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强人难与天争命

作者:余音

|

类型:人物·传记

|

更新时间:2019-10-06 13:21

|

本章字节:6894字

自合肥军政分府,被“相煎何太急”,逃亡上海滩之后,王亚樵一直渴望着拥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地盘,红红火火闯九州。但是,十几年的血雨腥风,他的人生账单上,毫无例外地都是“亏损”:


1912年3月,他与李大钊等人相继加入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李大钊担任天津支部总务干事,王亚樵担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他将安徽社会党党部设在肥东撮镇夏家祠堂,高举起“锄强抑暴、铲富济贫”,“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旗帜。合肥的许习庸、唐幼文、洪耀斗、郑益庵,全椒的刘大魁,怀宁的蒋非我,巢湖的丁鹤龄,芜湖的杨柳堤等等,纷纷加盟,各地组织相继建立。正如洪耀斗在《我所知道的王亚樵》一文中所说:“由于他长于演讲,组织力更强,各县支部入党群众争先加入。他常穿一套破西装,拿一根自由棍,口留小胡子,形似日本人,各县奔走,宣传党义,卧稻草、吃残饭,是他经常生活。处世接物,非常诚恳,终日与群众打成一片。所以,社会党在安徽极为发达。”不到一年时间,就拥有党员七八万,成为江淮大地崛起的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


1913年7月,北洋军阀倪嗣冲奉命南下,打败皖督柏文蔚,被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粗鲁野蛮、残忍奢侈,“素有武健严酷之名”,外号“倪大炮”。上任之后,他宣布社会党为“乱党”,对社会党安徽支部痛下杀手,并派遣旅长夏叙堂(绰号夏老小)率领部队血洗撮镇总部,丁鹤龄等骨干遇害,王亚樵与洪耀斗、郑益庵等人,再次流亡上海。夏叙堂虽然武功高强,三四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却长得贼眉鼠眼,一肚子坏水。他见抓不着王亚樵,为了讨好倪嗣冲,竟带领部下到王小郢子,挖了王亚樵的祖坟,说是要断乱党家的风水。


1914年秋天,在上海,王亚樵与高振霄、陈群、何天凤、安昌浩、李怀诚等人一起,参加了景梅九教授领导的“安那其主义”研究小组。“安那其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是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他们公开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它的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他们主张的社会“无政府”,并非不要政府,任由社会陷入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们自愿结合、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当时,无政府主义理论风靡全球,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有江亢虎、戴季陶、张静江、刘师复和著名作家巴金等。1945年8月,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也会见了一些文化界人士。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书生气十足的巴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答道:“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可见,无政府主义影响之大。


景梅九(1882—1959),名定成,笔名老梅、灭奴又一人。山西运城人。民初著名的国学大师,与南方的章太炎并称“南章北景”。1902年,他被清廷公派到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04年,与秋瑾合办《白话报》,鼓吹民主、共和;加入同盟会后,担任山西分会评议部部长。1911年,他在北京创办《国光新报》,公开批评袁世凯政府的独裁政策。袁世凯非常挠头,就派农商部次长张仲华悄悄地给他送去10万元支票。报社已欠稿酬、印刷费多日,这笔巨款真是及时雨。但景梅九却将支票扔到张仲华的脸上,骂道:“我的尊严岂止这点钱?”袁世凯无计可施,又想杀人灭口,就把杨度叫来,征求意见。杨度与景梅九是多年好友,他故意说:“这个时候杀了景梅九,反倒成全他烈士英名,玷污了你的一世英名。不如让他自生自灭吧!”1916年,袁世凯改元称帝。景梅九立即发表《讨袁世凯檄文》,铁笔诛心,洛阳纸贵,被誉为“讨袁檄中第一文字”。


后来,他却改变了“打法”。


景梅九与阎锡山是同乡,又都是同盟会元老,但是,他很看不惯“阎老西”独断专行的做派。书房里,他挂着一副自撰对联:“不随百川归大海;始知弱水是强流。”阎锡山,字百川;弱水,是陕西境内的一条小河。此联淋漓尽致地表明他发誓不在阎锡山手下做官的决心。在西安的《国风日报》上,他经常发表批评阎锡山的文章。陕西并非山西,阎锡山深感无奈,派出亲信,给他送去1000块大洋作为“封口费”。景梅九笑眯眯地照单全收,还特意给阎锡山写了一封回信,封口后交给来客。阎锡山颇为得意地打开回信:


惠款照收。“有功者”应该食禄。往日,吾乃白尽义务,未免有些怠工;今后,沽酒有资,当趁兴挥笔,加倍“奉敬”。绝不食言自肥也。


看罢,阎锡山气得肺都要炸了。


王亚樵在痛苦的摸索中,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理论。


但王亚樵又与景梅九等人不同,不仅讲理论,更注重实践。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袁世凯派刺客枪杀宋教仁。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认为“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于是发动“二次革命”,但是不久就告失败。袁世凯的势力强盛,复辟迹象日益显露。王亚樵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与余亚农、唐幼文、郑益庵等人组成暗杀小组,准备效法吴越,对袁世凯实施“斩首行动”。1915年8月,经柏文蔚引荐,他与常恒芳、王乐平等人一道,前往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在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里拜访了孙中山,聆听教诲,随即加入中华革命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后来,孙中山多次外出参加群众活动,都请王亚樵负责安全保卫工作。陈其美很喜欢王亚樵敢作敢为、说到做到的性格,经常与他推杯换盏,谈古论今,并嘱咐道:“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敌人,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手段来伤害中山先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军政大权。


同年秋天,王亚樵准备去北京,寻机暗杀北洋军阀的新掌门人段祺瑞,“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他与余亚农一起,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文德里租赁民房,购买硫黄、硝石和碳等,秘密研制炸弹。一天,王亚樵外出购买器材,余亚农独自在家,按照配方研制黑火药,因操作不当,黑火药突然爆炸,他的面孔被破相,胳臂、大腿多处受伤。法租界巡捕房接到举报,迅速出动,将奄奄一息的余亚农送进医院。后来,在法庭上,余亚农坚称自己研制炸药,是为了到黄浦江炸鱼换钱谋生,法官也没有发现他另有企图,只将他拘留了三个月,刺段计划因此流产。


1922年1月21日,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39人,其中,工人代表9人。中国共产党代表有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王乐平(化名王居一)、张秋白等代表中国国民党出席。期间,列宁带病接见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张秋白和邓培等人。据悉,当初国民党商量代表人选时,王亚樵作为工人代表列入其中,后来,张秋白为了去苏联,故意散布王亚樵胆大心狠、生活作风不检点等言论,王亚樵又失去了一次人生机会。从此,王亚樵与张秋白结下“梁子”,有一次老乡聚会时,他指着张秋白的鼻子,大声骂道:“狗娘养的!以后,请你务必要与我保持一里路的距离,别让我撞见你,否则,老子的拳头不认你这个臭老乡!”


1925年2月,苏浙战争之后,王亚樵与柏文蔚一起,带着郑益庵、洪东夷、郭寄生等骨干,前往开封,访问河南督军胡景翼,寻求发展空间。胡景翼自幼聪明好学,胸怀大志,一米九的大个头,仪表堂堂,著名学者章太炎见之称奇:“励生是今世少有的天才。”就任河南军务督办后,胡景翼致电孙中山,支持其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表示:“心如日月之明,无所不照;德如天地之大,无不复载。他日为龙为云,霖雨苍生,普救百姓,予之志也!”胡景翼与柏文蔚、王亚樵相见恨晚,盛请柏文蔚出任河南军校校长,任命王亚樵为河南混成旅旅长。再握兵权,王亚樵踌躇满志,随即开始联络旧友,希望东山再起。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的噩耗传来,胡景翼将军悲恸欲绝,哭得死去活来,身心受到沉重打击,右臂上的疔疮复发,病情急剧恶化;4月10日,在开封病故,年仅34岁。岳维峻继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柏文蔚、王亚樵等人受到排挤,相继离开河南,返回上海。


此次出任安徽副宣抚使,对王亚樵来说,真可谓绝处逢生。于是,他马不停蹄地前往皖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