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作者: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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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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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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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24698字

第一次阶段考之后,李春特别快活。她每天比别人早起半小时到操场练嗓子:“──道米骚道,啊──啊──啊──啊,”然后洒脱地进行一天的活动。听讲时她笔记记得特别多,而且不断地变换着使用钢笔、红铅笔和蓝铅笔。甚至听到“妙处”的时候拍一下自己的腿──谁能在课堂上这样“洒脱”呢?下午一下课,她就背起满满一书包的书、本子、文具,跑到图书馆,抢一个离门远、离窗户近的座位,把所有书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在自己的桌面上堆成个小山。然后干将起来。即使只用其中的一个小本子,她也爱把更多的东西拿出来。不这样,就不能激发“脑力劳动”的情绪。她在同学面前也活泼了,像从前一样,买了花生米请别人吃,给别人讲故事。围在她身旁吃东西和听故事的同学渐渐多起来。对杨蔷云,她像是意识到自己的优势,特别大方,主动招呼蔷云,找蔷云借书看。如果不发生下面的事情,她就会这样快乐地生活下去,充满信心地迎接杨蔷云的任何进攻的。


十月革命节期间,学生会组织大家看了许多苏联电影,第二天星期日,李春和别的同学在教室里“分析”起苏联的舞蹈来。一个南洋归来的华侨学生说,苏联舞蹈的特点是脚特别累,南洋舞蹈的动作却主要靠两只手。一个好问的同学问是为什么,有人说可能和气候地理条件有关。俄罗斯太冷,跳起舞来像冷极了跺脚。南洋又是怎么回事呢?待考。


李春批驳这种说法,她说:“别侮辱人家苏联的舞蹈吧,哪是冷极了跺脚呢?俄罗斯舞,乌克兰舞,同一个特点就是热情。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一连转上十八个圈,好像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


吴长福摇一摇自己滚圆的手:“错了,错了。譬如──芭蕾舞,乌兰诺娃(吴长福伸一伸胳臂跷一跷腿,想表示出奥杰塔(奥杰塔: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公主。)的舞姿是那样跳吗?”


吴长福的话,也许主要是语气,也许更主要是姿势,引起大家哄笑。吴长福觉出自己是被哄笑的主角、谈话的中心,就兴奋起来了,连忙大发议论,因为她个儿矮,说话时不断伸脖子:“舞蹈是各式各样的,哪样跟哪样都不一样。芭蕾舞和红军舞,‘男舞’和‘女舞’,都有区别……”


周小玲笑喊:“废话!”


吴长福止住她:“听我说,你们猜,我最欣赏的,是什么舞?(她神秘地巡视一周)不知道吧,我瞅着最棒的是电影《幸福生活》里的那两只‘小鸟’。不明白?就是那两个胖老太太呀,看,一说你们就笑了。她们那么胖,(她比画着)裙子那么宽,(她比画着)屁股那么大,(她比画着)右手扯着裙子,舞起来,一边唱,一边嚷,一边跳。嘿,这才叫艺术呢。谁看了这舞蹈,就像,就像夏天洗了冷水澡,冬天吃了水萝卜,嗓子哑的时候用通条通了通,简直是消食化气,益寿延年,唉!”


同学们拍着吴长福的肩膀,都快笑化了。李春忍住笑,提议道:“静一静,同学们,我建议请咱们的功勋演员、天才的芭蕾舞大师、迷人的舞蹈家──吴──长──福,为咱们表演一段:‘小鸟’舞,好之不好?”


“好!”


同学们连推带挤,把吴长福弄到座位前。周小玲回宿舍拿床单,李春根据大家的建议给吴长福化妆。先掏出一段红毛线,给吴长福梳起一条冲天杵式的辫子……


吴长福心里明白别人在拿自己寻开心,她挣扎着拒绝,不过也不坚决。因为正闹得欢,她也跃跃欲试地想凑趣。


床单拿来,围在长福腰上当裙子。李春放开她,喊:“一、二、三!”长福往回跑。李春拦她,别人也一齐打起拍子,长福最初还脸红,后来慢慢移动自己的步子,最后跟着拍子乱动起来。教室里哈哈笑成一片,同学们你扶着我我扶着你,笑得站不住。


李春大声吆喝:“没事的快来呀,快看肥猪舞,不要票,不要钱哪!”


教室的玻璃窗旁已经围上了人,互相打听着:“那个耍活宝的是谁?”


就在李春吆喝的时候,袁先生走进了教室,他以为本班出了什么怪事。吕晨从这儿过,也跑过来了。


李春喊的“肥猪舞”三个字,使同学们(包括吴长福)一愣,使袁先生和吕晨一惊。这时大家看见先生,热闹场面突然冻结。


袁先生和吕晨的眼光越过同学看见了吴长福的尊容,一刹那间,吕晨以为她可能是神经出了轨;袁先生莫名其妙地问:“你……怎么了?”


吴长福低下头,满脸通红。她忘了摘小辫,正好把冲天杵正对着袁先生。


“怎么回事?”袁先生问同学。别人己经不知不觉地退去了(学生见了先生,都有这种本领)。只剩下可怜的吴长福、慌张的李春、迷惑的袁先生和吕晨站在讲台前。


吕晨一直盯着李春,她己经找到主要负责人了,她问:“你干什么?”


“玩玩。”李春傲气地说。“你刚才在喊什么?”“让大家来看。”刚才,李春在喊出口以后,已经觉出不对碴儿。吕晨一问,她马上计划着怎么办。抵赖呢?解释呢……“你还喊什么?”吕晨又问。“不知道。”“你在喊‘肥猪舞’,大家都听见了!”袁先生摇头说:“太不像话了!”吕晨问李春:“你谈谈,什么叫‘肥猪舞’?”


李春向袁先生服从地说:“下回,不这样闹了。”又走到吴长福身边给长福“卸妆”。长福把她推开,自己揪下红毛线,解开“裙子”,摔到地下。周小玲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床单,也不敢去捡。别的同学已经拿起了书。窗外的观众,也退去了。


袁先生向着大家说:“这样玩也不像话呀,拿着一个人耍,(吕晨在旁补充道:“简直是侮辱人家人格!”)哪里是对同学应有的态度?你们是高三的同学了,全校最高班,初中小同学围着窗户看你们,这算什么表率呀?”


李春说:“下回不了。”


吕晨又对吴长福说:“你也太,缺乏自尊心了!”


经过袁先生和吕晨一说,吴长福完全明白自己的丢人。听吕晨说了这一句话,她“哇”地像小孩似的哭出了声,然后捂着脸跑出教室,奔回宿舍。


吴长福进了宿舍,隔老远就向自己的床铺一扑,趴在床上,左腿还耷拉在床下,一边呜呜地哭,一边回忆着数落自己:


“吴长福,你是个大傻瓜,大笨蛋。你丢人现眼,成了笑料啦。李春说你是肥猪,团总支书记说你没有自尊心,你成了什么了……


“人家瞧不起你,你还不明白吗?人家耍着你玩,你还不提防着点吗?


“吴长福啊,她们就这样看你!你虽然功课不太好,也不是团员,分支开会也没叫你参加。


可是你也在学好,今年一开学,你就找郑波帮着订过学习计划,团小组订了《中国青年》,你也常借着看。上次大扫除,你也吭哧吭哧干了老半天,比李春杨蔷云都卖力气,痰桶还是你倒的呢。


“下决心吧,下次再也不跟人开玩笑了,说话要严严肃肃地,省得人家瞧不起,可是……”


快吃午饭了,吴长福渐渐平静,打了一盆水擦脸。这时,周小玲找她道歉来,起初她红着脸不言语,后来道得她怪不好意思,只好和周小玲说笑一番。等到了饭厅抢着盛汤(菜是每人一份,不用抢。汤是早来的有,晚来的没有,必须要抢)的时候,这一阵阴雨就完全过去了。教室后墙的班报上出现了一篇新文章,以“这是同学对同学的态度吗?”为题,严厉批评了那个“吴长福事件”,特别指责了李春。这篇文章署的是本班一同学。李春看了气呼呼地去找班主席周小玲:“周小玲,那篇文章是谁写的?”


“你问这个干吗?”“那是小题大做,趁机打击人!”“你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


“到底是谁写的?是不是杨蔷云?”“你管不着。”“管不着?”李春气了,然后命令地说:“我要求把这稿子撤下来。”“你没这个权力。”周小玲说完就转回身干别的去了。李春一看,好啊,周小玲这小丫头这样“不接受群众意见”,自己跑到班报旁,把那稿子扯下来,撕成了碎片。隔了一天,团分支召集了团员大会,讨论李春的行为,非团员除了呼玛丽也都参加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仍由周小玲把始末说了一遍。说到李春撕壁报的蛮横态度,周小玲气得哆嗦。她说:“那天大家和吴长福闹,我也是主谋人之一,但是我们大家,当时确实想得不多,反正咱们班同学爱起哄,当然哄得太过分了。李春可不完全是这样,她,她真是──我不会说──有点拿人家不当人!她那个撕壁报的样儿更是霸道,打排球扣球,也没有像她那么凶的!”


主持会议的郑波让李春发言,李春歪着头看看别人,叹一口气:


“我错了,应该改。对不起,吴长福,下次我不和你开玩笑了。对不起,周小玲,下次我不再给班报提意见了。这个,嗯,倒霉的事应该一个人负责,这对别人有好处,我愿意负责……”群众哗然:“什么叫不开玩笑呀!”“谁不许你给班报提意见啦?”“你负什么责任哪,你?”


李春举手,向郑波提:“主席,这么多人一起发言,我接受不过来。”袁新枝说了,她说:“那天我没在,听了这事儿,我都有点不信。对于自己的同学,亲密的伙伴,难道能那样……”


杨蔷云不喜欢袁新枝发言这股轻巧的劲儿,不等新枝说完就抢上来:


“我觉得这个事不能孤立地看,这是李春近来一连串言论和行为里的一小件。李春同学是这样盛气凌人,自以为是……”李春说:“等哪一天我的学习优良奖章没有了,杨蔷云戴起它来,她对我的态度可能就好转了……”


“你……”蔷云站起来。


“请坐。”李春说。


“你卑鄙!”


李春站起来,扭头就走。


“李春!”郑波叫她。李春停住脚,仍然面向外。郑波说:“回来吧,下面有更重要的事要讨论。”“什么更重要的?”她仍然不看郑波。郑波皱了一下眉头,声音有一点发抖,所以她说得特别慢:“譬如,讨论你像不像一个青年团员的样子?”


“什么?”李春回过身来。


教室里静无一声。李春呆立着。这话连杨蔷云都没想到,她注意着郑波,比对李春还注意了。郑波仍然坐着,仰头看着李春,那神色与其说是气愤不如说是忧愁,她的两只手捏着一块橡皮,弯转过来,掰折了。


她说:“李春,你不能这样下去!然后她不看李春,对大家说,“咱们看着李春的行为,又听了她的话,都觉得那么生疏,因为那离一个团员的思想和行为是太远了。什么倒霉事要由一个人负责,这样对别人有好处,这是什么规律呀?是哪个国家,什么社会的规律?我们是一伙什么人呢?什么杨蔷云和奖章,不要拿你那个心灵的框框去套别人吧。李春以为她功课好就是做到了一切,不错,你功课好,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希望你帮助我们。可是,一个没有道德,没有崇高的思想,没有对集体的新的态度的同学,哪怕每门功课考二百分,你的分数又有什么用呢?你以为你功课好别人就不敢碰你了?你错了。我们不能允许你坚持错误,我们不能看着你离开一个团员的道路……”


李春仍然站在那里,她的嘴动了动,没有说出声来。


夜里,李春仔细地回想了一切,她想弄清自己到底有什么错误,有错,她绝不怕改正。没有错,她也绝不妥协。


李春从小生活在伯父家。她父亲原来是河南的一个小地主,很早就死了。他的妻子带着才过两生日的小李春,投奔到在天津银行里工作的李春的伯父。李春的伯父李季湘,四十多岁了,没有孩子,他对李春她们娘两个还不讨厌,可李春的伯母就很不欢迎这两个吃闲饭的。于是她努力使用她的“弟妹”,使李春的母亲成为全家的仆人。同时经常拉脸子,甩闲话,嫌李春的母亲吃窝头吃得太多。李春的母亲性格很懦弱,丈夫的死己经夺去了她的一半魂,嫂嫂的折磨又去掉她的另一半,过了两年,她得气喘病死了。


她临死的时候,给四岁的李春只留下一句话:“别像我这么窝囊。”母亲死了以后,小李春同时受着伯父的怜爱与伯母的虐待的双重待遇。李春慢慢懂得,要活下去就只有讨好伯父和尽量躲开伯母。伯父在家的时候,她乖乖地呆在一旁。伯母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非常听话。伯父不在的时候,她跑出去很远,找都找不着。伯父给她买了玩具、糖果,她不告诉伯母。伯母打了她,她总想法让伯父知道。李春的这一套办法果然有效,伯父愈来愈喜欢她,而且为庇护她与伯母吵过几次架。小李春就这样靠自己的聪明,在无父无母的困难情况下站住了脚。


所以,李春从小就富有自动性和自信心。她在学校很用功,她模糊地觉得,别人不好好念书也可以在家庭的照管下生活得很好,而她,只能靠自己。她瞧不起那些每天上学有人送,下学有人接的孩子。那些人没出息,而她李春,什么都不怕,一切靠自己闯。过去,在学生当中似乎很容易得到荣誉,一个学生功课好,穿得整齐,有口才,不出一星期就会受到全班同学的推崇,不出一个月就会在全校出名。李春的小学阶段就是这样顺利,小学毕业的时候,她找老师给她题“纪念册”,大多都给她写了些“出类拔萃,前途无限”之类的话。


上了中学,李春渐渐懂得了,无论自己多么“出类拔萃”,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前途”却不是“无限”的。她恨国民党,恨旧社会,因为那时即使一个青年有天才,肯努力,也不见得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解放了她特别高兴,她毫不犹豫地从解放头一天起就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很快就入了团,她相信像她这样聪明、积极,过去又是“受压迫者”,现在前途真的“无限”了。


若不是赶上了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时候……想到这里,李春愈想愈觉得自己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容易。换任何一个人,譬如苏宁,处在她那个家,早就会被伯母折磨死的。譬如吴长福是她的话,至多上两年学,不求上进,到十七八岁嫁个人完事。而她李春,在冷酷的命运面前,自小东冲西闯,一日不敢稍懈,受过别人没受过的苦,用过别人没用过的心机,居然,自己成了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五年上学免费,三次得奖。……唉,有谁了解她呢?


她后悔参加军干校的时候没报名,像她功课这样好,将来可以培养做科学家,怎么会批准她去参军呢?杨蔷云、郑波,报了名不也没去参军么?这一步路算是走错了。


这学期好容易抬起了点头,为什么最近又碰上那么个倒霉事!李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总好像听见郑波的声音:“讨论你像不像一个青年团员的样子!”郑波在团分支会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她又想起从前通过爱国公约时的“李春除外”来,自尊心伤得发疼。对吴长福,她是有点瞧不起,但难道郑波、杨蔷云就一定瞧得起吴长福吗?李春比吴长福强,就像郑波、杨蔷云比吴长福强一样是客观事实,装得谦虚也好,表现得不够尊重她也好,其实还不是一样。那为什么她们和自己这样过不去?


李春没有仔细想一想关于撕壁报,团分支会上的发言和态度这些事,因为她当时己经觉出自己的错来,后来更觉出来了,既然是自己错了,也就不需要多想了。


李春得出结论,自己并没有大过失。郑波的话要么是吓唬人,要么是没通过大脑。但郑波说话不通过大脑的事不多,那一定是吓唬,是威胁。李春愈想愈气,自己从在天津做团的总支委员,一落千丈落到被分支书记指斥为不像团员的样子。这样下去,李春就算白活了。李春烦躁得睡不着觉,她把被子全蹬开,又觉着褥子没铺平,就起来扯一扯褥子。褥子愈扯愈起褶子,她气呼呼地坐在床上。忽然,她想起一个主意,她连忙披上她那件褐色的外衣,趿拉着两只鞋,摸黑跑到自己的教室里,拿出纸和笔,再跑到南院楼道的灯底下坐定,拿硬纸夹子垫着纸,给校长和袁先生写信。昏黄的灯光照出了她的一团黑影,深秋的夜半凉风吹冷了她赤着的脚,她一边写着愤怒的言语,一边慨叹着自己的身世,回味着自己的“斗争历史”。


报复的愿望,汹涌到她的心里。


袁闻道是喜欢李春这个学生的,因为她功课好,特别是数学好。而且,用袁先生自己的话,他有个“私心”。二十几年前,袁闻道开始做教师的时候,一个他最佩服的老教员告诉他:“干教员这一行,一辈子教出来的学生能有万数来个,如果这万数来个都平平常常,你这个教员也就没人理睬。如果你的学生堆里能有那么十个、五个、哪怕是一个,干出了点玩艺儿,那才是咱们的功劳。”说到这儿,这位老教员拍拍袁闻道的肩膀:“要留心呀,发现了有出息的要多多栽培,将来人家也就不至于忘了咱啦!”袁先生根据这个原则,总在自己的学生里找寻“有出息者”。解放以前,他也认定了十几个,可惜毕业以后这十几个有的音信全无,有的生病夭亡,有的结婚后做了家庭妇女(袁先生惋惜自己教的是女校)。这使袁先生很伤心。解放以后,这两年,他选定了李春,盼望李春真正成为自己的“高足”,这种心思,连他的女儿也不知道。


袁先生看到了李春的信,他首先不高兴的是团分支开会事先他连知道都不知道。他想:到底这个班是归班主任管还是归团分支管呢?其次李春的那些危言耸听的词句(她写道:“团分支开会斗争了我,郑波要处分我……”)也引起了他的同情。他觉得郑波她们未免太不能容人了。不过,他又觉得这是团内的事,自己不好插手管,于是犹犹豫豫。回到家向袁新枝发牢骚:“女儿呀,告诉我实话,你们班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班主任没什么大用处呀?”


袁新枝闹清了是怎么回事以后,直向她父亲解释:“那天开会没跟您商量是我们分支错了,一时的疏忽,绝不是瞧不起班主任。”袁先生更有气,嘿,袁新枝自动代表起“我们分支”,向她爸爸办上“外交”了!


郭校长看到李春的信,就去问袁先生,袁先生把自己收到的信也给了校长。他说:“我这个班主任官僚主义,别的情况再也不知道了。”郭校长知道他的意思,对他说:“你去批评团分支好了,为什么她们开会不和班主任商量呢?”袁先生笑了笑,郭校长把两封信都交给袁先生,她说:“你找团分支研究研究吧,我考虑是不是有些人和李春之间互相有些成见?都是十几岁的娃娃,当然应该有批评,不过要像李春信里描写的那样剑拔弩张还了得!还是要想法在团结中求进步。”


袁先生原来想把信交给校长,请校长去管,而且是爱怎么管就怎么管,但结果校长的意思却是由他自己来办。这其实是理所当然,那么多的事,要是校长全一个人包了,哪管得过来?


但是他怎么管呢?过去可从来没给团分支提过意见。想着想着,郭校长己经走了。


那边袁新枝己经早把她父亲对团分支的意见告诉郑波,杨蔷云也在旁边听着。郑波说:“对了,咱们最近跟班主任实在配合得太少。”杨蔷云说:“可是袁先生从来也没找过咱们呀!”


袁新枝说:“我爸爸本来不乐意当班主任。”郑波说:“所以咱们更应该多找他呀。”


后来她们商量了一下,郑波和杨蔷云就主动到数学教研组办公室去找袁先生。


数学教研室是一间小屋,只有四个数学教员在那里工作。在郑波她们去的时候,正好别的先生都没在,袁先生坐在窗户旁看新到的《数学通报》。


郑波敲门,袁先生不回答。隔着玻璃窗只见他翻开《数学通报》的一页左看右看,再紧张地拿近玻璃窗看,又听见他自言自语:“是他?不是他?” 郑波、杨蔷云很纳闷,等了一会,再敲门,袁先生惊了一下,回过头,看见她们。


袁先生叫她们进来坐下,把那杂志合上,刚合上又翻开,在那页折了一角做记号。郑波不等问就说起了那次团分支会,并且检讨自己事先忘了和班主任商量。


袁先生点点头,把李春的信拿给她们。杨蔷云一看信就火了,说:“她歪曲……”郑波拉了一下她的衣角。


郑波把那次分支会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袁先生问:“你们认为李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杨蔷云把头一昂,说:“她自私……”。“自私?”袁先生好像没有料到。


“您不知道,”杨蔷云做着手势,“她并不是那种自私,而是那种,她生活上并不小气,可是她总是为个人打算……”


郑波说:“她太骄傲。”袁先生问:“你们……讨厌她吗?”


杨蔷云说:“不,她不惹人讨厌,她是叫人生气……。”


郑波说:“也叫人着急。”袁先生说:“都哪些地方叫人生气呢?”


于是杨蔷云历数李春的毛病:自高自大,脱离集体,不做社会工作,不肯为群众服务,好说怪话……袁先生琢磨了一下,他说:“我说一句,听了不要不高兴。对李春这个同学,依我看来,和从你们看来,印象并不全同。李春同学,求学认真,热爱科学,学起来举一反三,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她有许多缺陷,需要你们多帮助……”


郑波她们没言语,考虑着袁先生的话。袁先生又拿起那本《数学通报》,突然苦笑了一下,向郑波她们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郑波注视着袁先生,杨蔷云不解地眨一眨眼。


袁先生说:“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在朝阳大学上学,同时在一个男校里代课,教初三平面几何。我们班有一个孩子──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很聪明,他长得又瘦又小,穿得破破烂烂,眼睛有点毛病,眼皮老是一跳一跳的。他除了数学什么也不喜欢。他爱数学爱入了迷──比我还迷──听说,因为他一天价总抱着数学书,挨过爸爸的揍。第一堂课下课以后,他就来找我,拿着他的一个证明题让我批判。你们猜他证的是什么?他证明点不能移动!道理是任意一点移动的时候,都要经过离它最近的一点,而离它最近的一点是找不出来的。我一看,这不是胡闹吗!十几岁的孩子哪有这么学几何的,简直是难为我这个年轻的代课先生。后来上课更麻烦了,我讲着讲着他常常搭下碴,没等说完他就明白了,或者起来纠正我。惹得同学噓他,损他,骂他。有时候他上着课出神,他那有毛病的一跳一跳的眼皮也不动了,我一看,只当是他一口痰堵住了呢。又有时候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堆难题问我,我心里想,不会走就想跑,好高骛远,真啰嗦。听见别的先生也在议论,他上别的课的时候也看数学书。有一次我讲课的时候,他借了一本高中的《大代数》正在看,我见了很生气,就劝他把《大代数》收起来。谁知过了一会儿,他又翻起《大代数》来。我当时年轻火气旺,上去打了他一个嘴巴。那时打学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下了课我又训了他三个钟头……”袁先生的脸阴暗起来,然后说:以后他干脆不上我的课了,我去找校长坚持提意见,就把他开除了……不久我也不在那个学校了……”


袁先生沉重地叹气,他把眼镜取下来用衣襟擦一擦,他的手微微发抖。


杨蔷云睁大了眼睛问:“后来呢?”


“后来?”袁先生沙哑地说,他咳了咳,到痰盂边吐了痰,走回来,把《数学通报》拿给郑波和杨蔷云,颤抖地说:“这篇论文是他写的,就是他。”


袁先生拿出一支烟。一般说,老师当着学生是不抽烟的,但是他忍不住点着烟,猛吸了几口。郑波和杨蔷云凑过去看那杂志,怀着敬意,看着那论文的古怪艰深的题目,不由得同时长出了一口气。袁先生把烟弄灭,收起来。他说:“还说咱们的事吧,我教了三十年书,功课愈好的学生,往往毛病愈大。当教员要是不谨慎,那就欠人一辈子债。”他又补了一句:“你们对李春也得在意呀……”


“谢谢先生提醒了我们,我们过去想得太少了,我们什么都不懂。”郑波说,然后她惶惑地看着袁先生,“可是,您说功课愈好的学生毛病愈大,非……非这样不可么?也许解放前事情是这样的,现在,为什么不能使一个人发展得挺完满呢?”


杨蔷云听袁先生的话的时候,怀着一种听故事的心情。她的敏锐的想象,己经把那个瘦小的、眼皮跳动的数学迷显现出来,她内心充满着同情。她茫然地听着郑波和袁先生的谈话。


袁先生点点头:“是呀,我谈的是过去的事,现在也许不同。我教了许多年书,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学生,我记得许多人,许多事,犯过许多错误……回过头,还是谈李春,李春是个有个性的,肯努力的学生。一方面她要强,自信,爱科学,好动脑筋,这种个性是好的,可爱的。另一方面,她骄傲,任性,有时候只想到发展自己,却全不关心旁人。依我的见解,如果对她的性格擅自引导,那她是个有作为的青年。至于思想作风、群众关系种种,一方面应该严格教育,另一方面也不能要求每个同学都像团分支书记一样。对于新的教育理论我还了解很少,这样说不知对不对。”袁先生十分客气地结束了他的话。


她们一同出神地想了一会,郑波点头说:“过去,我们和李春太对立了,这种对立可以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团分支的工作一直是放在发动大家参加政治运动方面,谁在这方面不积极我们就整谁。对于李春,我们了解得也有不全面的地方,杨蔷云,你说是吗?”


杨蔷云转一转眼珠说:“嗯,该想想。从前我认为对就赞成,认为不对就争吵,别的也没想,以后该想想了。”


袁先生的话是有效力的,她们走出来的时候,己经开始议论怎么和李春团结得更好。


李春夜半在楼道写信的时候受了凉,又加上睡得不好,第二天一起来就觉得头沉得很,眼睛也睁不开。于是她用冷水洗脸,想把自己刺激得“清醒”一些。这样勉强上了一堂课,头部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起来。接着两肩发酸,好像扛过几百斤的东西。她实在支持不住,请了假,然后回到宿舍里躺下。


她们的宿舍是一间很大的,相当老的南房。屋里有些潮味和胰子味的混合气味,一共住着十二个同学。李春的铺位在最靠里的一角,那个角很暗。李春躺在床上,盖上被,呆呆地瞅着挂在绳上的十二条毛巾和一条新洗的裙子。李春没注意过哪个人用哪条毛巾。那条雪白的“祝君早安”大概是小张的。那条破旧的,带许多小孔的红格子的,大概是吴长福的。还有那条漂亮的、浅蓝花的新毛巾是谁的呢?她记不得了。这时一阵风吹过来,门吱扭扭地响了一下。又传来了电铃声和同学们下课后的闹嚷嚷的叫喊。她恍惚听见一个人叫李春。她寂寞地吸了一口气,结果满鼻腔都是胰子味和潮味。于是她重新一条条地看那些毛巾。忽然,她发现,自己的毛巾没和大家的毛巾放在一起,却远远地卷在这一边。一种病人所特有的孤独、软弱的感觉,就在这时袭来。


“难道我真像这条毛巾一样的失群吗?”李春问自己。


第二次电铃声传来,喧闹声平息,又上课了。这一堂课该是语文,由烫着长头发的四川人刘先生教,刘先生的口音真有趣……学校生活,那个被电铃支配的有规律的集体生活是多么好啊,可是她李春病了。不病又怎么样呢?有人批评她,有人疏远她,有人和她作对。她没有好朋友,不,她连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些常和她接近的同学,她并不喜欢。她李春在天津上初中的时候是活跃的,是出头露面的。哪儿人最多,哪儿就有她的声音。那时她做团总支委员,忙忙碌碌,净和高中的同学在一起,还常常有外校的男学生、学联的干部、青年报的记者和她接洽事情。现在呢,这些事情她都“让”给别人了。她念自己的书,她不希罕这个。不,不要骗自己了吧,她希罕这个,她像饥渴一样地需要朋友,需要集体的温暖,需要为大家办事的光荣。可是怎么办呢?去找郑波要求一件社会工作么?社会工作是她自己决定“辞”去的,何必再去低头反悔呢?那么,到底做点什么事情才能显出自己真正的天才,才能压住那些对自己不好的人的嘴,才能打开自己生活的小圈子,而与更多的尊敬自己的伙伴连上线呢?


后来她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中午,有几个同学来看她,给她送来了病号饭,还拿来了一张当天的《青年日报》。她吃了几口挂面,把碗筷放在一边,用肘支着脸,斜着身子看报。《青年日报》副刊上登着一篇写学生生活的散文。她看了,不很喜欢;现在写学生的东西只会写些软绵绵的小事,什么下了大雨把伞借给人,生了病送去一个苹果……去吧,她李春病得再厉害也不需要苹果。如果李春写学生们的话,她就不写这个。她要讽刺,讽刺说空话的团支书,讽刺学不好功课的笨蛋。对了,她为什么不写呢?她不是能写得比《青年日报》上这篇文章更好吗?她写得好,一定写得好。她过去就投过稿,作文也常得九十多分。如果她的文章登出来,初一的小孩就会跑到高三班,拿着报问她的同学:“这个李春就是你们那个李春吗?”如果,那小同学碰上的正好是杨蔷云,那才妙呢。也许,海南岛的一个队员会写来信,以为她李春是个老教师,信上管她叫“李春姨姨”……于是李春心跳得更快了,她把《青年日报》上那篇文章看了七遍,每遍都发现了缺点,如果她写一篇文章,是不会有那么多的缺点的。于是信心更加增大,她的病弱的身体,几乎都容不下那强烈的写作的冲动了。


下午五点钟,郑波来到宿舍。那时李春己觉得好些,坐在床上看书。郑波问了她的病,同时把今天上课的情形告诉了她。郑波说,上俄文的时候,先生提问,周小玲回答的时候音念错了。先生纠正她,她老是学不准,站在位子那儿愈念愈念不好,惹得同学笑。后来先生让她坐下,她顺嘴溜了一句口头语:“妈妈的”,被先生听见以为她是骂先生,大为生气。幸亏袁新枝代为作证这确是周小玲无意中常说的口头语,才算圆了场。李春听了笑得憋住了气。


说完这个,郑波问:“开过那次会,你对我有些意见,是吗?”


李春紧张起来,看来,写信的事她知道了。


“对了,有意见。”李春阴沉地说。


“告诉我,好吗?”


李春脸红了,她不愿意拉开一种“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架子和别人聊天。她觉得这样一谈似乎就中了郑波的计。“我对你有意见,是什么,你找校长去好了。”她心里说,嘴里却不言语。


看她这样,郑波简短地说:“那天我说到像不像团员的样子,态度不好,我不应该这样轻率地刺激别人,你原谅吧。可是,大家的意见……当然,这些病好了以后再说。”


郑波走了,李春感到一阵空虚。她气冲冲地写了一封很“精彩”的信,现在郑波来“承认错误”了,好像,她的这封信收到了效果,胜利了。但她又得到了什么呢?她紧张了半天,像发了一阵疟疾病,而郑波却很自然。


她宁可希望郑波不“承认错误”,生起气来才好呢。可是郑波却挺平和。她还能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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