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兵败逃台(3)

作者:王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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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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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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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228字

此番到了溪口,张看到气氛有些神秘和紧张,与以前大不相同。蒋看完腹案后笑道:“嗯!没有什么意见。文白,你这次担当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哪!”张治中答是。然后照例去拜叩蒋母坟茔。蒋边走边对张治中表示他是“愿意和平的呀!”张治中立即问蒋,这句话可否在报上发表?蒋却滑头地说由张斟酌!自己不明确表态。次日,张离溪口返回南京。在蒋经国陪张到笕桥机场分手时,蒋经国却恶狠狠地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回南京后,屈武才将小蒋的话告诉张治中,张治中非常生气,说:“这像什么话!”


4月1日,南京代表团由张治中率领,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专机离宁赴平。张治中在飞机扶梯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最后说“希望能够得到成功”。在张听到蒋氏父子的谈话和暗示后,赴北平前夕,已作好了秘密迁走家眷的安排;邵力子也作了同样的安排。


当天下午3时,张等飞抵北平,由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等迎接。刘亚楼也参加了迎接。中共安排张等住进六国饭店。中共中央副主席、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于当晚设宴招待张治中和各位代表。


中共方面表示,无论和战,均要过江;李宗仁则坚持解放军不渡江,欲存半壁江山,徐图后计。4月4日,李济深(民革)的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和刘子衡到南京。他们一下飞机就避见新闻记者,被报界称为“神秘客”。他们是特来正式告诉李宗仁,不论战和解放军都要过长江。这使李宗仁划江而治的美梦完全破灭。于当日晚李又致电毛泽东,表示战犯可以由他一人担当,他人可以不究。果能如此,则一切可以本孙中山之遗教,与各党派共同建设新中国。对此,中共表示可以商量。


但是,如果蒋介石仍然于背后操纵,则一切和议也难于成功;战争也难以停止。李宗仁遂转向重点处理和蒋介石的关系。


为此,李宗仁请居正、阎锡山于4月12日赴溪口送给蒋介石一封信。信的中心意思是要蒋介石不要再背后操纵和制造混乱了,否则,他就决心辞职。但阎和居正一无所获,于14日返回南京。17日,蒋便让张群传话,要李宗仁、白崇禧到杭州会晤。李宗仁未予理会。


此前4月13日,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国共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议,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共八条二十四款。南京代表提出修改意见四十余处。其中半数已被采纳,并且同意不提战犯之事,但对于“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中共断然拒绝。4月15日,中共代表团提出最后修正案,并说明,南京代表团愿否签字,需在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对此蒋介石未曾料到,他认为中共需准备半年才能渡江,他仍可以从容加强京沪杭防御和延长在上海的时间。


南京代表黄绍竑等立即于16日飞返南京报告,并劝李签字。


当时,白崇禧认为蒋仍可以和他共同坚守长江,对守江很有信心,如果中共不接受划江分治议案,他就决心不接受议和。李宗仁当然受制于掌握兵权的白崇禧,遂与白持有同样主张。当黄等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带回南京后,李也拒不签字,并派天把《协定》送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


黄绍竑对此非常恼火,他认为中共已同意白崇禧部队留在武汉,也可以开驻两广,并于一年内不在两广内实行土改,是很宽大的;李宗仁也可以作联合政府副主席。但是,李、白要的是划江而治,敝坚决不签字。


这一步棋,李、白完全走错了。蒋介石有台湾为退路,他可以不要和平;而李、白并无退路,如不和中共相处,共同建国,势必在蒋介石的冷眼旁观下,完全失败,致茫茫大地尢立足之处。结果正是如此。李宗仁对此错算一步而悔恨终生,白崇禧虽号称智多而实无远见,又一次受了蒋介石的愚弄。李宗仁为了拖延时间,又于19日召开了和谈指导委员会,于下午作出决议,电请中共延长和谈时间。中共当然断然拒绝。张治中于20日的长途电话中请黄绍竑转告李宗仁,中共决定于20日夜发出进军江南令。黄即于当晚飞赴香港,未返。20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路渡江作战。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渡江进军令。


与此同时,张治中于4月中旬又专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劝蒋介石不要幻想重整旗鼓,为了不使国内长期混乱下去,应当暂时出国,以免负混乱之责。信中又颇多对中共赞扬之语。蒋见此信,不禁拍案大怒,竞骂张治中“丧权辱国”。这时,蒋才得知张的家眷去向不明,气得“嘿嘿”一笑,就咬牙切齿地叫小蒋通知毛人凤:“把于右任监视起来,接到台湾去!莫让屈武把他弄走了!”


蒋此时很忙,他令毛人凤再次准备暗杀李宗仁。具体办法是当李宗仁乘飞机擅自飞出南京时,就用战斗机将其击落。


接着蒋又向毛人凤部署任务三条:“第一,先要协助汤、陈(良,上海市)两位抢运物资;第二,要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大小木船;第二,集中沪、杭一带交警部队,以六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归汤恩伯指挥,以两个总队担任护运物资工作;第四,监视上海资本家,勿让他们私自将物资隐藏下来


这种部署,可说井井有条。他紧抓住钱财,一丝也不放松,李宗仁眼看着蒋氏的所为,无可奈何。


但上海资本家并不傻,他们于1948年12月间,大部分已经逃往香港。毛人凤赶紧回答说连“杜月笙这几天也动身去香港……”。蒋又问在上海抓了多少人了?毛人凤报告说:“大概有三千人。”蒋又命令说:“凡有嫌的人一律逮捕。对张澜、罗隆基他们也要严格监视。必要时一律处决。”但毛人凤则建议,杀了他们民主人士反落口实,不如不杀的好!蒋又点头说,有道理,以后再说。毛森于上海共杀了一千三百人。连张澜、罗隆基二人要不是毛人凤赶快向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打电话,也被杀害了。


谈判破裂了,解放军以百万大军于4月20白晚分三路强渡长江。4月22日,蒋介石邀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到杭州会谈。会谈之前,蒋和白达成谅解,就是蒋、李只能有一人负责全局,要么蒋复职;要么蒋把一切军、财、人事权完全交给李宗仁。参加会谈的还有王世杰、吴忠信等。


一见面,蒋就问李宗仁对和谈还有什么打算?李说准备再派人去谈一次。蒋立即说“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李随即提出去职心意。蒋仍然要李继续支撑。但提出成立一个“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今后一切大政方针,先由非常委员会决定,再交政府执行。当时大家均附和蒋的提议,李宗仁不好表示反对。李宗仁的和谈完全失败。午饭后,白崇禧返回武汉。蒋和李继续会谈,共议定二条:(一)在政治上,宣布和谈破裂,政府今后唯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谈。(二)在军事上,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的指捧权力。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


这第二条,是在拉拢何应钦,孤立李宗仁。同时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这次会谈中蒋拉李宗仁到一间房子里单独对李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李碍于情面,见蒋如此真诚,竟没有提出一个具体要求,就被蒋哄过去了。


李宗仁返南京后,章士钊、邵力子来电劝李宗仁迳飞北平脱离蒋介石。但李未接受,并将电文掷在地上,以表决心。李宗仁认为蒋要借此“非常委员会”走上前台,便决心不接受蒋的提议,决定不飞广州,改飞桂林。23日,李宗仁乘追云号飞机在故宫机场起飞,自然许多要员包括汤恩伯也来送行。飞约一时,李宗仁突然命驾驶员改变航程,飞往桂林。中午达到桂林,李即住进文明路一三〇号私宅。


存飞机上,李曾和李汉魂、邱昌渭等商量,一定要和蒋分清界限,似乎决心很大。


李到桂林后,在广西的立法委员和省府委员等一致发表文电,请李宗仁补签《国内和平协定》,实现和平。李仍拒不答应。接着李又派程思远到汉口请白崇禧。白则骂李宗仁“庸而好自用”,误了很多事,说李宗仁是扶不起来的人。经程等苦劝,白崇禧才答应飞桂林晤李。后因飞机不能在雨中降落桂林,便改降广州。白住入东山六横路妻弟马仲学家。白之夫人马佩璋也正在这里;夫妇不期而遇,自是惊喜交集。


饭后,邱昌渭来马家和程思远谈访问美国驻华代办路易士克拉克的情况,他说美国对蒋介石已失去信心;但对李宗仁,也因为李未能掌握实权和有所作为,而不可能提供援助。这表明美国对李宗仁也失去了信心。李宗仁此时的出路,只有靠拢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白崇禧和李宗仁通电话,劝李到广州主持工作。并说打算请居正、吴忠信见蒋,要蒋将存款、存械和政权统统交出来,让李主政。李则说这是没有希望的,不必多此一举。


5月1日,程思远于天河机场接张发奎时,得知广州薛岳因和陈诚关系密切,虽不同意蒋介石重新出山,但也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余汉谋也因为人持重,不能公开反蒋。因此,依靠广州当局反蒋,已不可能。白崇禧和阎锡山、居正等,于5月2日到桂林促李宗仁到广州主持政府工作仍于蒋介石合作。


李宗仁没有主见,又动摇了。于是又决定到广州一试。


李宗仁到桂林的第二天,即4月24日,南京已经解放,太原也于同时被收复。这时蒋氏父子已感面临绝境边缘,心情极为沉重,家园虽好,不可久居,蒋经国先送妻儿于本日下午飞台。次日上午,蒋氏拜别母坟;然后走上凤凰山,对故乡作最后一次眺望,自是往事不堪回首,深感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但蒋氏父子此时仍立志“誓必重回故土”。当然,他们父子两代均未能实践誓言,先后死于台岛,并至死不愿与中共和解。下午三时,父子二人拜别祖堂后,便背着乡亲们,悄然乘车离开溪口,至方门后,下车步行至象山港,登太康号军舰,直驶上海;从此再未返回溪口故乡。


在途中,蒋经国给其父读了关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致李宗仁的通电。


当念到他们因中共坚留,决暂留北平,以待再行和谈时,蒋哼了一声,“是他们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吧!”“什么中共坚决挽留!”。蒋经国又继续念下去,其中有“上海孤悬,岂可久守”之句,蒋又自言自语说:“上海只要再守半个月,能把所有物资抢运出来就行了。”


蒋经国再往下念去,其中有对中共的赞语:同人等默察近来国共成败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上而非在军事。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主张与政策,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面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决非吾党过去政策与作风所可企及。”


读至此,蒋介石又气愤起来,恼火地说:“宣传!宣传!纯是替中共宣传。”蒋经国于是以目光征询其父意见,是否还要读下去?蒋介石仍表示要再听听。


蒋经国又继续读道:


“自和平协定公布,党内多诋为条件太刻,类似迫降,致有‘宁可战亡,不可败降’之愤语。然平心而论,八条因为德公所承诺之商谈基础,六十四款只系实施八条之详细规定。如第一条战犯名单,完全不提,即为重大让步之例,并经口头约定,正式签署协定时,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同人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已既不能,当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人势,仍继续作决无前途之战争,则惟有仅存之残局至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犯之罪愆。倘能平心静气,发挥高度理智,不因少数人意气权位之私,置大多数人民生死祸福于不顾,则一转念间,祥和立现。例如近日上海之战,外围据点尽失,尚期凭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则将毁灭六百万人民之城市,此岂仁者之所为,亦岂大势所许可。”蒋听到此处,霍地站起来,要战报看。


26日下午1时到达黄浦江复兴岛。27日,发表文告,声明他“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后蒋一度移住上海市金神父路励志社。


在这个声明里,他特别把***战争改说成为民族解放战争,妄图以此煽起民族情绪,继续顽抗。他说:“我们当前的情势固然是险恶的……但是我们认清了今日剿匪作战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是反集权主义的民主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之社会战争和保障我们悠久历史、文化和仁爱的伦理道德的文化战争。……这一反侵略战争如果失败,国家的独立自由地位,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都必归于毁死。我们的前途,只有普遍的贫穷,冷酷的饥饿和世界战争。”蒋于此处先后接见徐永昌、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郭忏、汤恩伯、毛人凤、陈大庆、石觉、谷正纲、陈良等要员。他仍公开声称要死守上海六个月,以安定人心。


李宗仁在白、阎、居正、李文范访桂期间,写好了一个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的谈话记录,向蒋介石摊牌。记录内容共六条:


(一)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有权予以调整。


(二)移存台湾的金银、外币,应由政府运回大陆,以应军政开支。


(二)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各部队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调遣。


(五)党中央的决策,只能作为建议,不能强制执行。


(六)拟请蒋先生出国考察,并设法争取外援。


白对此完全同意。但适于此时,蒋自上海拨给白崇禧三万两黄金,最后一万两由中华“剿总”补给司令许高阳夫人黄纫秋本人带回武汉。因此,白崇禧又转而支持蒋介石了。并私劝李宗仁请蒋复职,李宗仁当场拒绝。两人从此开始存有芥蒂。


这个谈话记录,于5月4日送到了上海,蒋见到后,自然又是十分气恼。针对李宗仁的六条,他作了如下赌气的答复,一切推开,与己无关: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部册俱在,尽可嵇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储存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部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由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至于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会复议。惟民主政治为党的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