全篇,就可以知道“以重使轻,从”一句和《老子》的“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一章决无一点“义合”之处了。


其他三十多条‘又合”,绝大多数是这样的断章取义,强力牵合。用这种牵合之法,在那一百六十篇的《吕氏春秋》之内,我们无论要牵合何人何书,都可以寻出五六十条“义合”的句子。因为《吕氏春秋》本是一部集合各派思想的杂家之言。无论是庄子,苟子,墨子,慎到,韩非(是的,甚至于韩非!)都可以在这里面寻求“义合”之句。即如上文所举第一例的两句话,上句“至言去言”何妨说是“义合”于批语》的“予欲无言”一章?下句“至为无为”何妨说是“义合”于优语》的“无为而治”一章?


所以我说,“义合”的三十多条,都不够证明什么,都不够用作证据。至多只可说有几条的单辞只字近于今本《老子》而已。


再看看顾先生所谓“同”或“甚相似”的十几条。这里有三条确可以说是“同”于《老子》的。这三条是:


四、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吕·乐成》篇)


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四一章)


五、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稻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吕·制乐》篇)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老》五八章)


六、故曰,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确而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以吕·君守》篇)


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其推之弥疏,其求之弥强者失之弥远。(《吕·论人》篇)


不出于户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已身者平?(《吕·先己》篇)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确,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老》四七章)


除了这三条之外,没有一条可说是“同”于《老子》的了。试再举几条顾先生所谓“同”于《老子》的例子来看看:


七、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吕·大乐》篇)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日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信,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敢,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民是为憾恍·,…代老件四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遭,强为之名日大。(《老》二五章)八、天地大矣,生而弟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吕·贵公》篇)全平万物而不宰,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由始。以吕·审分》篇)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件二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待,长而不率。(《老》十章)


大道把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代老》三四章)九、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平?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吕·贵生》篇)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十三章)(适按,《老子》此章以有身为大患,以无身为无患,与《贵生》篇义正相反。但《吕》书怀侵》篇也曾说:“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必须有此一转语,《吕》书之意方可明了。)


这几条至多只可以说是每条有几个字眼颇像今本《老子》罢了。此外的十多条,是这样的单辞只字的近似,绝无一条可说是“同”于《老子》,或“甚相似”。如《行论》篇说:


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路之,必高举之。”其此之谓乎?


顾先生说,“这两句诗实在和《老子》三十六章太吻合了。”《老子》三十六章说:


将欲激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因兴之。将欲夺(《韩非·喻老》篇作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两段文字中的动词,没有一个相同的,我们可以说是“吻合”吗?《吕》书明明引“诗曰”,高诱注也只说是“逸诗”,这本不成问题。颌刚说,若认为取自《老子》,那是犯了以后证前的成见。以史学年报》四,页二三)


这是颌刚自己作茧自缚。从高诱以来,本无人‘认为取自《老子y’的。


又如《吕氏春秋·任数》篇引申不害批评韩昭候的话:


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


这是当时论虚君政治的普通主张,教人主不要信任一己的小聪明。此篇的前一篇以君守》)也有同样的语句:


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


若以《吕》书引申不害为可信,我们至多可以说:《君守》篇的一段是用《任数》篇申不害的话,而稍稍变动其文字,引伸其意义。然而颌刚说:


这一个腔调与《老子计二章所云“五色令人目育,五音令人耳聋,五昧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c发狂”甚相似。


这几段文字哪有一点相似?难道党老子冲中有了目盲耳聋,别人就不会再说目盲耳聋了吗?说了目盲耳聋,就成了《老子》腔调了吗?


这样看来,额则说的《老子》五千言有三分之二被吸收在《吕氏春秋》里,是不能成立的。依我的检查,《吕氏春秋》的语句只有三条可算是与《老子师相同的(“大器晚成”条,“祸兮福之所倚”条太君守》篇“不出户而知天下”条);此外那四十多条,至多不过有一两个字眼的相同,都没有用作证据的价值。


第三,我们要问:《吕氏春秋》里有这三条与《老子》很相同的文字,还偶有一些很像套用《老子》字眼的语句,但都没有明说是引用《老子》——从这一点上,我们能得到何种结论吗?


我的答案是:


(一)《吕氏春秋》既没有什么“引书例”,那三条与今本《老子》很相合的文字,又都是有韵之文,又都有排比的节奏,最容易记忆,著书的人随笔引用记忆的句子,不列举出处,这一点本不足引起什么疑问,至少不够引我们到“那时还没有今本《老子》的结论。因为我们必须先证明“那时确没有今本《老子》”,然后可以证明“《吕氏春秋》中的那三段文字确不是引用《老子》”。不然,那就又成了“丐辞”了。


(二)至于那些偶有二句半句或一两个字眼近似《老子》的文字,更不够证明什么了。颌刚自己也曾指出《淮南子》的《原道训》“把《老子》的文辞,成语,和主义融化在作者自己的文章之中,而不一称‘老子曰’。然而他写到后来,吐出一句‘故老胭之言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以史学年报》四,页十六),颌刚何不试想,假使《原道》一篇的前段每用一句《老子》都得加“老子曰”,那还成文章吗?我们试举上文所引《吕氏春秋》的第八例来看看: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


假定这种里面真是套了《老子》的‘上而不有,为而不待”,请问:如果此文的作者要想标明来历,他应该如何标明?他有什么法子可以这样标明?颌刚所举的五十条例子,所谓“同”,所谓“谈合”,所谓“甚相似”,至多不过是这样把《老科的单辞只字“融化在作者自己的文章之中”,在行文的需要上,决没有逐字逐句标明“老于日”的道理,也决没有逐字逐句标明来历的方法。所以我说,这些例子都不够证明什么。如果他们能证明什么,至多只能够暗示他们会用了《老子》的单辞只字,或套用了《老子》的腔调而已。李俊佳句往往似阴理,他虽不明说阴镇,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证明阴罂生在李白之后。


顾先生此文的后半,泛论战国后期的思想史,他的方法完全是先构成一乍‘时代意识”,然后用这“时代意识”来证明《老子》的晚出。这种方法的危险,我在前面第(三)(四)两节已讨论过了。


八八我已说过,我不反对把《老子》移后,也不反对其他怀疑《老子》之说。但我总觉得这些怀疑的学者都不曾举出充分的证据。我这篇文字只是讨论他们的证据的价值,并且评论他们的方法的危险性。中古基督教会的神学者,每立一论,必须另请一人提出驳论,要使所立之论因反驳而更完备。这个反驳的人就p4做一魔的辩护士”(advocausdiahai)。我今天的责任就是要给我所最敬爱的几个学者做一个“魔的辩护士”。魔高一尺,希望道高一文。我攻击他们的方法,是希望他们的方法更精密;我批评他们的证据,是希望他们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


至于我自己对刊老子产代问题的主张,我今天不能细说了。我只能说:我至今还不曾寻得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有必须移到战国或战国后期的充分证据。在寻得这种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延长侦查的时期,展缓判决的日子。


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ofjudgel


)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


一九三三年元旦改稿附录一:与钱穆先生论《老子们题书(胡。)宾四先生:


去年读先生的《向欧父子年谱》,十分佩服。今年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读先生的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我觉得远不如《向欲谱》的谨严。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我想略贡献一点意见,请先生指教。


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之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之哲学已到很“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试即先生所举各例,略说一二事。如云:


“说卦”“帝出于震”之说,……其思想之规模,条理,及组织,盛大精密,皆则老子》,故谓其书出《老子》后,赖老子》语也。以下推断率仿此。


然先生已明明承认“大宗师”已有道先天地而生的主张了。‘妨此推断”月不可说‘真书出《老子》后,袭《老子》语也”呢?


又如先生说:


以思想发展之进程言,则孔墨当在前,老庄当在后。否则老已先发道为帝先之论,孔墨不应重为天命矢志之说。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依此推断,老庄出世之后,便不应有人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了吗?难道二千年中之天命天志之说,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应该排在老庄以前吗?


这样的推断,何异于说“几千年来,人皆说老在庄前,钱穆先生不应说老在庄后,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先生对于古代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颇多牵强之论。如天命与天志当分别而论。天志是墨教的信条,故墨家非命;命是自然主义的说法,与尊天明鬼的宗教不能并存。(后世始有“司令’之说,把“命”也做了天鬼可支配的东西。)


当时思想的分野:老子倡出道为天地先之论,建立自然的宇宙观,动摇一切传统的宗教信仰,故当列为左派。孔子是左倾的中派,一面信“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无为的宇宙论,又主‘有疑”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皆是左倾的表示;一面又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则仍是中派。孔孟的“天”与“命”,皆近于自然主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皆近于老庄。此孔孟老庄所同,而尊天事鬼的宗教所不容。墨家起来拥护那已动摇的民间宗教,稍稍加以刷新,输入一点新的意义,以天志为兼爱,明天皇为实有,而对于左派中派所共信的命定论极力攻击。这是极右的一派。


思想的线索必不可离开思想的分野。凡后世的思想线索的交互错综,都由于这左、中、右,三线的互为影响。苟卿号称儒家,而其《无论》乃是最健全的自然主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其《大宗师》一篇已是纯粹宗教家的哀音,已走到极右的路上去了。


《老子》书中论“道”,尚有“各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的话,是其书早出最强有力之证。这明明说他初得着这个伟大的见解,而没有相当的名字,只好勉强叫他做一种历程,——道——或形容地叫做“大”。


这个观念本不易得多数人的了解,故直到战国晚期才成为思想界一部分人的中心见解。但到此时期,——如《庄子》书中,——这种见解已成为一个武断的原则,不是那“强为之名”的假设了。


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请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


匆匆草此,深盼指教。


胡适二十三十七


附录二:致冯友兰先生书(胡适)芝生吾兄:


承你寄赠忡国哲学史讲义,多讲多讲。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


今日仍见一点,不敢不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对的作品,自有见地;然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第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此通则有何根据?当孔子生三岁时,叔孙豹已有三不朽之论,其中“立言”已为三不朽之一了。他并且明说“鲁有先大夫回臧文仲,既没,其言立。”(适按,文件死在文公十年〔六一七〕。叔孙豹说此话在襄公二十四年〔五四九〕。《释文风:今俗本皆作“其言立于世”。检元熙以前本,则无“于世”二字。)难道其时的立言者都是口说传授吗?孔子自己所引,如周任之类,难道都是口说而已?至于邓析之书,虽不是今之传本,岂非私人所作?故我以为这一说殊不足用作根据。


第二,“《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巩说更不能成立。岂一切非问答体之书,皆应在《孟子》之后吗?《孟子》以前的《墨子》等书岂皆是后人假托的?况且“非问答体之书应在问答体之书之后”一个通则又有什么根据?以我所知,则世界文学史上均无此通则。《老子》之书韵语居多,若依韵语出现于散文之前一个世界通则言之,则《老子》正应在《论语》之前。《论语·擅引一类鲁国文学始开纯粹散文的风气,故可说纯散文起于鲁文学,可也;说其前不应有《老子》式的过渡文体,则不可也。


第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条更不可解。什么样子的文字才是简明之“经”体?是不是格言式的文体?孔子自己的话是不是往往如此?翻开《论语》一看,其问答之外,是否章章如此?。“巧言,令色,鲜矣仁”“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行夏之时,乘殷之格,服周之冕”……这是不是“简明之‘经’体户怀疑《老科,我不敢反对;但你所举的三项,无一能使我心服,故不敢不为它一辩。推翻一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较有根据的理由。


任公先生所举证据,张始苏兄曾有驳文,今不复能记忆了。今就我自己所能见到之处,略说于此。任公共举六项:


一矛l子十三代孙能同老子的八代孙同时。此一点任公自己对我说,他梁家便有此事,放他是大房,与最小房的人相差五六辈。我自己也是大房,我们族里的排行是“天德锡份祥,洪恩育善良”十字,我是“洪”字辈,少时常同“天”字辈人同时;今日我的一支已有“善’字辈了,而别的一支还只到“祥”字辈。这是假定《史记》所记世系可信。何况此两个世系都大可疑呢?


二、孔子何以不称道老子?我已指出《论语》“以德报怨”一章是批评老子。此外“无为而治”之说也似是老子的影响。


三曾子问》记老子的话与《老子》五千言精神相反。这是绝不了解老子的话。老子主张不争,主张柔道,正是拘谨的人。


四、《史记》的神话本可不论,我们本不根据《史记》。


五、老子有许多话太激烈了,不像春秋时人说的。试问邓析是不是春秋时人?做那《伐植朋硕鼠》的诗人又是什么时代人?


六、老子所用‘猴王”“王公”“王侯”“万乘之君”“取天下”等字样,不是春秋时人所有。他不记得《易经》了吗?“蛊”上九有“不事王侯”。“坎’努辞有“王公设险”,“离”象辞有“离三公也”。孔子可以说“千乘之国”,而不许老子说“万乘之君”,岂不奇怪?至于“偏将军”等官名,也不足据。《汉书·郊把志》不说“社主,故周之右将军’鸠?


以上所说,不过略举一二事,说明我此时还不曾看见有把《老子》挪后的充分理由。


至于你说,道家后起,故能采各家之长。此言甚是。但“道家”乃是秦以后的名词,司马谈所指乃是那集众家之长的道家。老子、庄子的时代并无人称他们为道家。故此言虽是,却不足推翻《老子》之早出。


以上所写,匆匆达意而已,不能详尽,甚望指正。


近日写忡古哲学史》,已有一部分脱稿,拟先付油印,分送朋友指正。写印成时,当寄一份请教。


胡适十九·三·二十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