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眼睛盯着真理的人(1)

作者: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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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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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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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6032字

吴敬琏的生命只与两个字有关——“救国”。


80年间,他的“救国”主题有过3次转折:20岁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科学技术迷”,信仰的是“科学救国”和“产业救国”;35岁前,他相信“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


即便在晚年的忧虑与不安之中,吴敬琏也没有失去他本质上的那种满腔希望。


从顾准、孙冶方到吴敬琏一代,他们深受唯物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受难者”顾准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顾准的这种思想也同样影响了吴敬琏,使他在认识论上确信人类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众以及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迷茫,最终选择理性和趋优化的道路。


吴敬琏的人格特征,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个批评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混合体。


在50多年的经济学家生涯中,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在他看来似乎是最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你对自己成为决策层智囊是否感到骄傲?”他当即回答说:“智囊不智囊的,一点不重要,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发现真理,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他的女儿吴晓莲也这样评论他的父亲:“公众可能认为我的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从本性而言,吴敬琏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他同“计划派”人士对阵作战,与一些学者激烈辩驳——有时候还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与某些激进的网民“势不两立”,在这些过程中,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乐趣,甚至还因自己的反对态度而付出了代价。然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必需的。


同时,他又总是以建构性的角度来思考所有的问题,即便在最困难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就形成一种善于颠覆、乐于破坏的“悲情情结”,非“极左”即“极右”,视改良主义为“犬儒”,对中庸和妥协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视,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多次反复与徘徊。吴敬琏的学术人生无疑与这两种极端主义格格不入。在公众舆论及学界,吴敬琏常常遭到“误读”。有人因“吴市场”之名,认定他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把一切都扔给市场来解决;也有人因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设计人的身份,认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权的最大拥护者。而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偏颇。


吴敬琏的经济理论要复杂得多,与放纵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场、有限的利益与有限的正义。即使对于他所情有独钟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那也是一种在别无选择情况下无奈的“次有选项”。所以,他总是向人重复在1988年维也纳“改革经济学国际讨论会”上从东欧同行那里学来的一句仿丘吉尔论民主制度的话:“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好的体制,但它在人类可能实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坏的一个。”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变革正是呈现出一种渐进、改良的特征,尽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没有到达真正的终点,然而它确乎在质疑和摇摆中走出了一条曲线前行的道路。而这正可谓是吴敬琏式的胜利。


晚年的吴敬琏因种种言论而遭到指责,不过,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一篇题为《“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都会带来灾难》的读书笔记中,他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同时将之与整整40年前,顾准与他在牛棚里一再苦思的那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联系在了一起。


他用饱含历史感的文字写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暴政——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当“也曾相信过”革命将会给中国带来“地上天堂”的顾准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的1967年,亲眼目睹“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顾准的回答是:“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新的专制主义?”吴敬琏的思考答案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震荡,“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


吴敬琏由这个结论,进而推演到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国家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突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防止这种悲剧的关键,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讨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吴敬琏继续说,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在现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专业人员和经营专业人员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与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也进入了这个过程。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和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公司职员、医护人员以及公务员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虽然我国新中等阶层的利益自觉和公民意识都还有待提高,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中更多地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部分,追求的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稳定改善,他们和社会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