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解毒中文替天行道

作者: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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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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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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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7940字

看履历,陈云很正常,甚至很上道。中文大学的英文系硕士,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做过艺术发展局的研究总监,在何志平局长任内当过民政事务局研究总监。历年来在报刊发表的好文章不计其数,既能深情回忆香港乡间旧事,又能有板有眼地研究文化政策,还能庄谐并陈地痛斥时弊。他的读者无不折服于其学养之深湛、文笔之古雅。


不过,他也是我所知道的香港知识分子中最奇特的一位异人。自幼习武,一身好功夫;炼丹养气,常以「贫道」自称;明明是一位现代读书人,却带着一股时空错乱的古人逸气。更奇的是,我老听说他被人跟踪监视的传闻,莫非是因为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搞过太多民运?而且,在这文质彬彬的外表下,我晓得他有一颗「危险」的心。


上回见他,也是为了访问,一眨眼原来就是两年。虽然心里一直惦记,但大家君子之交,我又生性疏懒,只好趁他新着《中文解毒》面世,再约他聊聊。


梁文道(梁)陈云(陈)


【殖民地官腔的异化】


梁:这本书很畅销,对吗?


陈:过年之前加印了四千本,这些语文书容易卖。


梁:市面上其实已经有很多语文书。因为大家都说我们的中文水平下降,人人都在想办法。有趣的是你觉得这跟香港的政治文化有关。


陈:六七十年代,香港政府主动开放公共空间,市民有抗争但不是真的流血,或者流的很少。由于不是公民社会本身壮大而逼得政府要退缩,所以人们一直相信政府所用的字眼,一套套地使用他们的语言,如「市民」、「社群」、「权益」及「福利」等字眼。回归以后,官方继续流出语言,人们仍然不理。例如「施放催泪弹」,从前是用「发射」催泪弹,后来才改成「施放」,中立的用法应该是用「发放」或者「放」。用「施放」就好像在实验室毒死老鼠一样。还有「管有色情刊物」或「管有色情信息」,用英语说就是own。原本我们是用「拥有」,但你要硬生生地冤枉人家还管理着它,那就是「管有」了。这些语言真是毒害,完全是在授予官方绝对权力和绝对合法性。另外还有一些见首不见尾的说法,如「不排除」甚么、「不存在」甚么,最近的例子是林瑞麟说:「特区政府不排除在台湾设立官方办事处」,原本「不排除」是有威胁的意思,例如美军占领了冲绳,然后说「美军不排除在冲绳撤军。」


梁:又如大陆说台湾如果独立,他们不排除动武,这便是一个威胁。(goodexample!当时台湾好大反应的说!陈水扁就捡到便宜了,就是这样让他再做了4年总统,那只油光满脸的鸭子)


陈:现在是将「不排除」等同「考虑」的意思,完全是搞坏了考虑、商榷、计划这几个很审慎、很准确的字眼。慢慢变成了一种newspeak,而这种newspeak是由英文转过来的,不是中文原生。如果由古典中文转过来还好,像从前师爷的语言,我们可以从经史之中看到它怎样出现,看到它的思维。但「不排除」虽由英文而来,可它又不是英文,是「exclude」后面没有了「possibiliy」一字。好像一种鬼魂的语言,未曾投胎的类似中阴身的语言。一个所谓双语社会变成这样就很恐怖了,原本双语社会应该有些创造力量,要不就丰富其英文,好像印度那样;要不便丰富其中文。而不是弄一种夹杂的语言,要懂得英文才明白中文,懂得中文才明白英文。只懂中文或只懂英文的人,便不知道你在说甚么了。


梁:但很多人说,语言是一种不断地自然演进的东西。既然我们已出现了「不排除在台湾设立官方办事处」的说法,何不干脆接受它呢?何况说话与聆听的人都不觉得有问题。


陈:那就是当政府所说的东西是废话,讲粗俗一点就是「九(0翕)」(粤语)就是不理你在说甚么也好,也不会很认真去看待。这是因为政府不认真对待那个语言,民众也不会很认真地对待它。那纯粹只是说话,背后不显示某一种威严或责任。


梁:那是因为他们需要说话,但却没甚么内容。


陈:所以你会见到这些ouofculuralconex(没有文化后台)的语言。你捉不到他们想说甚么,它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不在日常老百姓讲的东西里头,更不在粗口里头。若你「九(0翕)」,我知道你在说甚么,你随便问一个人也能明白你的意思。但你说「不排除在台湾设立官方办事处」,我便真的不知道你想怎样了。除非你是地下党员,心态上觉得台湾可以被统治,可以随时在那儿设办事处。


梁:说到「官腔」,从古至今都有,你觉得以前的官腔跟今天的官腔有甚么不同?


陈:从前的官腔只是故作高雅、用典故,因为官员想表达自己有修养、有权力、有文化。在从前的皇朝时代,这些文字是子民、臣民的一个攻击对象。如果官员用这些东西,人们就会看看他当中的典故有否出错,有错就可以当作口实。他要用这一套官腔,背后就要有一班师爷帮他去堆砌文字,结果变成一种公平的官民竞争、对抗游戏。可是今天的官腔,你对抗不了,他掌握了绝对的合法性,可是那种合法性又不知从何而来。他们造了一些很生硬的词,比如「管有宠物」、「管有色情刊物」、「信纳证供」。不是相信、就是接纳,又怎会有「信纳证供」呢?英文是accep,真厉害,这样浅的英文也可译得这样深,而且是相信和接纳之间的东西,你也不知道他想说甚么,但警方和律政署都用它。


梁:可是我觉得除了刻意去模糊一些东西外,他们也有体面的考虑。我觉得这种官腔就是尝试将一些字词自作聪明地加些变化,加点东西令到文字看上去没那么直接,看起来好像文雅一点。例如狗叫「狗只」,好像加了个「只」字,狗就不是一般的狗,就没那么「狗」。猴又变了猴子、蚊又变了蚊子。


陈:就像石梨贝水塘,「禁喂野猴」,原本四个字就写完,那条布也用少一点位,但偏偏又要横跨三个围栏,写上「禁止喂养野生猴子」。他们觉得单词不及复词有威力,但他们不知道中文的单词才厉害。「禁喂野猴」听上去就好像「非请勿进」一样,进了去就会被打、被斩首。反而「禁止喂养野生猴子」就好像老师教学生一样啰唆。而且野生猴子和野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们称家中走失的狗为野狗,但野生的狗则不是从家中走失的。这会产生很多问题,当然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只是觉得复词比单词有教养、有文化。


公共行政语言的政治


梁:你刚才提到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大量输出有关公共事务的语言。我想当时政府是在命名很多香港人不懂得称呼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公共事务、公共领域内的事物,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内发生的事物其实是由政府主导命名,然后我们大家跟着用(这段也有够饶口了,看得熊眼都快突了)。而这些命名背后都不是中性的,都有一个政治计谋在内。例如把「权利」写成「权益」,令香港人觉得自己不是争取权利(righ),而是争取权益(benefi)(这两个字只有英文才能解释个中奥妙),整件事情mellow(圆满)了很多。


陈:或将「设立殖民地」变成「开埠」。这个很经典,哈哈!(这个确实经典,绝对的政治正确)


梁:开埠,就是完全没有武装、征服、战争或条约相关的东西在内。


陈:就好像一班广东人民落到香港,弄一个码头或渡口就是开埠。从前使用的这些语言是在政治压力下的临时举措。「开埠」固然隐藏了一些政治的冲突;而「市民」、「权益」则是不想让香港人觉得自己有公民的身份。但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既不能给香港人民主选举或直选,亦不能给香港人公民身份。一旦给予香港人公民身分,他就是英国国民,而不是中国国民了。政府要面对当时中共和国民政府的问题,它要避开这些麻烦,又要增加一点市民的利益。原来的中文也没有「程序」这个词,它应该是从化学或数学那边借过来。这应该是当年那些中文师爷想出来的社会很快接受了并跟着来用。有些还很深奥,例如在八十年代推行区议会时顺便推出了「咨询」,为什么不用「参与」?为何要用「咨询」这么深的字?


梁:有趣的是,这一套语言是由基层、低层的官员写出来,但他们又无意识地配合及表达了这个殖民地的统治方法及意识形态,是不这样?


陈:就像一座僭建,这里建一些,那里建一些,慢慢形成一个体系,然后这个体系便会生长,类似frederickjameson所说的「政治无意识」。大家都知道应怎样做,但却没有一个整体的计划。这就是恐怖的地方了,若果一开始便有一套很官方的宣政语言计划还好,传媒与民众尚能有一些警觉性。


梁:你说回归之后变得更坏,究竟是什么意思?


陈:以前虽然也剥夺了一些公民身分,但当时香港真的不可以赋予公民身分,因殖民地独立不了,香港不可以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所以那一套是描述式的公共行政语言,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回归后,这一套东西继续使用,即使香港人已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基本法也赋予我们很多的权利(注意这个词),实际上可以叫我们作公民,但他们还是沿用市民,而「权利」还是叫「权益」。这些就是用得太久,政治惯性的东西便随他吧,很难寄望一个政府很积极地改动这些东西。


梁:但特区还有一些新造的东西吗?


陈:新造的东西如「问责性」,由彭定康很硬性地引入这个字。起初叫做「问责性」,后来就叫作「问责」,那个「问责」是真的向市民问责,政府做完事要向市民交代解释。回归之后也会有「问责」,但慢慢变成了「问责高官」,是董建华时代的东西,叫做政治委任制后来变成副局长、政治助理那些,叫做政治委任。但当市民或政党一骂他们,问这些是否「问责制」,他们又只好回到董建华的问责制,但其实他们已经不是问责的了,副局长与政治助理都不会走出来解释、请辞等,这些都是由秘书长所做。也就是说殖民地继承下来的那套,合用便用,不合用便将它扭曲。另外就是一些对外的新闻公布,殖民地打左派、打lefiss都是叫「发射」催泪弹,不叫「施放」,但现在对付保育人士,他们不会称之为使用武力,而是称之为「施放」。


梁:既然一样是使用武力,一样是「发射」,但是改一个比较动听的名字。


陈:改一个较动听的名字,好像合法性,也好像将对方变成了死物,是一些等待处理的东西。另外就是「销毁家禽」,在大陆,电视台与报章都称之为「扑杀」在这点,我很佩服共产党的传媒,因为这是个真实的说法。我们可以说「销毁色情光盘」、「销毁翻版」;但家禽,我们不能用「销毁」这个词。


梁:就好像死刑,我们总没理由说成「销毁犯人」吧。


陈:慢慢就会变成「销毁犯人」了!「销毁」、「施放」,这些都是纳粹党的语言,稍为有政治常识,对二次大战有点警惕力的,都会明白。可是在香港,犹太人的力量并不是很强。其实一看见这些字眼已教人心寒。


梁:但是,为何大家会容许这套语言在政府、传媒、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是否从殖民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


陈:殖民地时代还算存在着一点抗争,起码工会与劳工处便存在着两套语言,像「工伤」与「工业意外」。但是一般而言大家都缺批判精神,普通人对中文太不认真。大家只对英文认真,一来由于是外国人使用,二来大家知道有一个权威在牛津字典、在文化和英女皇的嘴里。可是中文,却好像没有权威似的,没有翰林院,也没有国家语言委员会。因此,中文就是处于一个放荡的、不被信任的状态。此外殖民地时代的官式中文还真的比较好,还有一批旧学根厚的人,懂得经史的规范,懂得用一些四字词。


梁:为何现今这一代人会不懂呢?替官方办事的师爷其实有很多资源是可以用的例如写一封公文信,古代其实留下了大量的范例给我们。又如以往官方的用语,这方面在台湾倒是仍然存在的。我知道台湾每年大学联考到了出题那天便会十分紧张,把出题的教授们关在一所宿舍里,怕试题外泄,直到考完才放他们出来。他们把这个叫作「入闱」,十分厉害的用语!还有,他们称行政院长为「阁揆」。其实很多中文仍是可以用的,为何我们不用呢?


陈:我们刻意断掉这个传承,不敢接台湾那一套。共产党那一套则是横空出世,由苏联那边来的,然后加入工农兵的语言,通俗得来不太粗,又不口语。近日我在写第二本关于应用文的书,教人如何作文。方法其实只得一个。让我说一个例子:去年特首到元朗去,一个来自石岗菜园村的女士想向特首请愿,给他一封。那时特首正在「胜利牛丸」吃面,说请让他先行用膳,然后才接收她的信。可是特首用膳后便直接离去了,没有接信,因为他知道那名女士是来抗议菜园村收地事宜的。那名女士欲随后追上,却被保安人员拦截、跟着倒地。传媒访问她有何感想,女士冲口而出说了十个字:「咁既特首,简直痛心疾首!」我想想,这句话的特色,是一句口语的四六骈文。


梁:哈哈,好厉害啊!


陈:如果用白话文来说,就是:「如此特首,简直痛心疾首!」或「如斯特首,简直痛心首!」,然后我想到,究竟这名女士的话是从何而生的呢?其实,从前的戏曲、南音、对联,或者是通胜的千字文,全都是浅显通俗的四六文。即使她不读这些,听听旧时的流行曲如《铁塔凌云》,全都是四四或四六字的,很浅显。当大家将这些入了脑,便能够于说话中流露出来。可是当这些句子进入了学校,却不让你这样写,反会将它改成:「这样的特首,真的是令人痛心疾首了。」语文教学将中文原本最精炼的口语与文言的表达方式扼杀了。因此学生不知道中文可以切句停顿;不知道中文没有所谓的形式文法,只有作句的章法;中文也不像英文,没有什么动词变位,亦没有第三身单数、无过去式、无时态。那么如何学习造句的章法?只能够透过诵读一些浅显的经典。香港中文教育的坏处,便是忽略了这一方面,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浪费时间。其实,根本用不着背诵,多读一点便成了。从前我在德国的时候很无聊,常常走到汉学系的图书馆,看昔日的奏章批答,忽然想到,他们要处理的事情很复杂。如咸丰年代或光绪年代的奏章,要处理对外通商、军事冲突,还有如何排兵布阵及外交策略等。但那些大臣居然可以用赋来写奏章给皇帝,而且内容显浅亦表达到当中的事理。当然写成白话文或散文比较容易,但他们只要为跳前一步,便可以写出一个四六的赋、七言的对偶。试想想,从前的人为何有这个本领?


梁:其实不但香港人有你所说的问题,大陆也有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文字变得很冗赘,很「论尽」。为什么呢?


陈:研究中文语法的学者,没有好好保护自己语言的主权,过度地以外来的分析研究中国的语法。然后这套关于中国语法的研究慢慢衍生成教学方法,演变成规范的写作方法。于是教学上便有了排句、配对、「因为」、「所以」等逻辑关系的字眼。但从前的人不会这样学中文。而好的英文也不像我们这样,我们这套其实是中产阶级的低下阶层,或者技术阶层的英文,这就是帝国主义了。英美国统治阶层有其自然而天真的语言,偏偏中国人以为那是不够好的语言,走去学一些中等工程师的语言经理阶级的语言,还以为那是最好的。于是便形成了帝国的统治法门,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大家没有刻意反抗或叛逆这套政治关系,只是很舒服地坐在那里接受,还渗进了中文里面。这套中文是帝国主义奴役的展示,是世界工厂的展示,而香港就是服务中心。


梁:这种中文是很技术性、很机场和很累赘的,没有你刚才说的自然和天真。同样地,我们的英文也是这样,英国在全世界都有许多殖民地,从印度到千里达都出现了不少作家,可是香港就没有几个用英语写作的本土作家。


陈:就像陶杰,香港出了一句经典的「sorryforanyinconveniencecaused」,英国人只会在最慎重的道歉时,才说上这一句。但在香港,只是在街上建一个栏杆,你就会看到这句说话。在英国顶多会说「sorryweareworking」,中文就更简单:「施工,不便请谅。」而这也是很难学习的,要经历一段很艰辛的学习过程才能学到「sorryforanyinconveniencecaused」这句话。


梁:对,到现在我还是写不好香港式的公文。有时收到一些公文信,我不懂得怎样用他们的语言来回信。


陈:我也不懂。


梁:但你也当了好一阵子官啊。


陈:那时我只写自己的中文。


梁:其实你在新书里表达出来的感受,是否跟你做了几年官有关?


陈:有点关系。我试过收到一些演讲辞、一些文稿,真的想当面撕烂它,掷在那个写手的面上。但我当然不可以这样做,只好将它改头换面,最后那些人还是不会改善,下次还是写那样的质素。


梁:以你所知,那些官员是跟专间的单位学中文吗?


陈:一是自学,二是有一个「法定语文事务部」定期印一些通告及模板给官员。这个「法定语文事务部」也是令人把火,因为在殖民地时代,它叫做「中文公事管理局」,这个名字十分谦虚,意指他们只管理公事上的中文。回归后改名为「法定语文事务部」,哗!你是翰林院吗?即使是翰林院和皇帝也不可以制定法定语文,因为语文是来自经史,只有史官勉强可以出声。但是,一个在公务员事务局之下的机构?凭什么?如果我掌权,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拆它招牌。只是改了名就好像很巴闭。这就是一般搞政治抗争和社会抗争的人经常忽略了的部份,其实它是一个很可怕的统治机器。


梁:那时你当官,每日对着那些文字,你觉得使用那些文字的官员,他们怎样看待这些语言?


陈:他们就当是一个job,只是一个任务。因为那套语言,你可以前后加减都没问题,它的负截力好厉害。他们也不会觉得面红心跳,因为这样前后增减文字很方便,方便逐级交给上级去改,文字变成僭建的语言建筑,再把僭建的言言建筑整个推出去给社会,而社会又一下子听不明白,又需要有人去拆解,于是每人拿了一块,人人都不明白文字背后说什么,这其实也很后现代。


【从官场归来的行者】


梁:当年你即将离职的时候,我也访问过你。如今你离开官场多久了?


陈:07年10月到现在,两年了。


梁:有什么感觉?


陈:我觉得什么病痛也没有了。以前常腰酸背痛,还有膝痛,常要练功,要去看推拿医生。但就是找不出原因,又不是很忙,还常常坐着。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焦虑和无聊吧。我当时觉得整个政府都很不对路,可是自己改变不了。我当时亲手出过一些「代局长名义」的信,然后他们在底下签名,他们明白我想说什么,明白我背后的文化使命是什么。有时大陆那边给了我们一封啰啰唆唆的信,我用比较规矩的「敬启者台鉴」来回复(说到这个就悲哀了,如果在通告或者书信里面用敬启者,是会被说格式错误,被扣分的),他们也是照签照批。但其余官署内的事,仍是很卜嚷人失望,渐渐形成了一种焦虑,表现在身体上就是腰酸背痛。


梁:你的职位在公务员系统中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位置,跟其他人很不一样,有受到排斥吗?


陈:起初有,后来就没有了。因为我表明了自己不是为争取权力而来,他们也知道我不打算长期在此任职,过足瘾就走,这里容不了我。我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何志平。


梁:为什么何志平会这样重用你?


陈:因我们合作了很久,在政策研究所时已经一起研究文化政策,后来他更当了副主席。而且大家也想复兴中国文化,包括语言、艺术、建筑、医术等等,可是他的官运差了点。


梁:他惹来很多批评,文化界也有争论,你有什么看法?


陈:他的勇气不够,表达的立场不清晰,他知道自己一定要连任,要有长达十年的时间,才可做这些事,或稍为有一个开始。他觉得要先融入官场,采取一个防范但合流的姿态,结果反一令民众、曾荫权、北京以为他什么也没所谓,也没什么重要。我觉得是他的策略错了。


梁:你一向批评政府,当时却去了当官,怕不怕影响自己的身分和清誉?


陈:不怕,我一样骂政府呀。


梁:听说你曾被人监视跟踪?连写文章也要跟踪吗?


陈:是真的。当时我曾向保安局求助,他们曾派一个副警务处处长来跟进,最后不了了之。如你不信,我可以给你看一些信。那时我一出门就会撞到人,然后他们会在你的脚上吐痰,又不停在你耳边说「x你老母」或「你痴x线」。如果我走快一点,他们又会说「你行咁快做xx野」。这是一种暗示和心理压力,但你又对付不了他们,因为他们经常换人,而且也可以说那些人只不过是性格差一点的街坊。


梁:我始终觉得这跟你的海外民运背景有些关系。其敏感之处在于你有民运背景然后再去做官。我知道中国有些前民运人士回到大陆也是差不多。


陈:我在大陆反而没有遇过这些事。


梁:大概你是属于香港这边管的,哈!


梁:你离开官场后没找过工吗?


陈:我找过,可是找不到,连回信也没有,特别是在大学和大机构,因此我知难而退。现在都在写书,待积蓄用光后再作打算。或者回元朗隐居,或者离开香港。


梁:离开香港?去哪里?


陈:不知道,也许死吧。死也是一个选择。因为人世也没什么好留恋。我之所以可以完全不找工作而生活下去,是因为我的解决方法很简单。我下个月处理不来,从天台上跳下来就好。这样人就会变得很自由。


梁:难道你认为死也在一个你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陈:「行者」随时准备死。只要心脏有一点阻塞,稍为呼吸不了,人就会走的。


梁:可是「行者」只是面对无常,不会主动结束生命呀!


陈:可是小乘佛教相信佛陀有几个门徒也是这样,修到阿罗汉后,就觉得身体是一种负累。我现在也是这样认为,觉得现在做的东西已经很琐碎了。


梁:但你的修道呢?


陈:修完了。


梁:真的?修到什么地步?


陈:修到可修可不修的地步,觉得这种事已不是必要做的了。因为已明白了无常和空的道理,明白到这个世界如果缘份适合,就令世界得益;如果缘份是逆的,或是太难处理,离开也是一个方法。如果强行抗争,令人受伤,也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