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01年9月25日）

论语正文

（一）

我在最初选择从事科学研究的途径的时候，满以为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要在真理的面前低头。但是，在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集团统治的时期，根本没有真理可言。到了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我才开始深深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把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才能保证走向革命的胜利。

——李四光在地质部支部会上的发言（1958年12月22日），《李四光传》第24925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

只要就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说，只有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出现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脱离了受屈辱受压迫的生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在贪得无厌的国际帝国主义面前，要迅速地富强起来，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肯定是没有其他路可走的。

——李四光，《李四光传》第243页

（1949年底，李四光为摆脱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化名从意大利热那亚秘密登轮，1950年3月到达香港。同迎接他的大陆人士谈话时说）我要是能早一些和你们在一起多好！搞地质的，也可以为解放出点力嘛。

打仗时帮着看看地形，参加工作还可以受到锻炼。那时想去解放区，可是去不了，真惭愧。这回无论如何要回来，一定要和你们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出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埋头做好工作。

——李四光与黎雪在香港的谈话（1950年4月），《李四光传》第184页

想想人家长征过草地时，我们还躺在沙发上，清闲地看书。今天革命胜利了，还能不拼命地干点事？累死也是该的！

——李四光，《李四光传》第239页我个人能够生逢这样伟大的时代，我深深感到生活真有意义，生命值得珍贵。

——李四光1959年给苏联尼古拉耶夫教授的信，《李四光传》第251页

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

——钱学森，《钱学森传略》，《人民日报》（1991年10月28日）

到1950年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到祖国去。但是美国的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为敌，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止我回国，使我多待了五年。我清楚记得，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会谈，他按照周总理的旨意，与美方代表进行了交涉和斗争，于是我在8月5日即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说我可以回国。当然，我是作为美国的犯人，被驱逐出境，押送回国的。一路上我不能下船，因为一下船，美国政府对我的安全就不负责任了。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深厚感情的。记得船到马尼拉（指菲律宾首都——编者注），有一个美联社记者到船上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的回答是：“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呢！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他听了回答，没敢再问第二个问题，灰溜溜地跑了。

——钱学森《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美国检察官问钱学森为什么要忠于新中国政府，钱学森说）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

我的根在中国。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钱学森，《让科学精神永放光芒——读（钱学森手稿）有感》，《人民日报》（2001年9月24日）

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很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钱学森《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呢？

——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1422页，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

重新踏上祖国的大地，觉得无限愉快和兴奋。

我们向政府和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民致谢！

——钱学森1955年10月8日过境回国的“书面谈话”，《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01页

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

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钱学森1955年9月17日离开美国时答记者问，《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第40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通过回国后近一个月以来的参观访问，我看到，新中国成立才有几年时间，但是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祖国到处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规模之大，是我回国之前没有想到的。

——钱学森在陈毅副总理接见时的谈话（1955年11月5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15页

（二）

（1955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彭真等）毛主席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拿出从野外带回来的黑黄色铀矿石标本，说明铀矿地质与我国的铀矿资源及勘察的情况，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对铀矿石作了现场演示）毛主席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床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李四光年谱》第217218页，地质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

1969年5月1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代表后，在休息室同我谈话。谈话内容很广泛，从天体起源谈到生命起源。谈到古今中外科学家关于太阳系起源的种种说法时，毛主席说：我看康德（德国哲学家）、拉普拉斯（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讲的还有点道理。我不大相信施密特（苏联地球物理学家）的说法。临别时，毛主席说，他很想看我写的书，能否送几本给他。同时，还请我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并说，他不懂英文，最好是写成中文的。我问毛主席看哪些方面的科学资料，毛主席用手画了个大圈说，就是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第二天一早，我挑选了《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这篇文章，还有章鸿钊写的《石雅》送给毛主席请他参阅。

——李四光，《李四光年谱》第340341页

回国后我同毛主席有过多次接触，他也问过我一些科学上的问题。他的智慧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文学艺术修养，来自革命战争的锤炼，很了不起。

他对科学问题也十分关注，下了很大工夫进行研究。他的理论着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篇章。我回国后曾反复学习，深受教益。我在美国搞的那些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和工程控制论等等，都属技术科学，而技术科学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写的那些论文选题都是从航空工程和火箭技术的实际工作中提炼出来的。而研究出来的理论成果又要与实验数据对照，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个过程往往要反复多次，一个课题才能完成，其成果在工程上才能应用。这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的道理。

工程上的实际问题总是复杂的、多因素的。我们那时做研究工作，计算手段很有限。遇到这种非线性的复杂问题怎么办？就得设法加以简化。这就要求对问题有深刻理解，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只要主要矛盾抓对了，你的简化就是合理的，其结果工程上就能用。这不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的道理吗？我在美国做了十几年学问，所得到的那点心得体会，原来在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早就讲清楚了。所以我常常说毛主席很伟大。

——钱学森，《人民日报》（2002年6月24日）

在195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教导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并要我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在这年毛主席主持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毛主席第三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1964年2月6日，在一次春雪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四光同志、竺可桢同志和我。这是我第四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诲，对我进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毛主席多次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钱学森《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人民日报》（1976年9月16日）

我从周恩来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李四光，《周恩来“文革”中力保知识分子》，《纵横》2005年第1期

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对我这个病的关怀，实在使我感激流泪，从上海、南京请来五六位名医会诊……党这样关心我，只要我还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李四光写给妹夫贺有年的信（1967年9月9日），《李四光年谱》第328页

原子弹、导弹，这两项尖端技术终于被我们攻克了，而且是以很快的速度搞成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领导。具体地说，就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和聂荣臻元帅的具体组织。按照我的体会，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所以尽管我们在经济、技术上有许多困难，但由于组织领导有方，还是很快搞成了。

——钱学森《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周总理和聂老总（指聂荣臻——编者注）当年抓科学技术工作，管“两弹一星”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强调民主，又善于集中。在科学工作中，凡是提倡民主作风，学术民主发扬好的单位，科研成果就多，科学成就就大。相应地，也培养出许多科学人才，出大科学家。有一次在谈到一个问题时，一位技术人员发表意见，周总理听后表示说：“你这个意见好，按你说的办。”秘书马上提醒周总理，说这个问题您过去已经批示过了。

周总理立即提高声音说：“我批过的事，错了也要改嘛！”周总理这种民主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钱学森，《科学技术管理中的学术民主——钱学森的实践经历》，《人民日报》（1997年10月11日）

使我极其激动的是，直到1974年5月，周总理在重病中，还在一项科学技术项目的报告上批示。在我参与科技工作的20多年中，周总理曾开过不知多少次会议来听取科学技术工作的汇报……周总理渊博的学识和对工作极端负责、严肃认真、耐心细致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教育了我们。周总理还经常提醒我们要勤俭节约，要艰苦奋斗。

——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342页

我同邓小平同志也有过接触。我们当年搞“两弹”，邓小平同志是积极支持和鼓励的。他曾在中央书记处听我们汇报时说：“你们放手去干，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书记处承担。”他对知识分子是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的，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贡献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