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十世班禅大师(1)

作者:汪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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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历史·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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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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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684字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青海循化人,藏族,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教主之一。1949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其为十世班禅。新中国建立后,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代主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中国佛教协会第一至五届名誉会长,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十世班禅大师作为中国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功绩和声望早有定论,载入史册。笔者在人民政协的战线上工作几十年,60年代初就有幸多次见过班禅大师。但真正同他直接接触,并交了朋友,却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


政协会议期间,十世班禅做了一件让人颇感意外的事


1978年2月,全国政协召开五届一次会议,笔者担任小组秘书工作。所在的小组,成员以平时由我担任小组秘书的原政协直属学习小组为主体,还有一部分“特别邀请人士”。在三十多人的名单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班禅和包尔汉,他们在“文革”前政冶地位最高——班禅当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包尔汉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们这次却是作为一名普通委员来出席这次盛会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而我的任务是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在他们报到之前,有关领导就同我打过招呼,说包尔汉年高,就不住在小组全体委员下榻的北京友谊宾馆南工字楼了,已在主楼安排住宿,但班禅要同小组的委员们住在一起,要我照顾安排好。这次会议的近2000名委员全部在北京友谊宾馆下榻,主楼是条件最好的,其他各楼如南工字楼、北工字楼等等,条件都差不多,在当时的北京,也算是一二流的。


事前,我进南工字楼现场看过,所有房间都是一个格局——大间在外,有二十多平方米;小间在内,只有十来平方米,按名单,每个套间都得安排三个委员,只好小间住一人,大间住两人。所谓照顾,我只能把班禅安排在向阳的套间中的一个小间。与他同住的是两位我比较熟悉的性情温和的老人宋希濂和陈铭德。宋、陈先到,我刚向他们解释,二老便连连说:“他住单间好,我们俩相熟,住一起好说话,你不必解释了。”宋、陈二老都是70岁左右的人了,论资历宋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是老报人——《新民报》的创办者,而班禅时年40岁——是全组委员中唯一的一位“小伙子”。


我接到电话通知,班禅在主楼报到,便立即到大门口迎接。国家民委的一位司机开着一辆上海牌小车送班禅来,他穿一驼色藏袍,身材高大。我迎上前去自我介绍,他那双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笑着说:“您好,给您添麻烦来了!”我对他能讲出这种带京味的汉语甚表惊讶。在引他上楼进了小单间之后,他马上询问,外间两个铺位住的是谁?我答复是宋、陈两老,并简要介绍了他们俩的情况,他立即说:“陈老最年长,他住单间,我和宋委员住在外间更好。”我坚持说宋、陈二位是老朋友,他们愿意住在一屋,他才作罢。刚落座,他就递烟,并像老朋友一样和我交谈起来。叙及年岁,他比我小两个月,他说:“我们是同龄人,按汉族人的习惯,都属虎,两只大老虎!”他的毫无拘束和健谈感染了我,我便脱口而出:“听说你刚出来不久,这些年你一定受了不少苦。”我的冒昧使他愣了一下,随后就接过话头说:“没有什么,这场运动前所未有,全中国受折磨的有多少人?我是去年10月放出来的。10月是个好日子,10月1日是国庆节,前年10月6日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我是十世班禅,“10”这个数字对我也是吉祥的。”正说着话,陈铭德、宋希濂二老推门进来,我当即介绍班禅与二老握手寒暄。二老夸他这么年轻,身强力壮,令人羡慕。班禅连声说:“在二老面前,我是年轻人,小伙子。我早就久仰二老的大名,今日有缘结识,还住在一起,幸会幸会。”


第二天早饭前,宋希濂先生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真没想到,我和陈公早起,在外边转了一圈回房,见班禅正猫着腰在我们屋里擦地板。我们劝阻,说这活服务员同志会干的,但他头也不抬,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为二老服务,我就是服务员。”他先打扫大房间,又打扫他自己的小房间,统统打扫得干干净净。陈老要我来找你,请你同他谈谈,无论如何明天不能这样干了。不仅我们担不起,而且服务员也不好办。这里是大宾馆,班禅这样的身份,自己打扫房间,新闻界传出去,影响可不好。你要做不通工作,可以找小组长程公(指程思远)出面劝阻。”我一听也颇感意外,便答道:“宋老您放心。这件小事我能办好。”当天早饭后我即去班禅房间里聊天,当我提起宋老向我反映的意见时,他笑了,满不在乎地说:“我度过漫长的监禁生活,恢复了自由,我的心情只有共同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完全理解。三个多月了,我每天早上从家里(东城东总布胡同)沿着东长安街跑步到天安门,在广场上同市民们一块做体操,呼吸新鲜空气,有时随便聊天,这种自由自在的普通人生活,不但我在狱中十年,而且在“文革”之前,都未曾有过。“文革”


之前,我去什么地方都有随行人员,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外出过。这三个多月来,尽管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思想上仍存在若干疑虑,但当我与普通老百姓自由相处的日子里,第一次感受到我也是中国的一名普通公民时,我的心里不由得常常升起未曾有过的欣幸和满足。白天在家里,我除了吃饭、看书、读报,就帮着做点家务,搞清洁卫生是每天的必修课。现在住在宾馆,陈、宋二老比我年长许多,我仅仅打扫一下室内卫生,有何不可呢?”班禅大师这一席坦率而真诚的话,真有点使我无言以答,但我仍坚持说:“班禅委员,您的话我完全理解,但现在是开政协大会,整个友谊宾馆有近两千位政协委员,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开会,讨论国家大事,不仅有近千名工作干部在为会议做会务工作,而且有近千名服务员、炊事员、汽车司机在为委员们的生活提供服务。如果每个委员都动手做服务工作,那么服务员们每天还做什么?如果您每天起早打扫卫生,那么其他的委员又怎么办?不是说政协委员打扫卫生就降低了身份,而是此时此地这项工作有专人负责,您的职责是开好政协大会,为国家大事作贡献。我作为本组的小组秘书,希望您理解我刚才说的这些话,给予合作,要不然不仅陈、宋二老,还有本组的其他委员,他们知道后也会这样对您说的。我请您协助,好不好?”班禅摇着头,咧着嘴,说:“好,好,我服从你。咱们这两只老虎不仅同岁,而且脾气、个性、说话,都有相似之处。”我回答说:“我们同岁是实,但我可不敢同您相比,要说现在,您是政协委员;要说从前,您是副主席、副委员长,国家领导人。


我是普通干部一个,怎么能同您相比?当然,我们认识虽然才两天,但我敬佩您的坦诚相见、平易近人的性格和为人。在全组政协委员中,您是最年轻的,身体又好,如果大会开始后,有些事您能顺便帮忙照料照料,那倒是可以的。”班禅说:“那好吧,以后有事你就吩咐。不过你说的不能同我比,我不能接受。毛主席说过,为人民服务是不分职务高低的,是不是要把这段语录背给你听听,学习学习?”我禁不住笑出声来,说:“好、好,就算我刚才没说。只要您同意从明天起不再打扫卫生,我就深表谢意了。”从第二天起,班禅大师真的就不打扫卫生了。但在长达20天的会期里,他也真的帮我们小组秘书做了许多事。比如,每天吃饭、上楼下楼、进出餐厅,他总是跟随着年老体弱的委员;从友谊宾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坐的是大轿车,本组正好是一辆车坐满,他总是最后一个上车,第一个下车,同工作人员一样忙前忙后地照料。有一次车回到宾馆,年逾花甲但身体极好的赵君迈委员当众笑嘻嘻地对班禅说:“你这小伙子,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我这个健康的老伙子学习!”赵一边说,一边真的扶着年逾八十的梁漱溟委员的胳膊下车,不少委员被赵君迈的话和举动逗得笑出声来,班禅也笑了。连平时含笑甚少的梁漱溟也笑着说:“赵公你要能坚持这种精神,迟早也能修炼成佛!”


十世班禅:我在“文革”中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德1978年2月至3月,这一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特定时期,除梁漱溟这样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在小组讨论时都回避了“文化大革命”是否应该否定和刘少奇、彭德怀等是否应该平反等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但所有委员都无一例外地在会上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缅怀毛主席、周总理的离去,不少人讲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听者也热泪盈眶,甚至泣不成声。班禅大师一直动情地倾听着,但他却迟至会议进行到一半,才向组长表示要发言。等轮到他时,他用低沉的语调说:“我同各位一样的心情,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心里很乱,我想先说几句话。我在“文革”


中没有死掉,能活着出来,现在能同大家在一块开会,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德,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想着我,关怀着我……”班禅的话刚开了个头,就说不下去了。他双手捂着脸,头慢慢低下。组长只得宣布,请班禅委员休息一下,别的委员先发言。


这天晚上,我走进班禅的那间小房,听他细说白天在会上没有讲完的往事。这次谈话进行了三个晚上。后来知道,这当然也是受到1978年这个特定时期的种种局限。


“缅怀敬爱的周总理,我自然也有一肚子话要倾诉,但一想起一桩桩往事,一次次同周总理的见面,就禁不住泪如泉涌,说不出话。在这里同你个别交谈,气氛不同,我能冷静地说一些往事……”班禅递给我一支烟,缓解一下激动的心绪。


“我虽然比同组的年长的委员们认识周总理的时间晚,但由于我的身份和遭遇,解放后我同周总理的接触比较多,所受到的关怀和教诲要一次都讲全,连我自己都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来。”


“先说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班禅陷入了沉思,努力克制着激情冲动:“1950年4月27日,我率领僧俗官员一行45人首次到达北京,当晚,就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并宴请。那时,我才13岁,还是个少年,但又是活佛、十世班禅。我自幼受到的良好教育,使我懂得礼仪,能应付各种待人接物的隆重场面。但我当时对国家政治活动的认识还很肤浅,只知道我是藏族,也是中国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也知道毛主席、周总理是新中国的领袖。至于别的情况,我所知道的就有限了,在政治上我还是很幼稚的。我见到周总理,第一个印象是他穿一身藏青色中山服,浓眉大眼,英俊潇洒,慈祥和蔼,有一股极强的感染力吸引着我。我当即向他献了一条洁白的哈达,按藏族的习惯表示对他的崇敬。周总理十分亲切地同我作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最细小的风俗习惯、生活琐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西藏的前途;从我在北京的食宿、活动安排,到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以及达赖、班禅两位活佛的关系。我当时虽然还不能全部理解周总理这次谈话的深刻内容和长远意义,但我却深切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厚望,使我意识到周总理不仅是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而且是一位可亲近、可信赖的长者。而这种情谊上的亲切交融感,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直至以后的许多次见面、谈话,包括他为数不多的批评、教育我的时候,都牢牢地保留着记忆,始终没有消失。后来我知道,周总理对待党内党外的同志朋友,都是这种坦诚平等、与人为善的态度。


“这正是周总理离去全国各族人民泪流成河的重要原因所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谈话之后,周总理陪我步入宴会厅,到了门口他停住脚步伸手让我先行,我自然双手合十,十分恭敬地请他先行。双方互相谦让之际,周总理即挽着我的右臂,并肩步入了宴会厅。在席间,他还不停地给我夹菜,介绍各种菜的特点、味道以及烹调技术。很可惜,当时我还没有学会汉语,交谈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如果是在今天,直接进行交谈,将一定更加亲切、随便。然而,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两年零两个月,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音容笑貌了……”说到此,班禅大师眼圈又红了。


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