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遥远的故事

作者: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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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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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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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304字

【第一卷故乡的故事】


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屋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


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对这家人的传说很多。安福县蒋家是湘西一带远近闻名的大户。可是当我五岁,离开这家人家时,我却是一个破产了的家庭里的孤儿,随着寡母和抱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刚足一岁的小弟弟,我同这家人隔断了联系。我虽然姓蒋(后来连蒋也不姓了),同这家人实在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常常在填写干部调查表时,在出身一栏里还填上“破落地主”,实际我只能按我母亲的职业填上“自由职业者”。但为了中国历来的习惯,随着父亲,我总是忠实地承认我是属于地主阶级。戴着这顶帽子,为我后来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留下了根据。


溯本求源,据说还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兄弟俩,不知从什么地方迁到了这里,哥哥叫蒋光清,弟弟叫蒋光业。慢慢地,这兄弟俩发财了,有人说他们挖到了金子,有人说他们原来留在外省的钱很多。猜测很多,流传的神话也很多,但他们不管这些,钱财还是越来越多。有钱的人就有官做,红顶子、蓝顶子(当官的帽子上的一颗珠子,有红、有白、有蓝,按颜色分官的大小)进进出出。世代流传蒋光清是大房,多半住在乡下,蒋光业的子孙多半住在城里。蒋光清家里的官也不少,但钱财不如弟弟家,名气也稍微差一点。我在外几十年,凡遇湘西,特别是澧县、石门、桑植等地的人,常常会问我:“你是蒋光业的第几代?”自然这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现在年轻人大约知道的就少了。


我是属于蒋光清大房里的,是有名的渥沙溪蒋家。渥沙溪的房子是我老爷爷名下的,后来分给了我的四爷爷和六爷爷。我所能知道的我家里的事,大约就是从我这位老爷爷开始,以前的人,和另外的老爷爷们的事,我就根本听到的也少。即使有一些琐事轶闻,也联不起关系。我就不在这里赘述。


我老爷爷名叫蒋朝辉,是一名进士,曾任上海道道台,他在上海时曾经娶一个上海姑娘,我的七爷爷就是这上海老婆生的。因为她是妾,回安福后,先是瞒着家里另住的,后来才拜祖宗。七爷爷在家里是不被看重的。分家时,分得少。不过据说老爷爷还是悄悄给了他们不少金银财宝。我爷爷蒋圣书算长子,也是做官的。在云南贵州一带穷地方,没搜刮到什么钱财,还经常从家里带钱出去花。他是死在任上的。生了三个儿子,我父亲是最小的,才七八岁。祖母带着三个儿子。当我父亲十五岁时,就分家独立门户过日子。跟着他的有祖母,还有一个他的妹妹,我的姑姑。


我父亲自幼是一个天分很高的孩子,十四五岁时,就考上了秀才。据说蒋家的秀才是不值钱的,因为有钱,安福县每年除正额之外,一定要留两名给蒋家。但我父亲好像是正式的。我见过我母亲保存,现在还留在我手里的,他在十几岁时的作文。还有老师的批点,写得很周正。文章是八股,也都还能自圆其说,我现在读起来,自然嫌厌那种酸溜溜的空话,但一个孩子要每篇文章那样周详,起承转合,反复辩证,也还是下过几天工夫的。秀才,可能就是现在的小学毕业。现在的小学生在知识广阔方面,可能要比一个秀才强,但对历史、语文的结构,之乎者也用得都是地方,诗、词、歌、赋都能成章,好像还是当年的秀才有点功底。我父亲没有继续考举人、进士,沿着以士取仕的路走下去,不是他不想,而是满清后来也偏向洋务,废除了科举。本来像我们家庭,都是走的当官收租的航道的,也有一少部分人搞点粮食生意,那都是属于官僚垄断,要有很多的钱和做很大的官。这样我父亲只好靠收租过日子。据我母亲说,分家时可能有一百来石田(即六七百亩地),在我们家算中下等地主,后来卖来卖去,祖母去世,卖一点,他自己结婚,卖一点,姑姑出嫁,卖一点,当我母亲在他家做媳妇时,她以为还剩四五十石田(因为她不管事),但年年卖,等到他死后,只剩十来石,我母亲为了替他还账,索性一股脑儿连地里的青苗都抵出去了。除了为逐年修缮,供奉祖荣之用,留下一石多点田外,都全部卖光。


从我母亲保存下来的我父亲的遗物,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有点才气的人。十几岁时的文章,不必说了。非常使我母亲喜欢的,是两个白瓷茶缸上的刻花与题词,那是我父亲闲来无事,亲手镌刻,拿来作为消遣的。在这上面留下了他的名字:幼岚。还有他从外边买来送给我母亲的一个椭圆形、有把手、用来反手照照脑后的镜子,是琥珀的。形状极为美丽,足见选取人的趣味和欣赏能力。我母亲把她的许多金银首饰,宝贵器皿都卖了,独留下这把镜子,一方面是留作纪念,一方面也是喜欢这一件不只是日用品,而更是一个可喜的艺术品。


父亲的遗物还有一本医书,是对李时珍《本草纲目》应用的经验记载。我父亲从小多病,乡间请医不容易,有点小病,就自己翻书,病大了,有疑难之处,便把医生请到家里住一阵,整天无事,便同医生探讨研究,并且用书来印证。久病成医,慢慢地就给家里人看病了,慢慢地就给亲戚们看病了,慢慢他又给住得较近的人看病了。后来远近都有人来找他。他是一个很松散的人,但只要有人来请,半夜三更也打轿子去给人看病。开了药方,乡间一时抓不到药,他就自己买,亲手送,后来事多了,他就在附近镇子开了一个中药铺,卖药。熟人也可以用折子去记账,买的越来越少,赊账的越来越多,这些账既不会还,也无法要,那位管药铺工作的先生,弄清楚了这个药铺的前途,总有一天要倒闭的,于是趁早,他把存钱和存药全部拐带走了。我父亲不难受,也不追查,他便只好又同早先一样,在家里多备一点难买的药,以供别人之需。他的这本药书,母亲本来舍不得送人,但我大伯父的大儿子,我的堂兄蒋一卿,他是一个医生,向我母亲要求,我母亲便把这本药书送给他了。后来我母亲常常念及,说应该付印的,那样将更有益于人民。但时间事务,总总拖移,一直也没有拿回来,大哥一死,就算失散了。


我母亲对我父亲印象并不好。她个人从幼就有一些非分的想法,爱读书,爱活动,但在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是无法施展的。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丈夫,但她对他的聪明,还是心服的。当我父亲在世时,我母亲曾患病,请医治疗,毫无效果,后来我父亲为她诊治,一副药,病就有转机了。


一九八一年初于厦门鼓浪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