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最后的航行

作者: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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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科幻·灵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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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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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42740字

中国巨轮紧急呼救


太阳钻进了云层,波光粼粼的海面变得暗淡,失去了生气。


没多久,飘飘洒洒,下起了毛毛细雨。风吹浪涌,幽蓝的海面上,翻动着白色的浪花。


一艘正在航行中的崭新巨轮,发出紧急求助的无线电波,在大海上空回荡着。


这艘崭新的巨轮上,堆满了一只只长方形的集装箱,飘扬着五星红旗。船首,写着两个斗大的字——“香河”。


时间:1985年4月23日,西班牙当地时间下午5点20分。


地点:大西洋比斯开湾,西班牙附近海域。


“香河”号船长室里,一片紧张的气氛。地毯上躺着一个年近六旬的男人,双眼紧闭,不省人事。上衣被解开,衣袖上绣着四道金线和一只锚志,清楚地表明他的身份——船长。年轻的医生年在他身上,竭尽全力,在做口对口人工呼吸。好几个同志在一旁协助医生工作。


“香河”号通过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发出求助讯号。几乎同时,电报主任收到了复电,轮机长在驾驶室里接到无线电话。西班牙在询问:“需要什么?”


“直升飞机!”政委陈宗全答复道。


对方详细询问了船名、国籍、所属公司。


不久,比利时安特卫普港,中国远洋运输公司驻欧总代表办公室里,响起了来自西班牙的电话:“如果动直升飞机,费用由谁承担?”


“一切费用,由我公司承担。请尽快尽力抢救中国‘香河’轮船长!”总代表恳切地答复道。


空中响起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一架西班牙陆军的直升飞机在“香河”号上空盘旋了一圈,小心翼翼地降落在集装箱上。


“香河”号船员满头大汗,沿着陡峭而狭小的扶梯,用担架把船长从高高的船长室抬下来。


他们来到甲板,又冒雨爬上高高堆放着的集装箱。雨水、泪水、汗水混合在一起。他们终于把担架稳稳地递进了直升飞机里。


全体船员噙着热泪,目送着渐渐远去的直升飞机,心中默默祝愿这位船长早日康复。此时虽已是晚上7点半,比斯开湾的天空还是亮的。直到直升飞机在空中消失,船员们仍久久地凝视着。


直升飞机就近降落在西班牙拉科鲁尼阿城,船长被急急送入杨卡利约医院。西班牙医生已经等候在那里。


医生的笔,飞快地记下了中国船长的体征——


血压:0


脉搏:0


呼吸:0


显然,他早已离开人世。尽管如此,西班牙大夫和护送的中国医生还是尽心尽力地进行抢救。


“抢救无效!”晚上9点,当这不幸的消息传到“香河”号,船员们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


西班牙法医对中国船长的尸体当即进行解剖,查明了死因:“疲劳过度,心力衰竭!”


这位以身殉职的中国船长是谁?你只要翻一翻1979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作家柯岩的报告文学《船长》一文的主人公便是他:


你只消查一下1983年第1期的《十月》,诗人艾青的长诗《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文的主角便是他;


他,中国首屈一指的远洋船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六届人大代表。


在中国中学语文课本里,也介绍着他的先进事迹。就在他离开人世之际,刚刚印出的《上海画报》上,正刊登着他精神抖擞,喜笑盈盈的巨幅照片,大沿帽上的五颗金星熠熠闪光……


他,贝汉廷。去世的那天,正是他59岁生日。他的墓志铭上,用这样的数字概括了他的一生:


“1926423—1985423”


生命的最后一刻


且把时间倒拨数小时——当天中午。


船医在餐厅吃完午饭,端起一份饭菜,沿着楼梯走上去,送入位于第6层的船长室……


贝汉廷在海上度过了30个春秋,先后担任过16艘远洋轮船的船长,到达40多个国家的80多个港口。他从来都是在餐厅里跟船员们同桌吃饭,从来没有要人端菜送饭。然而,这一次他步履蹒跚地走进“香河”号船长室,上下楼梯气喘吁吁。一向刚强的他,不得不听从政委的劝告,让人三餐送饭,他的脸浮肿,双脚肿胀,胃口越来越差,只吃几口稀饭、榨菜而已。医生要给他打葡萄糖,他摇头:“吊着葡萄糖,我怎么工作?”


看到贝船长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政委说:“下午的会议,改天再开吧?”


他摇头:“已经通知了的会议,不要随便改期。下午两点,会议照常进行。这次会议要安排下阶段的工作,非开不可的。”


他思索了一下,接着说:“政委,会议由你主持,你先布置工作,我身体不好,有点支持不住,再躺一会儿。等你讲完了。我再起来讲几句。”


会议如期在船长办公室举行。


3点半,船长卧室的门开了,贝汉廷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轮机长徐以介赶紧坐起来,把一张单人沙发让给他。他却摇摇头,随便往长椅上一坐。


贝汉廷有条有理地说起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预计5月1日过埃及塞得港。5月19日过香港,25日抵达新港,28日回到上海……”


他,一向虑事细如绣花。“香河”是我国向联邦德国订购的一艘新船,他们刚刚接船归来,各部门都缺乏一些工具、物料。他叮嘱道:“各部门需要什么,赶紧开好单子,填写物料账单。船一到塞得港,我就把物料账单航寄上海。路过香港时,再把物料单复印本航寄上海。这样双管齐下,万无一失。等到了上海,我们需要的物料就已经准备好,不会耽误下一个航次……”他像个高明的棋手。走这一步棋的时候,心中已在谋算下几步棋了。他的心中唯有船,唯有工作。


停顿了一会儿,贝汉廷又补充说道:“有一件事,我想提醒一下,今后船靠码头,在装货、卸货的时候,船上的电视机不要开,不要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以免影响工作……”


大家都赞同贝船长的意见。


5点,会议结束,同志们陆续朝餐厅走去。政委仍逗留在贝船长身边。


贝汉廷显得疲惫不堪。他对政委说:“我吃不下饭,不想吃了。好在船已经到了开阔的海面,我可以从驾驶台上下来,休息一下。请转告医生,今天晚上可以给我打葡萄糖……”


有气无力,他讲话的声音越来越细。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讲不动了,我……不能讲了……”


这时,他脸部肌肉猛然抽搐着,脸色霎时变得红紫。


政委一看不对头,一边往外疾奔,一边大声喊叫着医生。


医生、轮机长、事务长和许多船员闻声赶到船长室,船长已不省人事,他们把船长平放在地上,按摩,急救,大声呼唤着船长。


他遽然离世,没有留下半句遗言。


他的生命的航程,是在大海中度过的,直至他的最后一刻。他把一切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蔚蓝色的事业——祖国的远洋运输事业。


在过度疲劳中倒下


再把时间倒拨。21天前——4月2日。


夜色浓重。高大的树木、教堂的尖顶、长颈鹿般的百吨大吊车,都消溶在黛色的夜幕之中。


一辆轿车射出明亮的灯光,驶出fsg造船厂的大门。轿车飞驶在弗伦斯堡的大街上。


弗伦斯堡是联邦德国北部名城,造船工业基地。“香河”号就是在这儿的fsg造船厂里诞生的。


车上坐着贝船长、政委和轮机长。贝汉廷的脑袋枕在椅背上。一天的周旋,使他已经力不从心了。


当他们回到旅馆,已经是深夜11点。好多房间的灯已经熄灭,船员早已经进入梦乡。


“政委,明天是接船的日子。现在马上开会,我要把注意事项讲一下。”贝汉廷说道。


“大家都睡了,你的身体也不好,明天再开会吧。”政委显得有点为难。


“不行,事关重大,必须马上开会。”尽管贝汉廷满面倦容,他仍坚持道。


政委喊醒了大家,全体船员——32人,济济一堂。船员们分好几批,从中国坐飞机来到联邦德国。最后的一批,几天前才到。船员们是从各条船上抽调的,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同舟共济”——在同一条船上工作。接船前,各自忙着工作,难得聚在一起开会。


贝船长一五一十,并井井有条地布置工作。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就连举行升旗仪式时,应该由谁负责升旗,都明确地指定。


他强调说:“明天一起床,我就要挨个儿检查服装。每一个人都必须穿海员哔叽制服,里面是白衬衫,黑领带。脚穿黑皮鞋,帽子要套上白套子。整整齐齐,一点儿都不许马虎。我们是新中国的海员,要体现新中国的风貌。”


哦,听到这里,政委明白了贝船长为什么要连夜召集会议。可不,等到起床之后,再让大家换衣服,那就会增加许多麻烦。如果不是贝船长再三叮嘱,许多新船员还不知道应当戴白帽套哩。


当船员们发出鼾声之际,贝汉廷还在灯下走笔疾书,给“deaes洁妹”(他总是这样昵称自己的妻子朱佛容)写信。尽管是结婚26年的老夫老妻了,每次远航,他常托雁传书,宽慰亲人。这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三批船员到齐。明晨接船,十分忙,不及详作回信,因没有一个写字处。到了旅馆,虽很高级,但电话多、事多、人多,无法坐下,待接船后详细写信……我在外会小心注意身体,实在较忙不能多写了。即搁笔。”


他,真的“会小心注意身体”吗?


翌日,一口气举行了三项隆重的仪式,贝汉廷忙得像走马灯似的团团转。


刚刚起床,他就亲自逐个检查船员的服装,直到满意为止。


一支整整齐齐的队伍步入船厂,人们投来了敬慕的目光。郑重的接船签字仪式开始举行。双方代表签字之后,新船的所有权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了。


船长带领全体船员、走向新船。


第二项仪式——命名仪式,在新船船头举行。新船命名为“香河”(“河”字号船都是集装箱船)。按照出发地习俗,人们敲开了一瓶香槟酒,白色的泡沫随酒喷涌出来,顿时响起来欢乐的笑声。


第三项仪式——升旗仪式,在新船甲板上举行。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意味着“香河”号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块流动的神圣领土!


贝汉廷注视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脸上浮现出自豪的笑容。


当天下午,船长举行宴会,100多人参加。贝汉廷吃力地举着酒杯,跟各国朋友应酬交谈,向联邦德国朋友致谢。


紧接着,4月4日,贝汉廷在“香河”号上举行盛大的答谢宴会。他的一位在联邦德国工作的外甥谢海明当时在场。谢海明在一封家信中,记述了他亲眼所见:


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见他,这次看到他明显的衰老,体力不佳……宴会在船上举行,小舅舅(注——指贝汉廷)是东道主,他上上下下跑:从宴会菜的采购布置、接待,他真有点应接不暇。船长室在船上最高层,宴会在二楼。他上下跑一次,人就很喘。有时累得走路扶着墙。


我真为他担心……


“在西德交接船这段时间太累。这次来的新手多。人也不是一下子到齐。开始事情里外都是他一个人。临出国前远洋公司也知道了身体不好,并同意派一个年轻船长做副手。但是到最后,这位副手没有来(注——来不及办理出国护照)。所以一切事务工作都要他忙。何况这是一条新船,班子是新组建的,要订许多规章。此外,‘香河’号是我国最大、设备最新的集装箱船,可装1686只集装箱。他为货物的事也到处奔波。一开始联系到80多只。远洋公司的代表都说不容易搞到这么多。但他还继续与西欧各国联系货物,到4日我见到他时,他还在给伦敦打电话。最后落实到1270多箱,他才放心。他对工作真是极端负责……”


紧张的接船工作刚刚结束,还来不及喘一口气,更为紧张的航行任务已经摆在贝汉廷面前。


快节奏、高效率,是当今世界的特点,集装箱船正是快节奏、高效率的产儿。它把货物装在一只只规格统一的集装箱,装货、卸货的效率大为提高。装卸1万吨集装箱货物只需20个小时左右,而装卸同样的散杂货却需要5天。快装快卸当然大大提高了船舶的运输效率,但是同样也大大加重了船员们的工作担子。


“香河”号在贝船长的指挥下,一离开船厂,便以极快的节奏,穿梭于欧洲各港口,贪婪地“吞食”着货物,吃水越来越深。它的航行日程像绷紧的弦:


4月12日,抵联邦德国汉堡港,装货;


4月14日凌晨4点,离汉堡;


4月15日上午10点,抵挪威奥斯陆;


4月18日,抵英国伦敦;


4月19日,抵比利时安特卫普;


4月20日,离安特卫普……


无暇光临汉堡电视塔上高达120米的空中旋转餐厅,无心领略挪威王国首都奥斯陆的迷人风光,无意徜徉在“雾都”伦敦那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无空拜谒安特卫普市政厅前青年英雄布拉多的铜像……


久久地,久久地,贝汉廷胸前挂着望远镜,伫立在驾驶台上。一站,就是十几小时,甚至几天几夜没有离开驾驶台。按照规定,进港、出港、过狭水道、过复杂海区……船长必须在驾驶台。集装箱船以飞的速度装卸,刚刚进港,便要出港,况且欧洲的港口间隔很近,紧接着又是进港,出港。狭水道、复杂海区密布。船长在快节奏的航行中,得不到喘息。“香河”,是我国以巨额外汇向联邦德购买的,贝汉廷作为一船之长,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


他的病情明显地加重了。他身上的“主机”——心脏,在超负荷运转着。双脚肿胀,四脚乏力,胸闷,气喘。


政委在全船大会上明确地提出:“爱船长就是爱船。确保船长的健康就是确保船的安全。”


他还对医生说:“你在这一次航次中的主要任务,就是精心照料贝船长。”船员们爱戴自己的船长,把船中仅有的一点水果让给贝船长,每天三餐给他送去。听说贝船长爱吃牛肉线粉汤,他们特地烧了一大碗,送到驾驶台……同志们的关怀,使贝汉廷感动万分,他总不住地说“谢谢”,“谢谢”,可是谁都无法分担他肩上沉重负荷——船长的责任毕竟要由船长来承担。


他一向是条硬汉子,一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海洋。1964年,当他驾船来到亚得利亚海畔,正巧周恩来总理在那里访问。周总理接见了他。当着周总理的面,他说出这样的誓言:“一辈子也不离开船,不离开海洋!”然而,此时此刻,他已感到病入膏肓,难以支持。1985年4月20日,他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给“deares洁”写信(这是他给妻子写的最后一封信)说:


“你最关心我的身体,确实和过去不能相比了,但还可以。这次回沪,我想配些药,然后到一个不太熟悉而又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段时间。我想主要的问题在于休息……”


据他的妻子说,破天荒,这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的身体“确实和过去不能相比了”,第一次谈到了需要休息!他,刚强,顽强,倔强,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说出这些话的。


过了安特卫普,“香河”号开始返航了,驶入水深海阔的比斯开湾。那里本来风急浪高,这几天却风平浪静。贝汉廷终于松了一口气,走出驾驶台,打算让医生注射葡萄糖。


就在这时,就在这时,他在过度的疲惫中倒下去。他,真的“到一个不太熟悉而又宁静的地方去休息”了!


拖着病体踏上征途


继续倒拨时间——2月27日。


上海静安寺附近,一幢闹中取静的公寓里。往常,贝汉廷总是在宽敞的客厅中会客,那儿有一套舒适的沙发,墙上挂着各国港口的彩色照片,墙角放着一架钢琴。然而,这一天他却躺在卧室的床上,听着两位老朋友——曾尧纲和沈百馄的规劝。


他病了,重感冒加心衰症,遵医嘱“绝对卧床休养”。然而,过几天——3月2日,他却要出国,要去接“香河”。


这怎么行呢?这怎么行呢?医生、妻子已经一再苦苦劝阻。这天,老曾、老沈又花费3个小时,反反复复地劝阻,他们俩都是贝汉廷的老同学、老同事。


“阿贝!”曾尧纲对贝汉廷说,“你还记得我们在吴淞商船学校上学时,轮机班有个同学,叫王炳华。”


“记得。”贝汉廷轻声地答道。


“他去年就死于心力衰竭!”老曾大声地警告他说,“心衰病发作起来,船上是没办法抢救的。你病得这么厉害,不能去,千万不能去!”


贝汉廷确实病重。


1984年8月24日,他到上海市胸科医院初诊,张绍昌医师就确诊他患“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瓣狭窄伴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可是,他仍坚持出海,担任“唐河”号船长,在远航中曾8天7夜未下驾驶台。回来时,他到了家门口,久久地坐在那里,无力踏上楼梯!


妻子着急了,连忙陪他到胸科医院。


病历卡上这样记载:


“1985年1月22日,出洋两个半月归来,心悸,气短,脸色发灰,口唇发紫,有心衰症状,给予强心剂、吸氧治疗,病假半月。”


“1985年2月5日,症状虽有好转,仍需病休,予以半月假期。”


“1985年2月26日,感冒咳嗽,心率偏快,患者要求多配药物(因出国需要)。根据病情,予以半月病假。”


那天,当张医生听说患者要求多配药是为了出国接船,异常惊讶,连声说:“太冒险了!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是的,是的。他肺野於血那么明显,怎么能去接船?


是的,是的。x光片清楚地表明,他的心脏显著扩大。正常的人,心与胸的宽度比例只有50%,而他却达65%。


是的,是的。心电图、超声波扇形扫描,都查出他心力衰竭严重。


张大夫找贝船长的妻子单独谈话,明明白白地向她指出:“如果这一次让他出海去,会死亡的——有去无回!”


张大夫还用上海话重复了这一意思:“如果让伊去,那就‘扑啦塌’!”


张大夫要朱佛容立即把贝船长的病情向上海远洋运输公司领导反映,不能派他去接船。张大夫说:“我是医生,我要对病人负责。”


当张大夫在劝阻贝汉廷出国时,贝汉廷首先考虑的是工作:“出国护照早就办好了,换人很麻烦。集装箱运输是一项新的工作,要摸索经验,收集资料……”


张绍昌是一位对病人高度负责的医师。他见劝阻无效,不得已,又向他提出一条又一条建议:


“出国时,要配备随身医生。要按时服药。坐飞机时,稍有不适,应马上呼吸氧气——飞机上有专门的供氧管。”


“你到了联邦德国,工作不能太累。要注意休息。办完接船手续,就坐飞机回国。千万不能驾船回来——你无法胜任长时间颠簸!”


细心的张医生给除了给贝汉廷开足了7种药之外,还特地把他的病症译成英文,写成一张纸条上,叮嘱道:在国外,如有不适,马上送医院,拿出这张条子。外国医生一看,就知道你患什么病,可以免检查手续,马上对症下药,采取措施……


大夫劝,妻子拦,老朋友们苦口婆心,无济于事,贝汉廷还是要走。就在这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召开,通知贝汉廷前往北京。妻子想,这下子贝汉廷不会去联邦德国接船了。无奈接船人员的名单在几个月前就已确定,任务是那样的紧迫、重要,心中唯有海洋、唯有船的贝汉廷,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没有出席大会,却迈着肿胀的双脚,踏上远航的征途……


噩耗传来,曾尧纲挥泪写下这样的信,从北京寄给朱佛容:


“当听到阿贝的不幸消息,我简直不相信。太悲痛了!太可惜了……最感遗憾的是上次在你们家里,没有劝阻住他无论如何不要去接船。旅途的遥远,接船的劳累,海上的艰辛,虽身体很好的人也疲于应付,何况由于长期辛劳而致的心衰者呢……”


人固有一死。但贝汉廷之死,格外令人揪心!


他才59岁,正处于壮年,本来离人生的终点还远着呢。


他是一位既精通航海理论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人才难得。他的死是中国航海界的巨大损失。


从北京,从天津,从青岛,从广州,从上海……唁电唁函纷至沓来。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在山东羁旅时获悉不幸的消息,悲痛万分,一夜未合眼。交通部前部长彭前清热泪夺眶而出。交通部外事局长董华民满怀深情,把“汉廷同志的照片,从像册内取出,挂在墙上,以慰哀思”。上海远洋运输公司为失去如此优秀的老船长而痛心。受过贝汉廷亲自培养的年轻船长甄永祥,马上和爱人一起从杭州赶往上海吊唁恩师……


贝汉廷的足迹遍及五湖四海,“capain贝”闻名于各国港口。国际友人的唁电也如雪片般飞来。


人们哀思萦绕,怀念着不幸早逝的阿贝,追忆着亡友闪光的足迹……


“好厉害的船长”


往事历历在目,尽管阿贝已成故人,但是人们的心犹如一台台录像机,仍记录着他昔日的音容笑貌、人生历程。


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锣鼓、满街的秧歌,宣告上海的新生。就在这时,24岁的贝汉廷面临严峻的考验。他在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系念了3年,毕业了。可是,黄浦江上的千轮万船被解放战争的枪炮声吓跑。驾驶系的学生无船可驾,纷纷自谋生路。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学校,办起了政治学习班。贝汉廷参加了学习。7月底,当学习班结束时,贝汉廷接到通知——他被就派往东北工作!


贝汉廷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的一家——父母、一个哥哥和六个姐姐,都在上海。尽管故土难离,贝汉廷经过学习,毕竟已经懂得服从组织分配是必须恪守的原则,他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在沈阳,他听到了东北财经会的负责同志李富春、叶季壮的报告,被分配到营口港的“安海5号”上当实习生。


“安海5号”是条什么的船只?一条木壳机帆船,才200吨!天哪,整条船上,唯有一只陈旧不堪的磁罗经。


阿贝和沈百锟一起,在这条小小的破船上工作。两人同住在船头的小舱里,睡觉时连脚都伸不直。


这就是贝汉廷航海生涯的起点,凭着那只磁罗经,他居然驾船走天津,过烟台,跑青岛哩。


阿贝是大海的儿子。风里来,雨里去,他的生命是蓝色的。“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哦,他就是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以搏风斗浪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新中国的国际声望不断提高,新中国的海运事业蓬勃发展。阿贝的工作频繁地调动着,时而在广州的华面海运局,时而在上海海运局,中捷海运公司,时而又调往广州远洋公司……每一次调动,他总是“军令如山倒”,说调就调,说走就走。调来调去,对于他来说,无非是从这条船调到那条船,他的一双脚始终站立在驾驶台上。


朝朝夕夕,与大海相处。他用自己的笔,端端正正,记下航海的点点滴滴的心得。他对航海业务锲而不舍,精益求精。每一次上船,他总是带着一摞书。他攻天文,钻水文,学气象;他深知远洋船长是国家的友谊使节,是友谊之桥。他上中学时就刻苦学习英语,入商船学校又选修法语。在海上,他收听外语广播,不断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他的英语非常流利。


他还自学西班牙语。


从1959年起,他致力于祖国的远洋运输事业,1962年起,开始担任船长。他驾驶过“友谊”、“友好”、“九江”……


1961年5月,蕉叶婆娑的缅甸首府仰光,沉浸在中缅“胞波”友谊的热浪中。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第一条国产远洋货船“和平”号,徐徐驶入仰光港。当时,贝汉廷是这条船上的大副。码头上,万头攒动,人们挥舞着彩旗,举行隆重的中缅首航典礼。


一位双目失明的华侨老太太,登上小艇,让小艇慢慢绕“和平”号一周,她用双手摸了一圈。她的脸上,浮现欢乐的笑容,泪水扑簌簌的落下。她说:“祖国能够造出这么大的船,我真高兴!”


一位老华侨久久地、久久地在站立在“和平”号甲板上,不肯离开。他说:“这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浮动领土。让我在祖国的领土上多站一会儿!”老华侨的话,使贝汉廷深为感动。


1964年,“和平”号首航非洲。那时候,坦桑尼亚分为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两个国家。当“和平”号抵达首府达累斯萨拉姆的时候,坦噶尼喀的总统、副总统和桑给巴尔总统一起登上“科平”号。咔嚓,三位总统和中国船长贝汉廷合影于甲板,顿时成为当地报纸的一段友谊佳话。


不久,“capain贝”的大名,轰动了印度洋里的岛国斯里兰卡。


那时,贝汉廷担任了“友谊”号船长,却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遇上了不愉快的事件。


肇事者是一名斯里兰卡的码头工人。他满脸通红,喷着酒气,脚步踉跄,在码头上遇见一位个子矮小的中国海员。他居然伸手摸摸中国海员的头,然后打了两记耳光。


那位海员正是“友谊”号的三副。


大副见醉汉侮辱三副,当即把此人抓住,在“友谊”号上升起报警的旗帜。


斯里兰卡的警察来了,抓走了肇事者。


不料,有人借此兴风作浪。不明真相的码头工人开始罢工,不给中国轮船卸货。


贝汉廷面临棘手的局面。他批评大副升起报警旗帜前。没有及时向他报告。但是,无人卸货,耽误了船期。怎么办?更为严峻的是,这件事给中国人民和斯里兰卡人民的友谊投下了阴影。


开庭了。当着肇事者,当着众多的码头工人,贝汉廷用流畅的英语发言。他说:“殴打中国海员,这是错误的。作为中国船长,我必须严正地指出。但是,考虑到肇事者喝醉了酒,并不是有意要打中国海员,因此我建议撤销原诉,不要处罚他!”


人们满以为贝汉廷会发表了通严厉谴责肇事者的话,万万料想不到,他竟要求撤销原诉!


那位肇事者,当场流下了热泪。


斯里兰卡的码头工人们激动地鼓掌。


误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冰释了!


码头工人立即复工,高高兴兴为中国轮船卸货、装货。


当地报纸用醒目地位报道了这件事。哦,“友谊”号,名不虚传——为了寻求友谊而来!


紧接着,法国人在一场尖锐的谈判中,也认识了中国的“capain贝”。


那是在中法建交后的翌年——1965年。中国向法国订购了万吨远洋货轮“九江”号。贝汉廷担任了新船的船长。他跟法国船厂代表进行谈判,要求赔偿损失。法国方面支支吾吾,遮遮掩掩,企图敷衍了事,不承担责任。


他们没有料到贝汉廷不仅精熟英语,而且深谙法语。贝汉廷从法文的条令中找到依据,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要求法国资本家赔偿损失。他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法国船厂代表不得不承认自己以次充好,只得向中国方面赔偿150万法郎。


当贝汉廷离开了谈判桌,法国代表这才意识到,他们的谈判对手,是一位“很厉害的船长”!


是的,是的,作为船长,光是懂得驾驶技术,懂得天文、水文、气象、外语,还远远不够。


优秀的船长,必须具备政治头脑,外交才干,社交能力,而且要精通“生意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赤热的爱国之心。贝汉廷“厉害”,就在于他不仅是出色的船长,而且是精明的企业家、能干的外交家、忠诚的爱国者。


“出口转内销”


大海呀大海,


是我生活的地方。


海风吹,海浪涌,


随我飘流四方。


大海呀大海,


就像妈妈一样。


走遍天涯海角,


总在我的身旁。


贝汉廷时刻谛听着大海的呼唤。尽管他爱上了他同班同学朱佛恬的妹妹朱佛容,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了和和美美的小家庭,可是他的心在船上。如同朱佛容所说:“有一次,我当着他的面说:‘你呀,第一是船,第二才是我。’他没有吱声,朝我笑笑。”


没年没节。一次远航接着一次远航。那时候船速不快,“和平”号跑一趟亚洲,就得4个月!


朱佛容生了3个孩子,没有一次分娩时他在家!


不过,他也有一点值得“表扬”:他勤于给妻子写信,每到一个港口总是往家寄封信,信总是很长很长,给他“deares洁”写上许许多多宽慰的话……


万里远航,风和日丽当然舒心,但是风暴雨猛、恶浪排空的日子也在所难免。看,“文革”狂飙,把贝汉廷刮下了驾驶台。


如果要出版《新编笑林》的话,请勿忘记收入以下一则真实的笑话:


上海科技大学发生一场武斗。据说,没隔多久,香港报纸刊登了武斗照片。


这还了得!


查!


“红卫兵”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在学校时查起谁有“海外关系”来了。


当时正在那里任教的朱佛容,尽管没有参加任何“派”,也被列入“可疑名单”——因为她的丈夫在远洋海轮上工作,“海外关系”多得很哪!


“红卫兵”来到广州远洋公司“外调”。公司的“造反派”正在找岔整贝汉廷这样的“臭老九”。虽然当时贝汉廷在远航阿尔巴尼亚途中,那“武斗照片”跟他毫不相干,可是当他一回到广州,马上被送进“学习班”。就这样,他被撵下了驾驶台。


仅仅凭一个莫须有的,就可以整人、撤职。何况后来经调查,香港报纸并未登过“武斗照片”,只不过“据说”、“听说”而已。那样荒唐无稽的“外调材料”,居然还塞进贝汉廷的档案袋。


贝汉廷历史清清白白,做事向来勤勤恳恳,没有什么可以受人以柄。但是,他竟然也受到了大批判。有人煞有介事地“揭发”,贝汉廷家中有两架钢琴,“修”透了!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贝汉廷蒙受不白之冤,从广州远洋公司“清理”出去,调到上海航道局的一个小小挖泥船上当三副,他的工资从每月438元降为260元。有人奚落他说:“哼,‘出口转内销’啦!”


像大鹏折翅,贝汉廷心中无限痛楚。


那是一条闲船,分配给他的是一份闲差使。生活很“实惠”:上午九点钟去报个到,混顿中饭,睡个午觉,洗上澡,下午3点就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结婚那么多年,难得会有这样跟妻子朝夕相处的日子。可是,他一回家,却把双手按在墙上那幅远洋巨轮的画框上,眼里盈着泪水,喃喃地重复说道:“为什么把我赶下来?为什么把我赶下来?”


他的手颤抖着,他的身体颤抖着,他的声音颤抖着……


在挖泥船上,他被人看成是“处理品”、“政治上不可靠”,处处遭人白眼,甚至提防他进行“破坏”。


在那几年之中,他接连搬家:


本来,他家住在上海人民路。邻居们都知道他是远洋船长,回家住不了几天就走。如今,每天在那儿进进出出,种种猜测就传开了:“准是在国外犯了错误,被‘踢’回来啦!”“也许是投机倒把,给抓住了!”“说不定是‘里通外国’!”在那种“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提得“高高”的、“大批判”的“火药味”搞得“浓浓”的年月,在里弄里,就连贝汉廷的孩子也受到歧视。


搬!贝汉廷咽不下这口气,全家搬到上海福建路去。这下子,邻居们都是陌生面孔,行了吧?


没想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在里弄小组会上,有人告诫众街坊:“刚搬进的那家,男人犯了错误,从国外弄回来的!”


这下子,邻居们冷漠的眼光又“死盯”在贝家。


再搬!这一回,搬到上海静安寺附近的一幢楼房里,他一回家就把房门紧紧关上。他苦闷到了极点!


那年月,他最想而又最怕去的地方,便是上海外滩。在那里,一艘远洋巨轮激起他鹏程里的宏愿,却又勾起他郁郁不得志的无限辛酸……


那年月,“出口转销”的不光是他。他的许多老同学、老同事,都被种种借口“扫”出了远洋船长。“臭老九”们滚蛋,“工农兵”取而代之。然而,远洋航行毕竟不是闹着玩儿的,没有高深的学问毕竟无法驾驶万吨巨轮。海上事故接连不断,直线上升。


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总理发话了:“如果我们开创远洋事业的骨干都修了,远洋事业的大好形势从哪里来呢?”


终于,老将升帐,老船长重新坐到驾驶台上。贝汉廷归队了。


首航美国


面对浩淼无涯的太平洋,号称美国“远东门户”的西雅图港,今天显得不同寻常:


天气是那样晴朗,远处灵尼雪山银装素裹,格外妩媚。一碧万顷的海湾闪射着细碎的粼粼波光。绿树掩映的楼宇丛中,挂起了用英文、中文两种文字书写的横幅。在唐人街的“中国武术馆”和“浩然亭”前,华侨们正在聚集,准备结队前往码头。


西雅图是大名鼎鼎的波音飞机公司总部所在地,飞机在这儿像鞋子一样不足为奇。然而,一架直升飞机起飞了,却引起新闻记者们的普遍注意。飞机上坐着西雅图代理、海关、海岸防卫队、移民局等单位的9位工作人员,飞往附近的安琪尔港,降落在一艘正朝着西雅图前进的中国远洋巨轮上。他们在途中为中国轮船办好进港手续,这在西雅图港是破例的。他们给这艘中国船以崇高的礼遇。


那是1979年4月18日。中美航道的坚冰消融了。中国远洋货轮“柳林海”号首航美国。船长,便是贝汉廷。


两个多月前,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曾来到这里,引起了轰动。


一个月前——3月18日,美国远洋货轮“利·莱克斯”号首航中国,到达上海。


如今,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货轮,首次出现在美国海港,成为西雅图市的荣幸。


“柳林海”号进港之际,盛况空前:西雅图港的“唐·米哈”号在前面开路导航,海岸防卫队的巡逻艇在两旁护航,“杰克·兰东”号则打开船上的十几条高压喷水枪,那银白色的水柱喷向碧空,化成无数晶莹的水珠飘落在海面。几架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表示欢迎。如此前呼后拥,充分表露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海上使者的无限热忱。


“柳林海”号徐徐靠近第91号码头,早已拥立在那里的人们挥舞着花束、彩带。美国海军第13区军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美利坚合众国国歌。


码头上隆重的欢迎仪式开始了。美国政府许多高级官员和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中国交通部长彭德清都出席了仪式。


作为首航船长,贝汉廷潇洒地步上主席台,用纯熟的英语,发表了热情洋溢而又富有诗意的讲话。


一位美国记者幽默地问中国官员:“你们派来的,到底是船长还是外交部长?”


早在“柳林海”号到来之前,美国报纸就刊登了这位“capain贝”的照片和简历,称他是“中国最有声望的船长”。然而,记者们只知道他技术高明,没想到他如此才华横溢。


“柳林海”号在西雅图逗留的日子,中美友谊的热流在那里澎湃。鸡尾酒会,记者采访,华侨参观,访问波音飞机工厂,为群众签名留念……


一位姓周的华侨,紧握着贝船长的手,真诚地说:“‘柳林海’号到美国来了,我们不但见到了亲人,而且看到了祖国的强盛,我们衷心喜悦,腰杆子也硬了。我是美国政府的公务人员。自从邓副总理访问了西雅图,在办公室里美国同事对我刮目相待,而你们‘柳林海’号来到后,这几天我到办公室中看到的笑脸比过去更多了。”他的话语那么质朴,而其中的含义又多么深远。


然而,一帆风顺,在航行中毕竟是少有的。在西雅图,贝汉廷也遇到了不快。


“柳林海”号原定4月23日下午返航回国,各报都登载了这一消息。出乎意外,眼看已经到了4月25日,“柳林海”号还无法启锚。


为什么呢?原来,“柳林海”号要在西雅图装上36000吨玉米,运回中国。这些玉米是向c公司购买的,经理j先生说每天可装9600吨,而实际上每天只装6000吨。他延误了时间。“柳林海”号多停留一天,光是码头费就得多付2000美金。


贝汉廷心中焦急。美国朋友告诉他:“c公司美国最大的粮食出口商,也是最难协作的单位,尾巴翘得高高的,谁也对他没办法。在美国,就连总统和政府对他也奈何不得!”如此说来,在c公司面前,就得由他摆布?!


“柳林海”号首航美国,举世关注。一再延误返航日期,势必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怎样才能扭转这不利的局面呢?


正巧,在4月25日傍晚,当地电视台记者上船采访,贝船长毫不迟疑,抓住这个机会,发表了如下谈话:“柳林海号这次来西雅图,受到隆重友好的接待,我们对政府、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各级领导和人民表示感谢。在装货工作中,港口、代理、装卸公司,当然还有货主,都大力支持我们,我们表示感谢。但是,实际上装货工作没有按照预先告知我们的计划进行,延误了我船离港的日期。已经过去了的事就算了。明天能不能努力一下,把剩下的货物都装上?我相信经理j先生会作出恰当的安排,履行诺言……”


贝汉廷的这番话,说得有理、有利、有节,既点了j先生的名,又给他留了面子。他的话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他不卑不亢,柔中有刚,却又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


当晚,电视台就播出了中国船长贝汉廷的讲话。


j先生看了电视,不再“尾巴翘得高高的”了。中国船长的话,毕竟很有分量。


第二天,美联社记者走访了j先生。j对他说:“‘柳林海’号今天可以开航了。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贝船长在电视中又客气又点名,弄得我很尴尬。连我的妻子也说,应该把‘柳林海’号早日装好。因此,我今天提前上班,亲自指挥。装好货以后,我还准备去拜访贝船长,问他是否满意?”


j先生真的在当天把货装完。平常,他十分高傲,几乎不上客户的船。这一回破例,他登上“柳林海”号,亲自拜访贝船长。


他们俩见面时的谈话,富有戏剧性。


j先生一坐下来,便对延误船期的原因,作了一番解释。


贝船长坦然地说:“我很理解你们延误的原因。虽然没有按原计划完成,但是你今天是做了很大的努力,谢谢你!我相信,下次我们到贵港来的时候,你一定会装得更快。”


j先生耸了耸肩膀,苦笑道:“但愿我们下一次在宴会上见面,可别在电视上见面。”


贝船长机敏地接过他的话,大笑道:“干吗不在电视上见?下一次,可以把我们的宴会上干杯的镜头拍下来,在电视上跟大家见面嘛!”


他们俩相视而笑。美联社记者刚巧在场,记下他们这间幽默的对话。


谁说西方人才懂得幽默?我们贝船长在诙谐中充分显示出他的机智、敏捷,又有原则又有灵活!


当“柳林海”号驶离西雅图的时候,在码头上送行的人群中,贝汉廷望见j先生在那里朝他挥手告别。


哦,“柳林海”号虽然渐渐远去,消逝在水天一线的远方,但是“capain贝”的鲜明形象,却清晰地留在美国朋友的脑海之中。


“capain贝”精明


地球,严格点讲,应该叫“水球”。地球表面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才是陆地。贝汉廷驾驶着“柳林海”号首航英国,花了两个多月在太平洋上“散步”,踱了个来回。


1980年3月,他又踏上了“汉川”号驾驶台,穿过印度洋、地中海,徜徉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


欧洲航线,贝汉廷跑过多次。1987年4月,他曾驾驶“汉川”号来到联邦德国汉堡。一船装了一船半货,满装满载而归,震惊了那里。汉堡的一位引水员用这样的口吻形容中国“汉川”号:“只有货,船看不见了,甲板也失踪了!”


这一回,贝汉廷又让“汉川”吃饱撑足,甲板又一次“失踪”了!


“汉川”号出航,路过马来西亚的槟城港。贝汉廷顺手牵羊似的,从那里“捎带”了780立方米的木材运往欧洲,一下子就为国家增收了8万多元运费。宽敞的甲板就被高高堆放的木材“淹没”了。不过,唯有右舷,留出一条半米多宽的通道。


哦,那是富有经验的贝船长关照的。他说:“伦敦港常常是右舷靠码头,而那里的工人如果发现甲板上的货物没有留下通道,会罢工的!”


果真,由于事先留下了通道,尽管甲板上的木料层层叠叠,在伦敦还是很顺利地卸走了。


英国的码头工人惊叹:“中国的货船怎么连甲板上也‘寸土必争’?”


伦敦卸货顺顺利利,而在荷兰鹿特丹装货却遇到了麻烦。“汉川”号的第四舱在那里装化工品,装是装了,装完之后,工头来找贝船长,要加收“困难作业费”。


于是,一场有趣的谈判,在船长室里进行着。


贝船长给荷兰工头敬上一支中国烟。然后,坐了下来,他向来是不抽烟的。


贝船长客客气气地问:“为什么要收‘困难作业费’?”


工头猛吸了一口烟,答道:“那是因为贵船的四号舱又小又矮又深,铲车不能走。按照我们这儿的惯例,要收‘困难作业费’。”


贝船长又问:“你们在我船其他舱装货时,加收‘困难作业费’吗?”


工头连连摇头:“不收,不收。”


这时,贝船长不慌不忙、有条有理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先生,你说本船四号舱小,其实它有601立方米,而本船最小的舱只有575立方米。你们在本船最小的舱里作业,不收‘困难作业费’。四号舱比它大,怎么反而要收‘困难作业费’呢?这恐怕不符合逻辑吧。至于您说本船四号舱矮,您知道舱高究竟多少?”


工头答不上来。


贝船长很熟练地答道:“四号舱高2米6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用尺量一量。先生,据我观察,您手下的装卸工人,身高没有超过2米的。”


工头点了点头。


贝船长风趣的说:“身高不到2米的工人,在2米6高的舱里工作,不会算是‘困难’的吧?”


工头忍俊不禁,笑了。


“至于舱深——舱的纵身长,四号舱比本船有的舱要浅,操作是方便的。我们不但不应该付‘困难作业费’,反而应该向你们索取‘方便作业费’哩!”贝船长的反话,惹得工头哈哈大笑。


笑罢,贝船长又进一步指出:“在四号舱里,完全可以走一吨半的铲车。不仅过去在别的港口用过铲车,这一次在贵港。您们在四号舱里同样也使用了铲车。我亲眼看见的。您刚才说那里铲车不能走,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船长的话,句句在理。荷兰工头哑口无言。他想不到,面前这位身材矮小的中国船长,竟是如此精明!他不得不答应,免收“困难作业费”。


就在荷兰工头站起来告辞之际,贝船长又给工头敬了一支烟。贝船长说:“中国‘川’字号货轮的结构是一样的。今后,凡是中国‘川’字号货轮来此装卸货,也请多多关照,一律不收‘困难作业费’。”


荷半工头又猛吸了一口烟,点了点头。


在鹿特丹,“汉川”号一口气“吃”进了12500吨货物。装罢,贝汉廷跑遍各货舱,发觉还有空余的舱位,又加装了50吨。装罢,贝汉廷细细计算,认为还可以再装200吨。


贝汉廷连夜跟港方联系。很遗憾,鹿特丹已经没有小宗运往中国的货物了,最少的一票货也有435吨,装上去就超重了。


对于货轮来说,多装货就是多为国家赚取外汇。贝汉廷为那空余的舱位感到惋惜。


忽然,他灵机一动,如果少装100多吨淡水,就能把那400多吨货装上!当然,少装淡水,船员们的生活要艰苦点。贝汉廷跟全船同志商量,大家一致赞成船长的主意。


就这样,400多吨货上船了,创造了“汉川”号开航以来装货的最高纪录。


那位荷兰工头跟别人谈论起“capain贝”的时候,翘起了大拇指说:“精明的船长!”


他像鱼儿离不开大海


一次又一次远航,一次又一次摸索着多装快运的规律。越装越多,越运越快。


1979年3月,他终于实现了20多年的夙愿——在鲜红的党旗下举手宣誓。


同年,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和“上海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1981年,他再度当选“上海市劳动模范”。


这年6月4日,他驾驶“汉川”号远航归来,刚回家,就拉着妻子的手,要她到北京路外滩去。


哦,“汉川”号停泊在那里,就连甲板上了堆满了货物。他从不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成绩,可是他在妻子面前却丝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他轻声告诉妻子:“这一趟,装得比任何一趟都多!”在他看来,这就是对久别的妻子的最大慰藉。


他要忙着卸货。妻子先回家了。


左等,右等,直到暮霭降临,仍不见阿贝归来。


突然,公司派人来通知,说贝汉廷不省人事,正在长征医院抢救。


妻子踉踉跄跄赶去,见到阿贝,跟上午判若两人:他的头部缠着雪白的绷带,双目紧闭,处于昏迷之中。


原来,他下船回家时发生车祸,被摔成脑震荡,失去了知觉……


动了脑外科手术,经过日夜护理,贝汉廷总算脱险了。


他清醒后的头一句话,便是:“船上的货卸了吗?快把大副叫来……”


他是一个不大生病的人。严冬,别人穿风雪大衣,他只穿一身“的卡”中山装,里面不过穿一件维棉衬衫而已。然而,严重的脑震荡,年岁也毕竟不饶人,迫使他在病床上躺了好几个月。


每天看着太阳从这扇窗户里升起,从那扇窗户里落下。天花板上亮了又暗,暗了又亮。清闲的生活,使他如坐针毡。离开了船,离开了海,他就像鱼儿离开了水。


考虑到他的身体,考虑到他的年龄,领导上曾打算另行安排他的工作,让他从海上转到陆上:


领导上拟议,调他担任大连海运学院院长。凭他的资历,凭他的学识和组织才能,他完全可以胜任。可是他再三再四地请求,还是让他回到海上吧。


领导上也曾考虑让他担任我国驻联合国“海协”的代表。“海协”——imco,即“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贝汉廷富有海运经验和外事工作经验,是很合适的“海协”代表人选。有关同志还在私下跟他打招呼,他可以带夫人到国外长驻“海协”。这样的“美差”,他又婉谢了。


他一再重复他1964年对周恩来总理说过的话:“一辈子不离开船,不离开海洋!”


他说:“我如果上了年纪,实在干不动了,我会退下来。我唯一的心愿,是把我几十年的海上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留给祖国。尤其是集装箱运输,我已经收集了许多资料,我要写书……”


他的言语非常质朴,没有留下多少“闪光的语言”。他是一位实干家。他毕生的“航迹”,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他终于走出了病房。他又走上了驾驶台。


先是“适应性运动”,他跑近航去日本。7天一个来回。7天又一个来回。


他笑了。他逢人就说:“你们看,我不是蛮好的?我照样能够开船!”


跑了一段近航,他又开始远航。上了“辽河”,上了“唐河”,又上了“香河”。


远航毕竟不同于近航。远航犹如马拉松长跑,长时间地消耗着人的体力,何况他驾驶的又都是快装快卸快节奏的集装箱船。年近六旬的贝汉廷,在远航中已经明显地体力不支了……


他终于心力交瘁,倒下去了!


他为祖国的航运事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最后的航行中倒下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名言来形容贝汉廷的献身精神,是最恰当不过的。


愿悲剧不再重演


贝汉廷的死,使人们不由得记起了在1982年6月15日痛逝的蒋筑英。


蒋筑英因过度劳累,在出差途中发病,抢救无效,离开人世。


优秀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之死,曾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在痛惜之余,再三呼吁:


要百倍珍惜活着的蒋筑英,要百倍爱惜我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长期“超负荷”运转着的精英骨干们。


不料,如今悲剧重演——我国优秀的远洋船长贝汉廷,重蹈蒋筑英的覆辙。


其实,蒋筑英在出差前,只觉得“身体不好”,还没有意识到重病缠身。贝汉廷则不然。张绍昌医师不仅已查明了他的重病,而且已经明确指出:“如果这一次让他出去,会死亡的——有去无回!”上海远洋医院以及贝汉廷家属曾在贝汉廷出国之前,把他严重的病情向有关领导反映。可是,如此醒目地闪耀着的红灯,并没有引起有关领导足够的重视。领导上更为重视的是船——“香河”号是我国最大的集装箱船,必须派最有经验的船长去,因能确保安全。他们忽视了船长本身的安全!


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讲,轮船属于“硬件”,船长则属于“软件”。硬件有形,看得见、摸得着。如果“香河”号有个三长两短,有关领导马上采取措施。然而,软件——知识、经验、才能,无形、看不见、摸不着,容易被忽视。其实,贝汉廷的去世,比“香河”号的代价更大!船有价,再大再新的船,都可以花钱买,但是,人才无价。“capain贝”是中国航海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早逝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他计划要写的一大批航海著作,都随着他的去世而化为泡影!人们只是记得,1980年“汉川”轮上,在3个多月的远航中,贝汉廷给两位年轻的实习船长讲课,从远洋业务、避磁、防台、海上救助,一直讲到世界各港口概况,3个多月内上课60次,每次两小时以上,内容丰富,常常闪烁着他独特的真知灼见的光芒。可惜,听课者只有两个人!


他在1982年也曾赴青岛远洋船员学院作过“远洋船员的素质”专题讲座。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他提出了远洋船员要重视培养“应变”能力,以应付复杂多变的海上环境。他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可惜,没有变成专著留下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1982年5月3日发出的一份文件中,曾明确指出:劳动模范“劳动时间长,体力消耗大,工作负担过重……上海市黄浦区19位劳模每天工作11个小时,最长的达14小时,其中有4位劳模全年无一天休息。由于工作过分劳累,致使一部分先进模范人物的体质下降,甚至长期患病……”全国劳模贝汉廷的情况,不正是这样?


贝汉廷的病逝,使我记起了列宁对杰出人才的关心。列宁把优秀干部称为“公家的财产”、“国家财产”。列宁发觉粮食人民委员亚历山大·德米特里也维奇·瞿鲁巴带病工作,在开会时脸色灰白、满头大汗,却瞒着列宁,说自己没病。列宁立即写了一张字条给他,批评道:“您这样的对待公家财产的态度是全然不行的。”“白白消耗衰弱的身体实在不可原谅。应该改正才好。”列宁明确写道:勒令:“养病3个星期!”


列宁爱护“公家财产”的精神,感人肺腑!


贝汉廷是无私的。他在去世前几天,曾在“香河”号上通过人造卫星给交通部部长钱永昌打过电话。在汇报工作之后,他叮咛道:“老钱,你的工作担子那么重,身体又不好,千万保重!保重!”他的心中唯有别人,却没有自己!


贝汉廷的病逝,不是唯一的。远的不说,就在他死后不到半个月,5月8日,一位年仅46岁的远洋船长王松臣又病逝了。王船长是在船过澳大利亚时发病的,肝区剧痛,当即电告有关领导。领导要他坚持到苏伊士运河,在那里由另一位船长接替他。王船长忍痛在驾驶台上拼博的2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在进入苏伊士运河时倒下去了。他浑身发黄,连坐飞机回国的气力都没有了!飞机经过巴基斯坦,医生给他输血,这才使他支撑着病体回到北京。急送北京医院,诊断为晚期肝癌。在他垂危之际,医生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是说:“我出院后,让我休息几天再上船!”他,一次远航紧接一次远航,没有喘息的时间,他最大的奢望只不过“让我休息几天再上船”而已。就在他讲完这句话不久,年轻的王船长合上了他的双眼,再也没有睁开……


死者无法重生。贝汉廷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上“香河”号,而从西班牙运回来的只是他的一撮冷灰!他的病逝,再一次像蒋筑英、罗健夫、陈安乐之死那样提醒人们: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惜人才,特别是要珍爱那些奋不顾身、负荷过重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