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十七从《新生》到《萌芽》(1)

作者:阎焕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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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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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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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672字

综观巴金的创作,其主要成就是在长篇和中篇。他的短篇虽也数量可观,且不乏佳作,但从总体看毕竟处于次要地位。事实上巴金从一开始就把更多精力投入中长篇创作,他的兴趣仿佛也在这里;而且似乎也只有中长篇才更适宜抒发他的满怀激情,更适宜他尽情倾吐,更适宜发挥他汪洋恣肆的才情。所以,在《洛伯尔先生》之后,他一面继续写作短篇,一面便把主要精力逐渐转到中长篇的创作上来。在此后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他的中长篇作品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家》、《爱情的三部曲》外,还有《新生》、《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后改名《雪》)等,这在同期的作家中是少有的。


这时期巴金的创作,以及从《灭亡》开始巴金的全部创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创作与生活及个人情感的密切相联与交融。他的生活往往也就是他的作品的背景和题材,他本人就生活在他的作品之中,与作品中的人物共同经历着某种事件,同感受,共命运。像《灭亡》一样,作品就是在巴金的生活中产生,甚至可以说是从作者生活中撕下来的一部分。所以,杜大心这个人物身上有作者,同样,《新生》中李冷身上也有作者。也因此,作品就更为真切,更富真情,更能与读者进行无间隙的交流。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受左拉的连续性长篇《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启发,巴金打算写自己的连续性,首先想到的就是《新生》。但故事还没有认真考虑,人物也还没有影子,想到的只是一个书名。他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死了,理想还存在,会有新的人站出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


最初想到的就是这些。后来又进了一步,想到以《灭亡》为中心连续写五部长篇,即《春梦》、《一生》、《灭亡》、《新生》和《黎明》,其中《新生》紧接在《灭亡》之后,内容大体是“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但也还只是个模糊的影子。


回国以后,巴金在创作上接连碰钉子,既没能按自己的预想写出《春梦》和《一生》,也没有写出《新生》和《黎明》。在苦闷中他甚至准备放弃写作。短篇《洛伯尔先生》的诞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转折,连续写了几个短篇之后,巴金说,“《新生》的内容、结构以及人物也逐渐地形成而固定了。我想写一个人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我选择了李冷作主人公,主要的原因是,我在《灭亡》里已经预告了李静淑的道路和作用,我不便改动它们,写李静淑附带写她的哥哥,或者由李冷的眼中看出妹妹的精神面貌,用一管笔可以写两个人的言行同他们的思想活动”。应该说这时巴金所要写的《新生》与他原先的构想已有所不同,中心改成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这样,的主题、人物和框架就确定了,于是巴金便以“李冷日记”的形式开始写《新生》。


作为《灭亡》的续篇,《新生》的故事发生在杜大心牺牲一年半以后,前半部背景在上海,后半部在厦门;整个环境“依旧是黑暗与恐怖”的,往日的朋友已风流云散,各自走上自己的道路。杜大心的惨死使李冷发生巨大变化,由一个心地善良、温和的人道主义者变成一个消极、厌世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对革命活动抱虚无主义态度。


从杜大心的死他得出错误结论:无论我们怎样挣扎、受苦,结果都会是灭亡。他自以为看透了人生,而实际上是被残酷的斗争吓破了胆,陷入空虚、苦闷、自我封闭的人生歧途。的后半部写李冷的转变,在妹妹、爱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他离开上海,参加了革命活动,后被逮捕,经过狱中的严峻考验,最终完成了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认识到“我用我的血来灌溉人类底幸福;我用我底死来使人类繁荣。这样在人类永远走向繁荣和幸福的道路的时候,我底生命也是不会消灭的……我底死反会给我带来新生”。这是李冷经过斗争考验所获得的新的信念,他之所谓“新生”便建筑在这个信念上,全书的主题也建筑在这个信念上。应当指出,中写李冷的转变是缺乏现实依据的,作者也无力证明这个转变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而缺乏说服力。整个作品也因此涂上空幻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作品中却注入了作者的真实感情,将他自己的经历与体验融于其中。巴金说过,在《新生》的写作过程中,“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下去,我好像在挖自己的心、挤自己的血一样……在李冷的日记里的确有我自己的东西。他常常叫嚷:‘孤寂,矛盾’,那是我自己的痛苦的呼声”。而李冷最后的转变,他所获得的“新生”的信念也同样是属于巴金的。


他曾明确地说:“这个信念不仅是李冷的,它也是我的。尽管我的作品里有多少‘阴郁性’,尽管我常常沉溺在个人的感情里,尽管我有时感觉到‘孤独’和‘空虚’,甚至发出‘灵魂的呼号’,可是我始终不曾失去这个信念。”巴金说,他在生活和挫折中能坚持下来,永不放弃,“凭借的便是这个”。《新生》之所以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留下印迹,“凭借的”也是这个。


但是,《新生》的遭遇却很不平常,它同当时的祖国人民经历着共同的命运。1931年8月《新生》脱稿,作者把它送到月报社,随后看到1932年1月号《月报》的“目录预告”,上面登着将从这期开始连载,还听一位朋友说杂志已经印好,正在装订。就在这时,“一·二八事变”发生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闸北,闸北的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得一干二净,纸灰飞满了闸北的天空,印好的《月报》和《新生》的原稿全被烧光!巴金说,“我看见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我不会为自己这本感到痛惜。我说,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我要把《新生》重写出来”,用它来证明侵略者的暴行。于是,就在这年7月,上海最酷热的季节,巴金凭着记忆又重写了《新生》的第二稿。他说:


我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夏天来了……坟墓里成了蒸笼似地热。我底心像炭一般燃烧起来,我底身子差不多要被蒸热得不能够动弹了……我坐在一张破旧的书桌前面创造我底《新生》。……那火烧毁了坚实的建筑,烧毁了人底血肉的身躯,但是它不能够毁灭我底创造的冲动,更不能够毁灭我底精力。我要重新造出那个被日本底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底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炸弹所制服。


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忘了吃,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底“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存在下去,来证明东方侵略者底暴行。这是巴金在跟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与屠杀较劲。经过这么一番苦斗,《新生》的第二稿终于问世了。这是巴金的胜利,是他的不屈的斗争精神的结晶。经过这样一番烈火的熔炼,《新生》洗去了一些“阴郁”的情绪,“‘孤寂’和‘空虚’的感觉已经开始减淡”。但从总体上看,《新生》仍未必称得上是“纪念碑”;然而作者在重写《新生》时,所表现出的不可征服的斗争精神,却像纪念碑一样,永存人间。这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毁灭的,永远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