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五年前出逃的惊险情景,梁启超终生不会忘记

作者: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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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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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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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7156字

早在杨度赴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之前,杨钧和代懿便考取了湖南官费留日生,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名气的陈天华、杨昌济也在这批留日生中。杨度以学长的身分在饯别宴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鼓励他们学习新知,为团体谋公益,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作为留学的最高目标。与一年前的反对态度大不相同,这一次,王闿运对杨钧、代懿的出洋是支持的,一方面是日趋开放的大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杨度东洋半年回来后器局更为开阔对他的启发。何况对代懿和杨钧,王闿运从来没有寄予第一流人才的期望,他认为让他们在东洋学点实用的技艺回来,或许在今后的乱世中于养家糊口更为有利。


杨度回到石塘铺后,看到了近日弟弟从东京寄回的家信。信上说他们在日本一切都很好,都进了日文补习学校。杨钧还颇为得意地夸耀他已经可以和日本人作些简单的对话了。湘绮楼上,杨度将特科两次考试的情况向先生作了禀报,王闿运也觉得难以理解,安慰学生不必过于沮丧,在家里安心住一段时间,且待形势的变化。


这天,湘潭县衙门派人给王闿运送来一封急信,原来是夏寿田托折差带回湖南的。他告诉先生和挚友,京师官场中已捅出了所谓“梁头康足”事件的内幕,并说御史胡思敬最近又上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奏折,指责杨度与明末牛金星以举人叛从李闯情事相同,罪实倍之,现已逃离出京,很可能已回湘潭原籍,请旨密令湖南将杨度锁拿归案,以为儆戒云云。夏寿田催杨度赶快到日本去,再不走就晚了。


杨度读罢信,冷汗淋漓。


朝廷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令阅历甚丰的湘绮老人都大出意外。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杨度说:“你干脆到日本去算了,一则避避风头,二来也借此机会多结识些朋友。这一年多来,不少有为年轻人都去了东洋,今后中国的指望,或许就在这批人身上,你多结识他们,对事业会大有好处。另外,代懿和重子初次出国,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你去后也可以照应照应。”


午贻和先生的看法都很有道理,杨度决定再度出走扶桑。


李氏得知儿子的决定后,黯然说:“你去东洋,娘不阻挡你,只是叔姬出嫁了,小三子留学了,娘的身边没有一个人,连说句话都没人听。”


杨度说:“娘,儿给你老人家雇一个丫环来如何?”


李氏说:“乡里小户人家的,雇什么丫环,等你日后当了大官再说吧!”


杨度颇觉为难地说:“娘,那怎么办呢?要不,反正代懿也不在家,干脆让叔姬回来住吧!”


“傻儿子,哪有出嫁的女儿长住娘屋的道理!”李氏轻轻地笑了一下,爱抚地望着儿子说,“你今年都二十八岁了,难道没有想过要给娘找个媳妇,添个孙子吗?”


听了母亲这句话,杨度半晌做不得声。从归德镇刚回来的那几年,常有提亲的人上门,他都谢绝了,他一心想的是金榜题名后,再来洞房花烛夜。不料那一年,金榜无名,却邂逅静竹。从那以后,美丽的江南少女便深深地进入了他的心灵。尽管他怀着万分惆怅离开了京师,但他心里总是痴痴地想着,自己与静竹是定了情的。江亭畔那阕小小的《百字令》,潭柘寺里那块不起眼的断砖头,就是他们的百年信物,作为彼此间情感交融心心相印的象征,它们的价值,远远不是世俗的黄金白银所可比拟的。五年里,他摒弃了一切旁念,死死地相信,他和静竹一定会有重逢的一天,他不能背弃自己的誓言,把人生最珍贵的那份情感送给另外一个女人。


他万万没有料到,而今静竹却已长卧西山,他们今生已是天人永隔,无缘结连理枝了。现在,应是理智地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了。母亲的话是有道理的,二十八岁的男儿也是该成家了。这次是避名捕之祸出走,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国,留下母亲一人长年在家孤零零的,确为做儿子的不孝。好吧,就算为母亲娶一房媳妇吧!但时间仓促,哪里去找一个合适的人呢?


李氏说:“中路铺黄波老先生,你是知道的,人品学问都很好。他的第二个女儿,你们也见过面。这妹子也和我们叔姬一样,眼界高,一般人看不上眼,到了二十岁还没出嫁。前两个月,有个媒人提起了你,她倒是一口同意了。我说你到京城赶考去了,等你回来再说。”


杨度想起来了,那年在黄家吃春酒,是见过黄家的二小姐的。姑娘虽然说不上很漂亮,也还端端正正,知书达理的。杨度想,自己当时并未怎么留意她,看来她是留意自己了,不然,何以别的人都不同意,独独愿意嫁到我杨家来呢?杨度笑着对母亲说:“她同意,怕是以为我去赶考,会中个进士、翰林回来,若是知道我不但没考上,还要避难出洋的话,她一定不同意了。”


李氏想想也是的,现在和两个月前截然不同了,黄家还愿意结这门亲吗?思忖好长一会儿,她对儿子说:“这样吧,叫你三舅到黄家去一次,探探他家的口风。如果还是同意的话,你就拜了堂后再出洋。”


杨度只得点头应允。


第三天,三舅红光满面地回来了,兴奋地对外甥说:“你就准备做新郎倌吧!黄老先生说,朝廷现在是昏聩到顶了,否极泰来,清明时刻的来到不会太久了。办了喜事后,晳子只管放心出国去,家里事都交给仲瀛。晳子榜眼公虽没做成,名声已是传播天下了,今后一定会做大官的。只要那时富贵了,勿忘糟糠之妻就行了。”


未来老岳丈的这几句话,给遭受意外挫折心情抑郁的杨度很大的安慰。他想,有如此明达之父,必有贤惠之女,静竹虽然去世了,幸而有人可以代替她。


黄老先生亲自选定了一个黄道吉日。这天,石塘铺完全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仪式,为这个喝过洋水又即将再去喝洋水的新郎倌举行了隆重热闹的婚礼,黄家的仲瀛二小姐则从这一刻起,成了杨家的冢妇。


半个月后,杨度告别母亲、妻子、妹妹和湘绮师,背上一个简单的行囊,并特意将马福益所赠的那把倭国古刀佩戴腰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石塘铺。


杨度再次踏上东京土地时,距他前次离别仅仅只有十个月。他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会重来日本。然而就是在短短的十个月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界,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人数的激增。去年十月,杨度回国时,留日学生不过五百人左右,而现在已多达一千二百余人。国内腐败的政局刺激了众多有志青年来东洋寻求救国真理,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朝廷的鼓励。今年春天,张之洞奉朝廷之命,制定了一个奖励留学的章程。章程上说,留学回国的学生,视成绩优次,将赐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出身,并加以录用,授予官职。也有不少人是受这种驱使来到日本的。


其次是留学生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无论是激烈的主张排满的革命派,还是温和的拥护光绪帝的保皇派,都肆无忌惮地集会结社,侃侃高谈自己的观点,言谈之中,洋溢着满腔救国救民的激情,就连专门为禄利或为学习某种专业技术而来的人,也不能不卷入其中,倾听别人的政治主张,发表自己的国是意见。相对于国内的沉闷而言,日本的留学生界如同一锅沸水。这个巨大的转折点就是三个多月前的拒俄运动。


沙俄是一个掠夺成性的侵略帝国。早在十七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就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又不断强占中国边界,霸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庚子年它是八国联军之一。根据光绪二十八年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第二年四月是沙俄从中国东北撤军第三阶段的最后期限。但沙俄不仅不撤兵,反而增兵南侵,又突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


这年二月,日本东京《时事新报》发表号外,登载沙俄驻日公使的谈话,说什么“俄国现在政策是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等等,此事引起了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四月二十九日,东京留学生界在神田锦辉馆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拒俄义勇队,当即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志愿参加,另有五十多人表示愿在东京本部工作,还有十二名女学生签名参加护理事务。这些热血青年坚决表示:“誓以身殉为大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两天之后,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准备回国开赴东北前线。


留学生的行动吓坏驻日公使蔡钧。他对朝廷说留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清朝廷与日本当局相勾结,严令解散了学生军。此事对日本留学生刺激很大。本来大部分留学生只想拒俄,并非要革命。现在朝廷将拒俄与革命混为一谈,倒使不少学生清醒过来:不革命则无以拒俄。于是以黄兴、陈天华、秦力山、吴樾等人为首,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其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采取“鼓吹”、“起义”、“暗杀”三种形式与朝廷作斗争。就这样,留日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各种宣传爱国思想的报刊杂志相继诞生。


杨度记得,他离开东京时,留学生界的报刊只有《国民报》、《新民丛报》以及他和黄兴等人创办的《游学译篇》等三四家,而现在又冒出了《湖北学生界》、《大陆》、《浙江潮》、《江苏》等一系列刊物,还有一批以通俗语言写成的小册子,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杨毓麟的《新湖南》,宋教仁的《灭汉种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朱德裳的《中国魂》等等,在留学生中广为散发,影响极大。


杨钧和代懿到达东京后,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日文补习,分别进了弘文学院和陆军学校。杨钧很用功,半年后便能用日语谈话了,空余时练字治印。他的治印技艺很快传遍了留学生界。知道哥哥要来,他在饭田町为哥哥找了一间寓所。


寓所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头名叫田中龟太郎,老太太叫和子。有一个独生子叫田中君代。田中君代的太太是横滨一个富商的女儿,于是他住横滨协助岳丈经营商务。田中龟太郎十分喜爱汉学,尤嗜好中国的书法篆刻。他能讲中国话,因治印与杨钧认识,结为忘年交,情愿以半价出租给这位小友。


杨度住进龟太郎的家,见两间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老两口慈祥和气,又看到他们的书房里悬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摆着不少中国线装书。田中龟太郎时而用日语,时而用汉语与他谈话,杨度心里高兴,仿佛此处就是家乡似的。


下午,田中龟太郎用中国传统饮食招待杨度兄弟和代懿。饭后,杨度将母亲亲手做的布鞋交给弟弟,把杨庄母子的合影交给代懿,又把那包豆豉紫苏姜分成两半,一人拿一半。二人接过来自故国亲人的礼物,欢喜无尽。三郎舅说了一个通宵的话,从家事说到国事,从中国说到日本,一直到窗口发白才躺下睡觉。


杨度重到日本的消息,很快便在东京留学生界传开了。去年杨度在日本弘文学院求学时,留学生们认为他是一个勤勉聪慧的书生。许多留学生半年尚未入日语之门,杨度三个月便过了语言关,然后便是整日整夜地啃着日文原版书籍。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法律,什么书都读,且过目不忘,令同学们钦慕不已。除开读书外,大家并未见他参加多少政治活动,都以为他是专门做学问的书呆子。谁知毕业前夕,他却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一人与嘉纳反复辩难,竟然使得这位日本教育界的权威语塞。仿佛一匹骤然冲出的黑马,令东京留学生界刮目相看。然而,正当大家都想与他结交时,他却突然回国了。不久,《游学译篇》出版,刊出了杨度洋洋万言的序文。文章从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诺沙谈到孔子、左丘明、司马迁、孔尚任、李鸿章、黄遵宪,从欧洲说到美国,从日本说到中国,论学术,论教育,论军事,论实业,论理财,论内政,论外交,论历史,论地理,论时论,论新闻,论,学问之渊博,见解之深刻,议论之犀利,爱国情感之深厚,为留学生文章中所罕见。大家这才认识到貌似书呆子的杨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胸中仿佛蕴藏着古今中外的一切学问。弘文学院的人以做他的校友而自豪,外校的人以不识他而遗憾。朝廷开经济特科为日本留学生界所瞩目,且应试人中也有回国的留日生,当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大家又为之惊叹,不久“梁头康足”的消息也传进来了,大家愈加看出了朝廷的卑鄙。现在,杨度避难再来东京,寓居异国的留学生们谁不想见见他?短短几天里,饭田町田中寓所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人是第一次见面,大有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味道。杨度慷慨豪放,热情坦率,给初次见面的人很好的印象。


黄兴、刘揆一这两个老友也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广东人胡汉民。杨度见此人很有才气,极乐意与他交朋友。四人在一起畅谈了半天。黄兴还在弘文学院继续学业,刘揆一到东京后换了几所学校,后来也进了弘文学院,与胡汉民同班。他们建议杨度再进弘文学院。究竟在日本学什么好,杨度一时尚未拿定主意,想想弘文学院情况熟悉,暂且挂个名字在那里也好,就答应了。


留学生对读书大多很随便,学校管束也不严,杨度在弘文学院挂名后,便在饭田町寓所贪婪地这几个月来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


十月,梁启超从美洲游历回到横滨。梁启超自戊戌政变时逃到日本,已经整整五年了。当年出逃的那些惊险情景,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每当他闭目略作休息时,那一幕幕的场面便会不期而然地浮现在眼前。


八月初六这天,梁启超在谭嗣同的房间里说话。那时,梁住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谭住半截胡同浏阳会馆。两地相隔很近。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谈新政,谈学问,遇到意见相左时,两人都会大声激烈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常常弄得面红耳赤,但彼此之间从不存芥蒂。这天的谈话没有争吵,近日政局的种种恶象,使他们对变法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正说着话,谭嗣同的仆人神色慌张地破门而入,急促地说:“三公子,大事不好了!外面的人都在说,皇上被太后抓起来了,南海会馆已被抄,幸而康先生已去上海,不然就要抓起杀头了!”


谭、梁一听,知道西太后已先下手,新政彻底失败了。梁启超赶紧起身说:“复生,事情已万分危急了,我与日本使馆代理公使林权助有一面之识,我们赶快到日本使馆去,请求他们保护。”


谭嗣同面色不改,仍坐着不动。


“快走吧,抄了南海会馆就会马上来抄浏阳会馆,晚了就逃不成了。”梁启超抓起谭嗣同的手催道。


谭嗣同似乎早有预料似的,慢慢地说:“我一直想救皇上,看来皇上已不可救了。现在要救南海先生,也没有办法救。我活在世上,已没有事情可做了,只有等死。”


梁启超急道:“哪有等死的道理!留得人在,自有成功的一天。快走吧,复生!”


谭嗣同依然平静地说:“你说的有道理,对天下事,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但我早已作了打算,我愿意一死殉皇上,殉国家。中国变法从来未有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


梁启超深为谭嗣同以死殉国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他紧握着好友的手说:“这样的话,让我和你一起流血吧!”


“不!”谭嗣同坚决反对,“你赶快到日本公使馆去,伊滕博文这些日子正在北京观光。他是个大英雄,对我们的事业向来是支持的。你请他致电日本驻上海领事,赶快救南海先生!”


梁启超答应了一声,便离开浏阳会馆,来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这时已是午后两点钟,代理公使林权助正和来华旅游的前任首相伊滕博文饭后聊天。林权助得知有一个中国青年匆忙来访,便出门相见。见面之后,才知是梁启超。他见梁面色苍白,一脸悲壮之气,知有大事,忙领他进了后面的一个房间。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请给我一张纸!”


林公使拿出一张纸来,又递给他一支自来水笔。梁启超接过纸笔,刷刷写下: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有二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林公使笑着说:“梁君,出了什么事,这样严重?你不要写了,就用口说吧,我可以与你用中国话交谈。”


慌急之间,梁启超竟一时忘记了林公使是个中国通。他拍打着脑门说:“我糊涂了!”


林公使用玻璃杯子端了一杯白开水过来,梁启超喝了两大口说:“公使先生,中国出了大变故,太后囚禁了皇上,抓捕新政官员,我也马上就会被抓,最迟三天内就会被杀头。我的生命早就献给了我的国家,杀头毫无所惜,现在只是请你出面解救皇上,保护皇上龙体不受伤害。康有为先生目前正在上海,请你电告贵国驻上海领事馆,想法搭救康先生。我要求的就是这两件事,恳请你们帮忙。”


林公使并不知道中国出了这等大事,惊诧之余,果断地表示:“可以。梁君,你说的这两件事,我决意承担。不过,你为什么要去死呢?你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救你!”


梁启超听了这几句话,悄悄地流下了两滴感激之泪,说:“好,谢谢你了,伊滕博文先生那里,也请公使代我转达此意。”


“伊滕前首相就在客厅,你去见见他吧!”


梁启超见林公使答得如此坚决,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与伊滕讲了,何况他还有许多事情须立即料理,便说:“我不去了,我要赶紧回寓所。”


说罢,急急忙忙离开日本使馆。梁启超回到寓所,赶紧将几捆来往信件烧掉,又将文稿杂记等一律焚毁,然后将书籍和日常衣物匆匆整理一下,到了断黑时,提起一个皮箱出了门,再次来到日本使馆。使馆门前乱糟糟的,趁着混乱之际,他飞快地跑了进去。林公使把他安置在一间小房子里,然后去和伊滕博文商量。伊滕说:“梁启超这个青年是中国宝贵的灵魂,救下他,是做了一件好事。你出面想个办法,让他逃到日本去。到了日本后,我来帮助他。”


第二天,谭嗣同在浏阳会馆静坐了一天。他摹仿父亲的手迹,假冒了几封父亲给他的信。信上大骂他不该办新政,并声明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谭嗣同知道自己的事必定要牵连到父亲,身为巡抚的老父到时便可以借此而减轻责任。到了傍晚还不见有人来抓他,便将自己的诗文手稿和一迭家书放进一口小木箱里,提着这口小木箱来日本使馆会梁启超。托梁启超替他妥为保管。梁启超要他留在使馆里不要到会馆去了。谭嗣同再次坚决地谢绝,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先生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说罢二人相与拥抱而别。


这时,恰好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正在使馆里,林权助便和郑永昌商量了一个逃跑路线和接头的办法。


次日,郑与梁化装成外出打猎的样子,背着两支双筒猎枪,使馆的汽车把他们送到前门火车站。二人上了车后,林又给有关方面挂了电话。他们在天津站下了车。刚一出现在月台,梁启超便被一个人认出来了。那人立即告诉天津站的巡逻人员,巡逻员马上跟踪他们。当发现有人跟踪时,郑急中生智,带着梁跳上海河岸边的一条帆船。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钟了。郑拿出十块银元给船老板,请他赶快开船去塘沽。帆船开出不久,巡逻员坐了一只小汽船追了上来。当时塘沽的上游方向停泊着日本的军舰,下游方向停泊着日本的一只商船,巡逻员以为他们会逃向商船,遂在商船旁边等着。就在这时,帆船开到军舰边,按照预先约好的信号,郑领事挽着白手帕,舰长把他们接上了军舰,立即启航。就这样,梁启超侥幸地逃到了日本。不久康有为通过英国的帮助逃离虎口也到了日本。在伊滕博文和首相大隈重信的照顾下,梁启超和康有为在日本住了下来。梁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吉田晋。康也取个日本名:夏木森。


后来,梁启超得知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的噩耗,心中悲愤不已,尤其是谭嗣同能逃而不逃,甘愿以一己之流血来唤醒国民的崇高献身精神,更令他又敬又叹。为了纪念谭嗣同,纪念他们所共同建立的那番为国家和人民造福的轰轰烈烈的新政,梁启超含泪撰写了著名的《谭嗣同传》,刊登在他主办的《清议报》上。这份报纸传到国内后,引起了舆论界的巨大反响。


五年来,梁启超除受康有为之命在日本及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等地建立保皇党组织外,他的绝大部分精力是用来办报纸,以此来唤起民众,鼓吹自由、进步、民主、民权、宪政等一系列新思想。他先在东京办《清议报》,继而去横滨办《新民丛报》,又办《新报》。他所主办的《新民丛报》风靡海内外,是所有报刊杂志中最受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所欢迎的宣传品。赋闲在家的黄遵宪写信给梁启超,说《清议报》远胜《时务报》,《新民丛报》又远胜《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为人人笔下所无,却又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


梁启超学识渊博,精力过人,除办报写政论文章外,他还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古今中外的各种流派思想,杰出人物,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梁启超成了日本留学生心中的偶像,大家出自内心地敬仰他,愿意与他交往。一段时期里,孙中山与梁启超过从甚密。梁表示赞成孙的革命主张,甚至有意将两派合为一个会,推孙为会长,梁自任副会长,只是由于康有为的坚决反对没有实现。正是从那时开始,康梁之间的思想分歧便越来越大了。


梁启超回到横滨,得知杨度已来到东京后,便作书一封。信上说:五年未曾晤面,时常想念,知已到日本,不胜欣慰。本欲到东京来把酒畅谈,无奈外出日久,报馆事务繁多,一时不能抽身。过几天是明治节,特为邀请令兄弟郎舅同来横滨过节,以慰云树之思云云。梁启超不知杨度的寓所,便将信寄给住在东京的王照,托他转给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