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2

作者: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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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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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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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27574字

小说x四


隋、唐时代,一面还是大门第,一面还是寺庙里的高僧们,来作知识界最高代表。汉、唐虽同样是统一昌明的大时代,但唐代知识分子的气魄意境,却显然与西汉不同。西汉知识分子从农村中来,孤寒拔起。唐代则从门第中来,都带有贵族气分。他们的家族,在政治上,社会上,远的从东汉以上,竟可推溯到五六百年,近的也百年前后,大体上联绵不绝,各有有名的家史家谱,各有绵延不绝的簪缨与绂冕与爵位光荣。而且这些地位,并不凭借政府所给的特权,如古代封建贵族般,依法世袭。他们则由各自家门的礼教,子弟的修养,每一代在政治上,社会上,学术上,文艺上,人格操守上,事业功绩上,依其自身表现而继续获得此光荣。当然也有许多特殊凭借,但在他们,总觉得这不是外在的身份,而确系内在的熏陶。因此门第的自傲,有时可以更胜过古代的贵族。皇帝的家庭,就这一点论,是远逊于许多门第的。单凭这一点门第的自尊心,使唐代知识分子远与西汉相异,亦复与东汉以下不同。


东汉名士,借社会交际朋辈名誉来与朝廷爵禄抗衡。魏、晋以下,借政权转移来巩固自身门第的地位。当时门第内心,还不免时时感到自愧。现在是门第的传袭久了,自尊掩盖过了自愧,而且门第与门第间的相互推尊,比东汉名士的孤寒地位更坚实了。不仅门第自身感到如此,即在王室亦有同感。那时王室对门第转抱有一种自卑心,即在英伟超卓的唐太宗,也还不能免。他屡次和别人斤斤计较当时社会上所定门阀高下之不平。他又曾屡议封建。有一次,正式令诸功臣世袭刺史,经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以大义驳正而止。这不仅是唐太宗的慕古好名,实在唐太宗内心,正也感到门第有其外在客观之尊严。他直觉上感到,李家并不是独出群阀的一家,因此遂屡想到封建。我们也可说,在当时,只有经过了一番封建制度之正名定义,才可使李家皇室,再确然高出于举世尊视的那群大门第之上。这形势自然与汉高祖不同。


汉高祖在平民社会中崛起为皇帝,当时争说他是膺受天命,他也自居为天命所锺了。唐代则在门阀社会中兴起,因此只想把门阀势力稍稍就他的政权系统来加以调整。而当时诸功臣也非虚为谦抑。长孙无忌的论据,正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说政治大原则在求贤共治,纵使我们一时立了功,我们子孙不必皆贤,赏了他们,害了百姓。百姓何罪?若他们还以不称职获咎,岂非自招诛戮?这是何等开明的意见!我们纵可说门第是当时变相的新封建,却不能说那时门第中人全抱封建意识。即在春秋时,那些名卿贤大夫,如上所举,也早就不能说他们只有封建意识了。因此东汉以下的新兴门第,常对政治抱消极固闭的态度。而唐代门第,则对政治转抱积极合作的态度。他们并不感到政府将会削弱门第,他们宁愿翼戴政府,拥护政府,天下清平,门第亦同享安泰之乐。这是一种大气度,这正因当时的门第,乃从社会酝酿来,不是由政治培植来。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反而常抱一种领先的姿态。他们常觉得,他们是在扶翼政府,不是在仰赖政府。


因此,西汉政治是淳朴的,循谨的,最好表现在于地方行政与下级于部。而唐代政治,则是恢宏的,阔大的,最好表现在于中央与上级大僚。唐代知识分子,在其门第的耳濡目染中,早已谙习世故,练达政事。所以一出来担当大事,都是有气有才,能实干像西汉,而局度恢伟则远胜。西汉只多贤良的地方长官,没有像样的大宰相与高级大僚,这一层比不上唐代。唐代知识分子,好发大议论,好作大计划,好摆大场面,好有大组织。汉人厚,唐人大。汉人土,唐人阔。那是他们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气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会上的表现也不同。


但唐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更大贡献,还不在政治,而转更在宗教上。要考察衡量唐代的知识分子,还应该着眼到一辈佛门弟子。人人尽知如玄奖,可不提。更要的是天台、禅、华严三宗。我们尽可说,他们已创造完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下的新佛教。尤其自六祖慧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上,在意态上,实可算得是一番显明的宗教革命。“我若遇如来,一棒打死,与狗子吃”,那是何等话!在后代被目为狂禅,在当时非有绝大理解,绝大胆量,不敢出此语。魏、晋以下的中国佛教徒,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其内心实在并不是没有一番宗教的热忱。但难能可贵者,在其宗教热忱中,仍不丧失其清明之理智。而二者间又能调和得当,并行不背。若细细分说,六朝僧徒,热忱尤胜过理智。隋、唐则理智更胜过热忱。但若在其理智背后没有那一番热忱,也说不出“打死如来给狗子吃”。


我们若一读西方宗教史,尤其马丁路德宗教革命以下一段不容忍的长期大流血,回头来看中国,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宗教大革命,只在寂天寞地清天宁地中轻松滑溜地进行,那是何等伟大的成绩!中国知识界,精神气魄最活跃的时代,第一自推战国诸子,第二便该轮到唐代禅门诸祖师。那是中国知识分子之又一新典型,值得后代仔细研摩,竭诚崇敬。直到宋代人还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这是不错的。唐代第一流豪杰,全走进禅寺中去了。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贡献,较之同时门第在俗中人,在政治文艺诸方面的成绩,深刻伟大得多。我们若细籀禅门诸祖师的言论风采,讲堂故事,我们可以说他们实在当得起豪杰二字。唐代知识分子,全带有豪杰气。


若我们真了解佛学在唐代的风声力量,再回头看韩愈,他自比孟子,昌言辟佛,也实在真够得儒门一豪杰。那些都该在其精神气魄上来衡量,来领略。战国学者有豪杰气,三国有豪杰气,那些都是乱世豪杰,唐代则是盛世之豪杰。盛世豪杰难认,而隐藏在深山和尚寺里的豪杰更难认。慧能、马祖之类,真都是不世豪杰。没有他们,下半部中国史必然走样。那些人都有决定历史的力量,而自己却躲藏在山门里。


下半段的唐朝,在门第与禅寺之外,进士得势了。唐初门第人物,一面反对封建,一面却推行公开考试制度。谁都知道,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门第护符,但在门第得势时却废弃了。有人说,唐太宗曾有“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之语,那是后代想当然之言,既不了解中国传统政治精神,又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文观点。拈上一句两句莫须有之话,来谈上下古今,概括历史,则真历史只有束之高阁。


进士制度在政治史上,是政权的开放,门第势力退让,引起了许多新的知识分子加进政府。那些人并不出身门第,他们事先并不了解政治,也未经传统人文深细陶冶。又不像两汉书生,在农村中过半耕半读的淳朴生活。他们又多未受国家官立学校正式教育。有些则在和尚寺寄食,准备应考。王播的饭后钟,只是其中之一例而已。


当时考试项目,又侧重诗赋浮华,最要的是读一部《文选》,所以说:“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熟,秀才足。”考试制度许多手续,又折损了应考人的自尊心。他们事先要呈验履历,查勘身份。临考自备脂烛水炭,朝铺餐器,肩荷手携,听候点名,挤进芦棚,草席铺地,种种手续,免不了衙门吏胥之轻慢。他们还得奔走达官贵人之门,求取声誉。一旦名列金榜,便觉富贵在望,又不免大开宴会,招妓侑酒,欢呼若狂。如此人才,待他掌握政权,他仍只记得“灞桥风雪在驴子背上寻觅诗句”的旧习采,那已算是好进士。所以进士轻薄,成为晚唐社会及政治上一大恶态。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这一风气,直传下来,实在是引起了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科举制度,就政治制度论,未可厚非,但流弊所至,实是大堪诟病。在唐代,不断有人反对此制度,不断有人策划改变。但大体论,此一制度总在求开放政权,选拔贤才。一时改不了,而唐代政府,则在这一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北宋开始,门第已不存在,和尚寺也衰落了,搜罗不到人才。禅宗的新宗教,不啻叫人回头,由真返俗。而进士轻薄,终于担当不了天下大事。在这情形下,须待北宋知识分子再来打开新风气,寻觅新生命。书院讲学,由此酝酿。他们要把和尚寺里的宗教精神,正式转移到现实社会。要把清净寂灭究竟涅槃的最高出世观念,正式转变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传统人文中心的旧理想。唐代禅宗诸祖师,只在佛教教理方面翻一身,先为宋人开路。至于正式离开和尚寺,回头再走进政治社会现实人生的圈子,而仍须不放弃那一段对大群关切的宗教热忱,又须在理论上彻底破坏他们的,建立我们的,拔赵帜,立汉赤帜,那是宋儒当前第一工作。那是一番够艰巨,够深细的工作呀!


其次,他们要把社会自由教育来代替南北朝、隋、唐的门第教育,一面又督促政府公家来兴办学校。一时各地书院学校风起云涌。但重要的不在经费之筹措,房舍之兴建,书籍之置备。而更要的是师资,须在人格上作榜样,风度上作熏陶,学术思想上作具体的领导。这样,则公立学校到底不如书院,私人讲学遂变成宋代一大运动。那些私人,不能凭借政府,免得受牵制而官僚化。社会上又没有大贵族大门第大资力之援助,他们又要脱化宗教形式,不像寺庙僧侣,可以一呼而集,上得政府下获社会群众之合力撑持。他们着眼在文化上,对上面总带有反政府的姿态,对下面又走了反宗教的道路,置身夹缝里,这又是一件绝大艰苦事。


当时考试制度继续存在,而且在继续发展,一辈知识分子,还是一心一意学诗赋,博官禄。清高的鄙弃那些,则仍想走进和尚寺去寻求究竟人生。宋儒八方为敌,要在政治的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开这一时代新风气的标准人物。他们总想运用新政治来完成新宗教,这显然是战国儒家精神之复活。


但社会背景逼得他们有一些像东汉,他们依仗的是书生们的社交团体,要把社会名教高驾在朝廷官爵之上。又使他们有一些像魏、晋以下的和尚们,皇帝也该学道修德,因此皇帝也该做我们的学生。臣对君有敬礼,学生对先生亦有敬礼。王荆公、程伊川做经筵讲官,都曾为此力争,要皇帝正式低头来尊师重道。他们推敬西汉的淳朴,却看不起西汉人的自卑态度。他们也不肯像西汉般把孔子来神化。他们要高自位置,超越在皇帝政府政治权位之上,但他们没有门第凭借,又不肯采取佛教出世态度,尔为尔,我为我,严格与政治割席分疆。在他们则只想把人文中心的“道理”二字来说服上下。西汉淳朴,东汉清高,唐人阔达,而宋人则成其为严肃。他们的过分严肃处,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缘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毕竟有他们的精神,此后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毕竟端赖此种精神来支撑。


中国列朝尚士之风,最著者,前有东汉,继为北宋。光武帝以太学生复兴汉业,一时同学多相从开国。北宋则承五代后,君臣跋扈,宋太祖亦以一军人黄袍加身。及登天子位,即罢免军权,而竭意提倡尊士之风。但东汉与北宋之士风,均不看重尊王大义。东汉则有党锢之狱,而北宋则庆历熙宁两度新政,皆遭群士反对,造成混乱局面,以至亡国。周濂溪乃参酌佛教提倡新儒学,以寻孔颜乐处,教导二程兄弟。孔子告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而濂溪所谓之孔颜乐处,则惟在其舍之则藏一面。及后二程乃以书院讲学不务仕进。即张横渠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此作号召。然其所谓往圣之绝学,亦主退隐在野,不主贵达在朝。南宋朱子继之,亦以一延平县丞退隐求寺禄以在野进修为重,年老始出仕,终亦与伊川同以伪学受朝廷之禁锢。但其学风乃得大用于元代。明兴,废宰相,方孝孺受十族之诛,一时士风亦群趋在野,志不在朝。阳明以犯法朝廷远贬龙场驿,得悟传道。其弟子王龙溪、王心斋,二王之学,不考试,不进仕,在野讲学,可为其代表。顾、高东林讲学,以士人不应置身政事外,力斥其弊。然明代亦以东林之党祸而亡。明遗民在清初为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李二曲之徒,可谓维系吾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于亡国之余,其功至今而不绝。亦可谓吾中华民族之命脉,孔子振之于其前,濂溪承之于其后。孔子主进退用藏,执两用中。而濂溪则退藏乃其常,进用转为其变。此则中国两千五百年以来,士风一趋势之大体可指者。


蒙古的狂风暴雨卷进中国,书生的道理和他们讲不通,对付文化浅演民族,还得靠宗教。佛教复兴之外,在北方又新兴一种新道教即全真教。由于邱长春们七真人的掩护,救了北方中国的万千生命,亦绵延了传统文化之一脉生机。当时儒生被看成与丐为伍,最宽大是把他们当和尚道士看待,躲在社会一角落,预闻不到政治,占不到社会中心领导的地位。那时的知识分子,在此形势下,却获得意外发展。诗文、戏曲、、艺术、字画、园林堆造、医药、算数、历法、工程、水利、机械制造,多方面地分途迈进。有些走进衙门做书记文案,有些从事田亩商贩,改营生产。元代的中国社会实在走上了一变型。若蒙古政权能维持较久,中国或许也像西方般,能演成多角形的尖锐放射,或许能把宗教、文艺、政治、经济,各作割裂分歧地进趋。幸而是,不到百年,蒙古政权崩溃,民族革命之洪涛,叫中国人重来恢复汉、唐衣冠。于是明代的书生,又回到唐、宋旧轨。


明代理学家,还是宋人格调,但明代毕竟和宋代不同。第一是社会物力厚,第二是沿接元代以来社会的贫富不均,虽不能像南北朝、隋、唐的门第,然明代书生家庭较宋代豪富得多。尤其是江南,家中奴仆成群,一百两百不足奇。科举制度又变了,一成进士,(此非唐宋之进士,唐宋进士,只如明代之举人。)例不为小官,飞黄腾达,成为政治上的骄子。因此明代知识分子也多带豪杰气,与其说像宋代,宁说是更像唐代。影响到当时的学术空气。若把朱晦庵比释氏中之慧远、竺道生,则王阳明是宗门祖师慧能与马祖。阳明门下龙溪、泰州,更豪放。大江南北,遍立讲台,男女老幼,樵子陶匠,贩夫走卒,不识字人,按期集会,一样听讲。一席话可以点铁成金,人人是圣人。他们不向上倾,走政治路线,讲治国平天下。却向下倾,走社会路线,专讲正心与诚意。良知之学,本是一套大众哲学、平民哲学。泰州、龙溪更进一步,一意致力社会活动,那是大可注意事。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又一新形态。


或许战国墨家一派曾有此姿态。儒家正式走这条路,不得不说到明代的王学良知派开始。向上远溯,则南宋陆象山已见此端倪。这一风格,不从儒家来,实从释氏来。冲淡了儒家传统之政治性,渗进了佛教传统之社会性。此一转向,值得特别提出。但这一风格,由慧能、马祖在禅寺讲堂上来完成宗教革命,那是一篇反面文章,容易做得出色。现在要从事社会教育,转成正面文章,而仍用禅宗旧格套,便难免有流弊。流弊所锺,最先仍在知识分子之自身。于是李卓吾之类,流入狂怪,遭受诟厉,在当时确实不免有许多坏影响。但这一条路,总不失为是一条新路。自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早和战国不同,下倾的影响,早比上倾更重要。泰州、龙溪讲学纵多歧趋,若能照此精神继续向前,定可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惜乎明代此后没有人好好地承续走这条路。


明中叶以后,科举制度里的八股文开始了,那才是一条死路,可以葬送此下三四百年的学术生命。因于良知狂禅学派之流弊,而激起东林讲学,因于八股文之流毒,而激起明、清之际博学鸿词的考证学派。博学鸿词一名,乃清政府所倡立。但那些晚明遗老,纵使不受此徽号,他们却实在当之无愧。中国学风,在东汉,在两宋,都有以学术凌驾政治的意向,东林则承此统绪。南北朝、隋、唐佛学,借宗教来避开政治。良知学派泰州、龙溪两支,则染此遗风。


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从下层社会影响到政治,总不如从上层政治影响到社会,更易有效,至少是更应尽先着力。上层政治摇动,理想社会不易产生。东林虽在野讲学,但他们精神上,更接近战国以来传统的上倾型,不忘政治。然而东汉党锢,两宋伪学,晚明党社,终于扭不转政治黑暗而失败。像战国,像西汉,像唐代门第,都是知识分子直接参加政治,掌握到实际政权而使时运光昌。


两汉的缺点,是平民社会知识分子,骤遇到大一统政权之建立而相形见绌,不免带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那时的对抗形势,是皇室(包括外戚宦官)与知识分子之对抗。唐代之牛李党争,则是门第与科举进士之分朋角逐。两宋晚明已无门第,乃是书院讲学派与科举禄利之对抗。换言之,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手里。而平民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这在东汉、两宋、明代都有此倾向。只唐代门第,其自身先己与社会下层有了一层隔膜,失败了则一无翻身。另一条路,则退身躲入佛教寺庙里去。元代佛教变质,全真教即在北方广泛流行,亦是此故。


再总括言之,东汉以下知识分子之躲避藏身处在门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则在书院。书院最无真实力量,因此蔡京、韩侘胄、张居正、魏忠资,都能随便把他们摧残了。但摧残知识分子的,还须凭借另一批知识分子。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举制度,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真士所理想的前程。若明白了这一大趋势,则泰州、龙溪一派,正可与东林复社相得益彰。若此下的知识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这两条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进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会上发生相当的力量。不幸而满清政权把这两条路都给堵塞了。



清代学风的新趋势,集中到博学派。他们注意在以往历史文献中发掘实学,却疏忽了在当前现实社会中培植活人。满清政权不断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而反政府的潜流,则仍隐藏在博学派之内心。晚明遗老都尚注意政治社会一切问题,求在过去历史中诊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兴王。不幸而他们的理想时期,迟不出现,渐渐此希望黯澹迷糊,博学派遂转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校勘、训诂、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只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他们所标揭的是反宋尊汉。但汉儒所重在通经达用,神化孔子,来争取政治领导地位。清儒则无此兴会。朝廷功令,对古经籍根据宋儒解释。清儒从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异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政府,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他们的正学以言,则只在校勘、训诂、考订上,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


以前东汉太学生,以清议来反对当时官立博士派的章句之学。现在清儒,则转用汉博士章句之学,来反对朝廷科举功令。他们的治学精神,其实有些近似元代,都在钻牛角尖,走向一角落,远离人生,逃避政治社会之现实中心。近人推崇清儒治学方法,认为接近西方科学精神,但他们已远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旧路向。看轻了政治、社会、历史、宗教等实际人生,而偏向于纯文字的书本之学。换言之,则是脱离了人文中心,仅限在故纸堆中书本上,为学术而学术了。他们不想作相与作师,不在现世活人身上打主意,不关切人群大共体,他们只把兴趣集中在几本遥远陈古的书籍上,他们遂真成为一些书生与学者。他们不注意人人可为圣人的活教训,他们只想教人能读圣人书。而其读圣人书,亦不重在通大义,辨真理,而重在其版本字句,声音训话,事物考证。总之是避免了以人文作中心。汉儒把圣人神化,清儒则把圣人书本化。近人又说清代学术相似于西方之文艺复兴,此语绝不得清儒之真相。若强要我们以西方文艺复兴相比拟,则该是宋儒,非清濡。这一风气,到道咸后,清政权将次崩溃时才变。


阮元是清代乾嘉学派博闻考证之学一员押阵的大将。他晚年提出《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二书,称之为二通。他说:读书不读此两部,即不得为通儒。学问不学此两种,即不得为通学。他的眼光从经典转移到历史,这便转向政治性社会性之现实人群上来了。但大体上,他们依然在反宋,因此不能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关切大群共体之一番宗教精神。从阮元再转出龚自珍,依次到康有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要把神化的孔子来争取政治领导,此一转才像真接近西汉。但西汉学者来自农村,过的是农村淳朴生活,又多从下层政治实际事务中磨练。清儒则近似明代人,生活多半都市化,一得进士,在政治上即成骄子,根柢不能像汉人之淳朴笃厚。而神化孔子为宗师,于是在学术界形成一新风气,非怪诞,即狂放。龚自珍成为道咸以下知识分子一惊动慕效的对象,康有为则直率以圣人自居,怪诞狂放,相习成风。只有江忠源、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在清代汉学空气比较不浓厚的湖南出现,他们有意提倡宋学,但又卷入军事生活。江、胡、罗诸人都早死,只留曾国藩,亦老于军旅,在学术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潜不深,影响不大。晚清学术界,实在未能迎接着后来的新时代,而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


换言之,此下的新时代,实在全都是外面之冲荡,而并不由内在所孕育。因此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传统政权之命。而此二百四十年的清代政权,却也早已先革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命。于是辛亥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急切从故纸堆中钻出,又落进狂放怪诞路径,一时摸不到头脑,而西方知识新潮流已如狂涛般卷来,没有大力量,无法引归己有。于是在此短时期中,因无新学术,遂无新人才。因无新人才,遂亦无法应付此新局面。只想凭空搭起一政治的新架子,无栋梁,无柱石,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


辛亥以后,一时风气,人人提倡新学,又人人自期为新人。旧的接不上气,譬如一老树,把来腰斩了,生机不续。若要接枝,也须接在老根上。现在是狠心在做掘根工作。政治革命之后,高喊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不足,再接着高喊社会革命,他们想,必要把旧的连根挖尽,才好另栽新的。这是辛亥以来四十年中国知识界之大蕲向。不幸四十年来的努力,抵不过二千年的潜存文化。这一蕲向,只如披上一件新的外衣,却没有换掉那个旧的躯壳。


让我举出一个最显著的例,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偶一有之,那是凤毛麟角。如王国维,如欧阳竟无,那仍是乾嘉传统,都不是站在人群社会中心,当路而立的,对社会依然说不上有大影响。其他人人慕想西化,却又很少真实西化的学者。他们先不肯死心塌地做翻译工作。惟一例外是严复,毕生尽瘁译事,不轻自著作。但到后,还不免被卷入政治漩涡。其次是不肯专就西方学术中一家一派笃信好学,谨守绳尺,不逾规矩。当知创造难,学习亦不易。学习一家一派已难,若要上自希腊,下至近代,综括西欧,古今各国,撷其菁英,揽其会通,那就更不容易了。


若中国真要学西方,诚心求西化,魏、晋、南北朝、隋、唐的高僧们,应该是一好榜样。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才始是。非守死节证其不好学,亦即证其不笃信,如此又何能善道?中国四十年西化无成绩,这是知识分子的罪过。高谈西化而负时望者,实际都在想做慧能马祖,不肯先做道安、僧肇、慧远、竺道生。先不肯低头做西方一弟子、一信徒,却早想昂首做中国一大师、一教主,这依然是道咸以下狂放未尽。龚定庵诗:“但开风气不为师”,一百年来,多在想开风气。他们自负是学习西方的启蒙运动,却把中国二千年学术文化,当作一野蛮、一童蒙看。他们不肯真心学佛,只借仗释迦来骂孔子老聃。不肯先做一真实的学者,老实退处社会一角落,像西方学人那样分头并进,多角放射。却早自居为政治社会之领导中心,先自认为是新道统。道统建立,岂是如此般容易?


若论真肯认定一家一派学西方的,平心而论,则只有今天的共产党,但他们也只肯学列宁、斯大林,并不肯学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毕心尽力的仍在政治,不在学术思想。


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想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这一点讲,即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在西方,科学、宗教、哲学、艺术分门别类,各务专长。一到中国,却混成一大洪流,便成为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一呼号。如是则一切一切,全成了高谈狂论。若不说是高谈狂论,则应该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之表现。但此一种伟大精神,至少必须含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即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心。而此四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幸所最缺乏者正在此。沿袭清代,菲薄宋儒,高呼打倒孔家店,摹效西方,提倡个人自由,却不肯诚心接受基督教。竭力想把中国变成一多角形尖锐放射的西方社会,却留下了一大缺洞,没有照顾到社会下层之大整体。


近代中国人之崇慕西化,而最后则终止于马、恩、列、斯之共产主义,统一全中国,迄今已达于三十年一世之上,此亦有其理由,可资阐说者。


西方政教分,先自希腊罗马,下迄近代,凡属政治方面,全在分裂争夺之状态中,无以自逃。其统一趋势,则只有宗教方面。但耶稣乃犹太人,西欧诸民族之能分不能合,亦由此可见。马克思亦犹太人,虽主张唯物,不信耶教,但其共产主义,实亦超乎国界,盈天下人类而归之一途,不啻一变相之宗教。此惟犹太人有之,而为西欧人所不能有。列宁用之作革命之号召,但迄今苏维埃仍不能脱其欧洲人帝国主义之传统。惟共产主义究有一种世界性,一种万国一体性,即有其一种人类大群之共同性,则实远超于欧洲人近代商业资本性之上,而更见其有广大共通之一面。此则显然无足疑者。


近代中国虽竞慕西化,有“赛先生”“德先生”之号召,但其风只在北平,而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即有《学衡杂志》起而反对,乃颇以中国传统文化自尊自守。此亦断然不可否认一现象。共产党又迎合社会多数,遂易一时成功。抑且在当时之西方人,终亦以中国之共产化不失为西化之一端,乃从旁赞助,美国人即为其最显著之一例。苏俄势力自西方再度东侵,外蒙古自主独立,关外三省乃及朝鲜半岛之北部,全归苏俄势力范围,此皆出美国人主张。当时美国人虽与中华民国同抗日本,但一则中国兵力弱,不如苏俄之可恃。再则中国究是东方黄种人,与苏俄之同为西方白种人者究有别。美国人不惜用大力引进苏俄,使得重返东方,史迹鲜明,尽人可知。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以民族血统之更大分别言,实为一小分别。而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之相异,则为一大分别。此以近代美国人心理言,已有显证。


我们再把最善意的看法来看中国共产党,可说他们已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激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由此得到隐藏在其内心深微处一种宗教要求之变相满足。但中国果能继续此一趋向,则中国自将完全走上苏维埃化,而非完全西方化。苏维埃实是近代西方文化一大反动。此四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尽力提倡西化,而结果却走上了对西化之激剧反动。此一转变,只可说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内在要求在背后作梗。我们必先认识此一意义,乃可再进一步来推论中国之是否果能化成苏维埃。


余尝谓西方人没有中国传统之天下观,即人类相处之道义观与伦理观。西方之共产主义则为唯物的,仅重血气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国传统心性内向的人生,其间有一大区别,而中国人乃不自知。故中国而共产化,其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乃益甚。由唯心转而为唯物,较新文化运动之排斥西方耶教,为更趋于唯物化,此则距中国人自己传统为更远。而中国人苦于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叹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正在由个性人格中反映出普遍人格,此即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成佛之传统信仰。此一信仰建基于儒家之性善论。道家虽不明白提倡性善论,但其内在倾向依然主张人性善,故以归真反朴回向自然为理想。从竺道生到慧能的佛学,主张人人皆具佛性,仍是中国传统变相的性善论。耶稣教在中国不能像佛教般广深传布,其惟一症结,即在性善性恶两观念之极端冲突下受阻碍。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则仍由西方传统性恶观点下演出。否则一切人生,决不致专为物质生活所操纵。一切意识,决不致专为阶级立场所决定。一切历史进步,决不致专由阶级斗争而完成。


耶教的性恶观念尚有上帝作调剂,马克思唯物史观乃始为彻头彻尾之性恶论。耶教上帝关切全人类每一个人之整个人生,马克思共产主义最多只关切到某一个阶级的物质生活。马克思只讨论经济,不讨论灵魂,因此共产主义在西方,便断不能与耶教并存。信仰马氏,必先推翻耶稣。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正因其不能接受耶稣,而可断其更不能接受马克思。若要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则势非彻底推翻中国传统文化不为功。此四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正在此一目标下努力,早已为共产主义披荆斩棘,导其先路。所不幸者,则如上文所分析,中国近代之不能彻底西化而转向苏联,其背后仍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潜势力在暗地操纵。


这里再该提起耶稣教在西方整个文化系统中之地位与功用。西方文化体系,若专就外形看,显属一种多角性的尖锐放射。而每一角度之放射指向,都见其世俗欲极强烈,权力追求之意志极执着,个性上之自我肯定极坚决。只有耶稣教教人超越现世,转向上帝,再回头来把博爱牺牲精神冲淡实际人生中种种冲突,而作成了那一个多角形的文化体系中之相互融和,与最高调协之核心。若在西方文化中抽去耶稣教,则必然会全体变形,成为矛戟森然,到处只是唯物与斗争之一个人类修罗场。中国人在其自己文化之潜意识下,用另一眼光来看耶稣教,既己把它拒绝,而在其自己传统文化中本所蕴藏的一种人文中心的宗教热忱,即对于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心,却又经此三百年来之学术转向而迹近于遗忘。如是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现实,而作高一级的向往之精神表现。自内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牺牲个人,对社会大群体生关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对西方文化,因其对于自己传统的模糊观念而存一种鄙夷轻视的心理,其次又迫于现实利害之权衡而转身接受。无论其拒其受,其对西方文化,总是涉其浅,未历其深,遇其害,不获其利。


若西方之宗教信仰,乃始涉及人生之内心深处。中国人所谓仁、义、礼、智、信,礼与信皆指内心言。西方宗教亦可谓别有其一番礼与信。至于科学与民主,则无内心可言。近人如梁任公以中国重礼治与西方重法治相对,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法治重外在刑法,其主要在多数意向。而多数人则多重外物,不知重内心。然而人生所遇外物则多变,惟心性乃属天生,乃有常可循。中国文化之相传五千年以达今日者,主要乃在此。


五四运动时所对西方文化之认识,亦只提出民主政治与科学两项,并又鲜明揭起反宗教的旗帜。但在西方文化,苟无耶稣教,民主政治只像在对人争权,科学只像在对物争利,一切全落在物质与权利上,全成为一种斗争性,全是功利色彩,循是演进,则自然会走向马克思。而自己传统文化,又一时急切摆脱不掉,菁华丢了,糟粕还存。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在此潮流下全会变质,于是政治高于一切,一面还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极端的性恶论。


中国当前知识分子,论其文化传统,本已学绝道丧,死生绝续,不容一线。经历了满清政权两百四十年的传袭,中国传统精神,早已纸片化了。而就其所处身的社会立场言,则又单薄得可怜。两汉有地方察举,魏、晋、南北朝有门第,隋、唐以下有公开考试,传统政治下有铨叙与监察制度,都使他们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顾忌。从倚仗中得心安,从顾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轨辙,幸无大过。而农村经济之淡泊安定,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后一退步。


近百年来,政体急剧转变,社会经济亦同时变形。以前知识分子之安身处,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使其内心空怯,而又无所忌惮。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国留学为惟一的门径。一批批的青年,在本国并未受有相当基础的教育,即便送往国外。试问举世间,哪一个国家,了解得中国?又是哪一个国家,真肯关心为中国特地训练一辈合适中国应用的知识与人才?他们走进每一个国家,选定每一门课程,互不相关地在仓促的三四年五六年间浅尝速化,四面八方,学成归来。了解不同,想像不同,传统不同,现状不同,拼凑安排,如何是好?各国间的政俗渊微,本原沿革,在他们是茫然的。本国的传统大体,利病委曲,在他们则更是茫然的。结果都会感得所学非所用。激进的,增加他们对本国一切的憎厌和仇恨。无所谓的,则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洋翰林,洋八股,虽谑而允,受之不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唐以下,虽都参加科举,却并不从科举中养出,现在则完全托由在外国代办新科举的制度下,来希冀新中国的理想新人才。


理想是一件百衲衣,人才也是一件百衲衣,这须待自己手里针线来缝绽。哪一条针线不在手,一切新风气、新理论、新知识,正面都会合在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排斥与咒诅,反面则用来作为各自私生活私奔竞的敲门砖与护身符。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遭遇是艰苦的,职责是重大的,凭借是单薄的,培养是轻忽的。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的失望。憎厌中国,渐渐会转变成僧厌西方。


然而我们却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中国将仍还是一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此则端在知识分子之自身努力。一切外在坏境,全可迎刃而解。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深厚蕴积,与其应变多方,若我们肯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之独特价值,则这一番精神之复活,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一九五一年作,载《民主评论》二十一、二十二两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