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跳槽到铁路公司年轻人就得做点越权的事(1)

作者:安德鲁·卡内基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6:29

|

本章字节:10260字

从电报公司的操作室出来,我踏进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而这种改变我一开始还很难适应。我刚刚过了18岁生日,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孩子能免受干扰,在纯洁和美好的环境下成长到18岁。我相信到那时为止,我从未说过一句脏话,也很少听到这种话。我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卑鄙和下流。很幸运,我接触到的人都是好人。


而现在,我一下子掉进了粗俗的人群中。因为当时公司在商店的一角办事,那里还是货运列车长、刹车手和消防员的指挥部。所有人都和斯科特先生及我在同一房间。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不同于我习惯的世界,对此我不太满意。因此,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善良和邪恶的滋味。但是,我的家依然被甜蜜纯洁所笼罩,没有任何粗俗和邪恶入侵。此外,还有我和伙伴们的小天地,他们都是优雅的年轻人,努力提升自己,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我憎恶那些与我的本性和早期教育不符的东西。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度过了我人生的这个阶段。


和粗俗的人接触的经历可能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对嚼烟草、抽烟和说粗话脏话产生了反感,并维持了一生。


我并不是说那些人真的是本性堕落或是品德低下。当时,骂人、说粗话、嚼烟草、抽烟和吸鼻烟比现在要普遍,而且影响也没有现在那么恶劣。铁路是个新事物,吸引了许多以前河道运输的粗人,但是其中许多人是不错的小伙子,后来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并占据了重要的职位。他们大部分人都对我很友善。在写下这些时,我偶然听说,很多人还活着,于是我送上充满感情的问候。最后,情况终于有所改变,斯科特先生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只有我们俩。


不久后,我被斯科特先生派去阿尔图纳收每月的工资单和支票。那时铁路还不能完全翻过阿勒格尼山,我不得不自己翻过山坡,这次旅行使我记忆深刻。阿尔图纳有一些房子是公司建造的,这些商店还在建设中,丝毫看不出会发展成现在这样的大城市的迹象。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铁路界的一位大人物——总裁罗姆贝特先生。那时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罗伯特·皮特克恩,他也是我介绍进铁路公司的。这样“大卫”、“鲍勃”和“安迪”仍然在一起工作。我们都离开了电报公司,加入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


罗姆贝特先生和斯科特先生十分不同,他不善交际,相当严厉和固执。


因此,当和我说过几句话后,罗姆贝特先生补充说:“你今晚必须过来和我们一起喝茶。”罗伯特和我都非常惊讶。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表示同意的话,便忧心忡忡地等待约定时间的到来。直到现在,我都把这次邀请看成是我收到的最大的荣誉。罗姆贝特夫人相当友好,罗姆贝特先生把我介绍给她时,说的是:“这是斯科特先生的‘安迪’。”我对于能被认同是属于斯科特先生麾下,感到十分自豪。


这次旅程中发生了一件事,差一点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工资单和支票出发回匹兹堡。因为包裹太大,无法塞进口袋,我就把它揣在怀里,藏在背心下,自认为很安全。当时我很热衷于坐火车,尤其是坐在火车头。我乘火车到了霍利迪斯堡,过山的国家铁路在那里交汇。一路上十分颠簸,到了一个地方,我感觉不到工资单的包裹了。我惊恐地发现,火车的颠簸把它震出去了,我把包裹弄丢了!


隐瞒事实根本没用,这样的失误肯定会毁了我。被派去收工资单和支票,接着又弄丢了包裹。我本该“抓住自己的荣誉”,如今却成为一场噩梦。


我告诉司机,包裹肯定是在最后几英里被晃出去的,他是否愿意帮我回头去找找看?这个好人答应了。我盯着路线看,在一处离溪水几英尺的岸边,我发现了包裹,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飞奔过去,紧紧抓住包裹。没事了,直到抵达匹兹堡,我一直紧紧地把它抓在手里。司机和消防员是唯一知道我粗心大意的人,他们向我保证不会告诉其他人。


我过了很久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假如那个丢失的包裹再滚得远一点,被溪水冲走的话,我需要多少年的认真工作,才能消除这次粗心大意的后果呢?要不是幸运眷顾我,我不会再有自信完成那些靠自信取得成功的事情。从此,我认为不能对年轻人太苛刻,即使他犯了一两个致命的错误。我总是会想,如果我的职业生涯里没有在霍利迪斯堡丢了包裹,最后又失而复得这件事,那么我的事业会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我还能径直找到那个地点。事后每次我经过这条路线时,我总能看见仿佛有个淡棕色的包裹躺在岸边。它似乎在说:“没事!孩子!神在照顾你,但是不要有下一次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奴隶制的支持者,尽管当时我还太小,不能投票,我还是满怀热情地为1856年2月22日在匹兹堡举行的第一届共和国全国会议欢呼呐喊。我注视着大人物走在街上,沉浸在对威尔逊、霍尔和其他议员的崇拜之情中。


之前,我曾组织铁路工人成立了一个百人的俱乐部支持《纽约论坛报》。偶尔也写点小短文,寄给那个着名的编辑贺瑞斯·格里利,他曾经做了很多事来号召人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行动起来。


我第一次看到我的作品变成铅字,发表在这份代表热情和自由的报纸上时,这无疑标志着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份报纸我保存了很多年。现在回顾起来,我们情不自禁地感到遗憾。为了把我们的国家从咒骂中解救出来,我们不惜发动内战,这样的代价太高了。但需要废除的不仅仅是奴隶制,松散的联邦制度和各州如此高的权力会不可避免地阻碍,至少是延缓建立一个坚实的、集权的中央政府的进程。南方的思想有离心的趋势。如今,一切又回到向心的趋势。各州都在最高法院的支配下围绕中心发展。而最高法院的决定是正确合理的,一半来自律师的意见,一半来自政界要员的工作。我们必须确保各个领域的一致性,结婚、离婚、破产、铁路监督、公司管理和一些其他部门都该以某种方式统一领导。


(1907年7月,我重读这段很多年前写的东西,我发现,这似乎是很有预见性的。这些都是现在的焦点问题。)不久后,这个铁路公司就建好了自己的电报线路。我们也需要有操作员,大部分操作员都是在我们匹兹堡的办公室里培训的。电报行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当时我们的规模已跟不上了,需要建立新的电报办公室。1859年3月11日,我委派以前的信差戴维·麦卡戈出任电报部门的主管。有人告诉我,“戴维”和我,在美国铁路界开创了雇佣女孩来充当电报操作员的先河,或者也许是开创了所有公司的先河。我们把女孩们安排到不同的办公室当学徒,教她们工作,然后根据情况让她们负责不同的办公室。第一批人里就有我的表妹,玛丽亚·霍根小姐。她在匹兹堡货运站当操作员,而且她那里被安排了接连不断的学徒,她的办公室简直成了学校。经验告诉我们,女性操作员比男性操作员更可靠。在所有女性介入的新职业中,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电报操作员更适合她们了。


斯科特先生是一个能令人感到愉快的上司,我很快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他是一个伟人,我年轻时极其崇拜他。不久我开始想象他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总裁,后来他真的得到了这个职位。在他的领导下,我行使的职责逐渐超出了我所属部门的范围。我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件事,使我得到了提升。


那时铁路是单线,尽管通过电报指挥火车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惯例,但是火车还是常常需要听电报的指挥。我记得,当时只有主管才有权利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火车发布指令。那时候整个铁路系统的管理还不成熟,相关人员也没有受过训练,因此用电报发指令也只是十分危险的权宜之计。斯科特先生必须夜复一夜地去故障或失事现场,指挥线路的清理工作。因此很多早晨,他都不一定来办公室。


一天早晨,我到达了办公室,发现东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耽误了向西行使的特快客运列车。客运列车在信号旗手的指挥下一段一段地前进,两个方向的货运列车都等在铁路旁轨上。当时我找不到斯科特先生,我实在无法抵抗诱惑,终于行使了主管的权力,发出了“行车指令”,让一切开始运行。


当时我脑子闪过的是“地狱或者天堂”,我知道如果我犯错了,会被解雇,不仅丢脸蒙羞,也许还会受到刑事处罚。另一方面,我可以将货运列车上熬夜等待的疲惫的人们解放出来,我可以让一切恢复运作。我知道我能做到,我以前常常帮斯科特先生发布指令。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开始行动了。我以他的名义发出了指令,让每辆列车开始运行,坐在仪器前关注着每一则信号,特别谨慎地指挥列车从一站运行到下一站。当斯科特先生最终来到办公室时,一切都运行得很顺利。他已经听说列车延误了。他的第一句话是:


“噢!事情怎么样了?”


他快速走到我的身边,抓起铅笔,开始写指令。我那时不得不胆怯地说:“斯科特先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所以上午我就以你的名义发出了指令。”


“一切都正常吗?东部特快列车在哪里?”


我把指令给他看,并告诉他每一辆在运行的火车的具体位置——货车、道碴列车和其他列车。同时向他报告了所有列车长的回复,和每辆火车经过的站点的最新情况,一切都正常。他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我几乎不敢看他的眼睛,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一言不发,但开始仔细查看所有发生的一切。他还是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他离开我的座位,回到了自己的座位,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他不想认可我的行为,但他也不想责备我。如果这件事没出岔子,那当然是没事;如果这件事出错的话,我就得承担所有责任。这件事就是这样了,但我发现,之后的几个早晨,他都来得很准时。


当然我从没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没有列车人员知道这不是斯科特先生亲自发布的指令。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如果类似情况再发生,我不会再重复那天早上的做法,除非我得到了授权可以这么做。我一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沮丧。直到有一天,我听负责匹兹堡货运部的弗朗西斯卡斯先生说,那天晚上,斯科特先生问他:


“你知道我那个得宠的苏格兰小鬼做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


“他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把所有列车发出去,如果不是这样,我肯定会受责备的。”


“那他做对了吗?”弗朗西斯卡斯问道。


“哦,是啊,做对了。”


这让我松了口气,当然这也暗示了下一次我也该这么做。从那时起,斯科特先生就很少亲自发布行车指令了。


那个时期,我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就是约翰·埃德加·汤姆森,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总裁,之后我们的钢轨公司就是以他命名的。我认识的人中,他是最沉默寡言的人,仅次于格兰特将军。但格兰特将军在家和朋友一起的时候,还是很健谈的。


汤姆森定期来匹兹堡视察,四处走动,但好像对任何人都熟视无睹。之后我才得知这种沉默完全是害羞的结果。当他走进斯科特先生的办公室,走到电报机器前,并问候我,叫我“斯科特的安迪”时,我十分惊讶。但后来我得知,他听说了我那次指挥火车的事迹。一个年轻人能接触到高层领导,那么他的人生已经成功了一半。每一个心存大志的年轻人都应该做一些超越自己职权范围的事——一些可以引起上级注意的事情。


之后,斯科特先生想要外出旅行一两个礼拜,就请罗姆贝特先生授权,让我留下负责这个部门。他真是十分大胆,因为当时我才二十出头。他的要求被批准了,这是我一生中梦寐以求的机会。他外出的日子里,一切都很顺利。


除了由于道碴列车的工作人员某个不可原谅的疏忽,造成了一起事故。这起事故让我感到很不快,我下定决心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召开了法庭,调查了相关人员,开除了主要责任人,并把与事故相关的两位职员停职了。斯科特先生回来后听说了这次事故,并建议要调查和处理此事。我觉得自己处理得可能过头了,但是既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我就告诉他,我已经全部处理完毕,我调查了事故,并惩罚了责任人。一些人恳求斯科特先生重新调查这起事故,但是我一直没有同意,这件事就被压下去了。我想,斯科特先生是从我的表情,而不是我的言语中理解了我对这件事的感受,并默许了我的做法。


可能他担心我太严厉了,而且他大概是正确的。几年之后,当我成为这个部门的主管时,我总是对当时被停职的两个人心怀歉意。对于我第一次的处罚,我曾感到良心不安。一个新的审判者只倾向于公正不阿,但只有经验才能教会他宽容的巨大力量。必要的时候,给予一定的处罚,但不能太重,才是最有效的。严厉的处罚未必是好的,至少对于初犯者,给以明智的谅解,往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