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怀念师友纪念蔡元培先生

作者: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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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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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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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670字


第四辑怀念师友


第66节纪念蔡元培先生(1)


1918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留影。前排右二为作者,右三为陈独秀,右四为蔡元培,第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杂志》以时届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属为纪念之文。余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为一文发表于重庆《大公报》,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伟大兼及余个人知遇之感于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预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东西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在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民国五年,即1916年),清室复辟运动(民国六年,1917年),此覆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巨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惟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和易平正,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讲席始于民国六年(1917年),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约在民国五年夏,连载于六、七、八月三期,后来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此论之作盖兴感于黄远庸先生之惨死。那时我在北京得到远庸从上海写给我的信,同时读到他的忏悔录(渡美舟中作,发表于《东方杂志》),随亦听到他在美国被刺的讯息。此论发挥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惟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给章行严先生(士钊)。适章先生奔走倒袁离沪,为蒋竹庄先生(维乔)所得,付《东方杂志》刊出。不久袁倒黎继,蔡先生既应范公之请,由海外返国,我以自十几岁爱好哲学,很早读到蔡先生的《哲学要领》一类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民国元年我为新闻记者,蔡先生为阁员,见过几面),特因范公介绍晋谒先生于其家,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


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10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第四辑怀念师友


第67节纪念蔡元培先生(2)


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国六年至十三年(从新思潮的酝酿、五四运动的爆发,到国民党改组)。中间曾因脑病求去两次,皆经蔡先生恳切挽劝而留住,其详不烦说了。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廿六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近中四川报纸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者,非事实。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亦非教授)。不过我初到北大时,实只廿四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日相聚于课堂的。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友,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如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


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此即上文所说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在我眼见的七年中,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当其盛时,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其他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还有些不是学生的人)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注册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本可以容纳下,而临时实到听讲的人数却加多,甚至加多达一倍,非掉换大教室不可。我自己的经验,当民国十二年(1923年)及十三年(1924年)上半年,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到课程结束,举行考试时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注册的学生了。闻人言近年(指抗战前和抗战中)南北各大学哲学系学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人愿入哲学系。此固一时一地风气不同,然可见蔡先生当年倡导总算成功。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做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何谓真好恶?儒书上指点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有真好恶,而后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情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朱晦翁尝说的一句话:“是真虎,必有风”,正谓此。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反之,那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风动全国既二十年,距余之离开北大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满两年,而余亦浸浸五十之年矣。自顾尚无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报北京大学之培养。窃不敢妄自菲薄,将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之建设的工作,无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过去新思潮所表现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后之成果焉。是则区区心愿之所在也。因纪念蔡先生,并志于此以自励。


附记


此文写于民国卅一年,即1942年;1970年忽于乱纸堆中发现吾手稿原迹,计经廿有八年矣。既审视其不无可存,则重为抄录一通,复就回忆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记于其后。


文中说蔡先生有多方面之爱好,极广博之兴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试举其一。尔时(约在1927年)京中有蜀人张克成先生宣讲佛家唯识论著于广济寺,任人听讲,蔡先生时出掌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拨冗偕友几次往听。其实张先生信佛虽笃,却不通唯识,其错解可笑,愚著《唯识述义》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学岂可及耶?


文中说北大哲学系尔时之盛况,曾及1923—1924年愚讲儒家思想时来听者之多。却须知听众非尽属思想上的同调,为求学习而来者。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倡言“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注:同学中有彭基相、余文伟以我为唯心主义,夙示反对。)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凡哲学界所以成其盛况者讵不在此耶?


1970年11月3日记


又文中“他不要笼络天下人,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盖有感于当时执政者蒋介石而发,时当抗日战争中期,百事望之于蒋,而误于蒋,深有慨于心也。


同年11月8日又记


此文纪念蔡先生兼及当年愚受任北大哲学系讲席之事,因回忆往昔同学盛况如次:计同班同学有孙本文、顾颉刚、冯友兰、黄文弼、朱自清诸君。其时我廿四岁,论年齿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惟一年长者为谭鸣谦,即是后来革命运动***名的谭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学诸友固远不止此数,此举其后来学问上各有造诣,且均为大学的名教授,我此一时偶尔回忆中者数人而已。且在北大首尾七年之间,所熟识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学系诸同学,而泛及于其他系科。如罗常培、罗庸皆国文系,如陈政则德文系,如叶鮕则理科,如黄艮庸则在预科,朱谦之(自由听课,不属任何学系)、王恩洋(旁听生)。谷源瑞则属哲学系,后因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而特别相熟。至如王星贤(英文系)虽在学校时不相知而晚年来过从颇密,十分契合。


1984年2月5日再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