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作者:欧阳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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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历史·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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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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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816字

张作霖管理一个东北还能勉为其难,管理一个国家就露出了马脚,他在北京城里,每天只是三件事:听戏、喝酒、搓麻将,许多军国大事都是在酒席桌上、麻将桌上办成的。


一天,张作霖在下榻之地又摆上了牌局,他想把财政部抓到手里,已经内定了原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段永斌为部长,于是将他邀来,想问问情况。出席牌局的还有财政部总务厅长朱有济,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另外,冯玉祥、段祺瑞也站在一旁看热闹。这个朱有济是日本留学生,与留日的杨宇霆有一面之交,他也觊觎部长的肥缺,听说已经内定了段永斌,不禁心中焦急,于是带着重礼找到了杨宇霆。杨宇霆这个人可算是摸透了张作霖的习性:“张大帅一生好赌,你得在牌桌上让他高兴,这时候他就特别好说话。”朱有济记住了这句话,这场牌他只盼输不盼赢,不断地拆牌喂张,冯玉祥在一旁看得明白,张作霖玩得兴起,撸起了裤脚,露出了一块拳头大的伤疤:“本帅当年在赌局里被人捉老千,输得一塌糊涂,一着急,拿刀子割下来这么长的一条子肉,当场就把他们吓晕了,乖乖地都把银子还给了本帅。”他边说边比划着。朱有济不停地在拍马屁:“大帅战场上英雄无敌,牌场上也是英雄无敌。”说话间,张作霖又是一副大牌叫听,单吊孤张白板,坐在对家的段永斌也早听牌,他手上也是一副大牌,偏偏却摸到了白板。段永斌为人做事认真,也有点抠门,只听他喃喃道:“孤张不能打,打了要包的,冒险不得。”于是忍痛拆了一张牌。这副牌摸到底谁也没和成,张作霖很是懊恼:“我就差一张白板,否则又是一副大三元。”段永斌却不识相,摸出了手中扣着的那张白板:“幸亏我没有冒险呀。”张作霖当时就把脸拉了下来。


牌局结束后,段永斌一行打道回府,屋中只剩下冯玉祥。只见张作霖拿过委任状,吩咐副官,将段永斌的名字抠下来,换上朱有济。冯玉祥不解:“不是决定了吗?怎么换人了。”张作霖没好气地道:“这个姓段的,把钱看得像命一样,哪能做大事?”冯玉祥心里一阵凉,他转过脸来对刚捧出来的临时执政段祺瑞道:“国家大事怎么能如此儿戏?”张作霖眼一瞪,他早就想和冯玉祥闹翻,正想把他赶出北京城,于是对段祺瑞说:“芝老,我有些事情还得同您商量,不过,有些人不能参加,比如说我们花钱雇的帮工,这种人可没权指手画脚的。”


原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张作霖为了拉拢冯玉祥,曾花了一笔巨款,作为军饷赞助了西北军,所以他话里带着刺。冯玉祥扭头就走,回到军中,说了刚才受的窝囊气,鹿钟麟当场跳了起来,此人是西北军的一员猛将,有勇有谋。“我早说过,与那个马贼是无法共事的,他想着独占北京呢。何不乘着奉军主力还在关外,北京城里都是我们的人,先下手为强,将他干了!”


别看冯玉祥也是久闯江湖的,但论其处事果断,手段毒辣,他大概还要略逊一筹,连连摆手,生怕惹出大麻烦收不了摊子。鹿钟麟急得大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冯先生怕惹乱子,将来都推到我身上,你只要签了这道调兵的命令,一切由我来办。”鹿钟麟草草地写下两行字,让冯玉祥画押。冯玉祥被逼不过,绕着桌子而躲,鹿钟麟则跟着后边追,这一幕,冯玉祥后来曾写进了他的回忆录,显然很后悔当时的不果断。张作霖就没有这般优柔寡断,待奉军大举入关后,硬生生将冯玉祥逼出了北京,他不喜欢卧榻之旁有人酣睡。


少养五万兵,也要办教育


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27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非常丰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并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成立东北大学本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是日方得悉东北当局要自己办大学之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竟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劝告”:“听说你们要办大学,那可不容易呀!又费钱,又没人。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王永江当即将此谈话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听后,十分气恼:“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校舍。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每年160万,人均为奉洋800元。


东北大学开课后,在聘请师资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财政状况,惟恐来东北大学教书,月薪用奉票发给,一旦奉票贬值,必至影响收入,因此不愿应聘。了解此情况,张作霖当即做出决定:“凡大学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并不许拖欠。”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着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教授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他大学可比。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东北大学的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86,53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至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看来,张作霖多少还是懂得一些教育与国计民生的关系。


孙传芳:假佛徒,真好战


纵观孙传芳的一生,只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个悲剧性人物。好战成性,是其一大特点;机警投机,是其另一特点。而关键在于北洋军阀的时代烙印,使他思想陈旧,拒绝接纳新思想和新事物,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于折戟沉沙,为大浪淘尽。此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不打不相识


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4月7日生于山东泰安。早年贫寒,举家流落到济南。他二姐颇有几分姿色,经人说合,给武卫右军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做二房。孙传芳在姐夫的帮助下,入武备学堂步兵科学习。


1904年秋天,孙传芳赴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第六期留学。


第一次列队时,一个长得精瘦但很干练的军人站在他们面前,自我介绍:“我叫冈村宁次,是你们的区队长,希望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请多关照!”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冈村宁次在进行晚点名时,发现新生中少了孙传芳、杨文恺、张群、周荫人等人,原来他们外出未归,这还了得!冈村顿时大发雷霆。


原来,孙传芳等人嫌军校的生活太清苦,平时只有豆腐白菜,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于是星期天结伴外出,租了一间房,买了几斤清酒和一副猪下水,几个人大吃大喝,没想到醉得一塌糊涂。等发现快到点名的时间,紧赶慢赶往学校跑,但还是晚了。


几个人东倒西歪地来到操场上,区队长冈村宁次已是怒气冲冲,劈里啪啦左右开弓,一个人揍了两个耳光。


“巴格牙路!你们不是军人,纪律的不懂!”


孙传芳个头小,被冈村宁次一巴掌打在头上,把帽子打掉了,脑后的辫子抖搂出来。冈村宁次用手拉着他的辫子:“呛过罗!呛过罗!”日语为猪尾巴的意思。


“支那人,一盘散沙,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还会打败你们!”


孙传芳受到侮辱,浑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头顶上来了,他仗着酒力,猛地抓过自己的辫子,往脖子上一绕,骂道:“老子今天就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接着他发疯似的蹿上去。冈村宁次是柔道好手,见孙传芳扑过来,用手一挡,身体往外一侧,就势来了个大背,把孙传芳摔落在地。


孙传芳咬着牙爬起来,一个饿虎扑食,又冲上去,冈村宁次闪转腾挪,一个反手擒拿,将孙传芳的脖子压在自己的皮鞋上。孙传芳真急眼了,照着翻毛皮鞋就是一口,冈村宁次疼得一咧嘴,稍稍分神,孙传芳死命往上一拱,冈村宁次猝不及防,被顶了一个仰面朝天。


孙传芳被张群拉住,气哼哼地还在高声大骂:“小日本,老子不尿你!有种再来!”


杨文恺等赶快上前把冈村宁次搀扶起来,冈村推开众人,对着孙传芳笑容可掬,伸出巴掌拍了起来:“哟希,哟希!孙君,你的胆量大大的!是一条汉子!”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孙传芳和冈村宁次成了好朋友。


1926年秋末,北伐军兵临九江和南昌,给孙传芳以致命打击。孙传芳为挽救残局,聘日本武官为“军事顾问”,冈村宁次便是其中一个。而孙传芳的这位师爷,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立志“研究中国”,一生与中国人民为敌。他在青壮年时,就18次潜入中国内地搞所谓“旅行调查”,偷偷搜集我国军事要地重要资料,为日军侵华做准备。此次他作为孙传芳的“应聘武官”是有“特殊使命”的。一为日本在中国培植亲日派,二为暗中搜集中国的军事情报,最主要的是他得知他的“学生”孙传芳军中,有一套比例为五万之一的中国机密的军事地图。日寇侵华,之所以能在华中一带横冲直撞,正是这套地图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提供了方便。


裸模与旗袍


画家刘海粟1914年在自己创办的上海美专破天荒地开设了人体写生课,最初只聘到男孩为模特,1920年7月20日,聘到女模陈晓君,裸体少女第一次出现在画室。然而,世俗的议论却令刘海粟伤心,有人说:“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


更严重的是他听说江苏省教育会要禁止模特写生,1925年8月22日他给江苏省教育会写了公开信,为模特申辩。上海市议员姜怀素读了刘海粟的信后,在《申报》上写了呈请当局严惩刘海粟的文章,刘海粟立即写文章反驳。


不料,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又向他发难了,在报纸上发表了给刘海粟的公开信,骂刘海粟“禽兽不如”。刘海粟毫无畏惧,挥笔复信回击。


紧接着,上任不久的上海县县长危道丰在报纸上登出了禁止人体写生的命令,刘海粟见禁令愤怒了,于是给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写信,请他斥责危道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