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2)

作者:徐晓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1:30

|

本章字节:8700字

七十年代末是中国一个特殊的时期,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好像忘性特别大,从什么都不敢说一下子变得什么都敢说。那时北京的中心从天安门转移到了西单,那里有两大景观成为思想开放者精神的圣地。一是位于西单北街路西的外文书店,书店不像现在是开架的,服务员也还不习惯把顾客当上帝,隔着柜台可以勉强看清书脊上的小字,服务员爱答不理的,不容你翻看便开票交钱。但不管怎么样,总算可以买到一些可看的书,偶尔还能碰上经典的唱片。另一个是据说被邓小平认可的西单墙,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十三个月中,这里成为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不久前,有记者采访北岛时提到政治与诗歌的关系,北岛说:“八十年代初‘今天派’问世时,所谓‘纯文学’的提法,是要逃离诗歌作为御用工具这一巨大的历史阴影,绝不是策略问题。”《今天》的主要作者万之,曾经痛心地感慨于中国的地下文学没有走东欧“天鹅绒革命”的道路。事实上,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并没有铺就天鹅绒地毯,这些出身于所谓资产阶级家庭,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在极端封闭的情况下,仅从书本里呼吸到一点儿自由主义空气的年轻人,虽然意识到了个人的自由空间取决于制度性变迁,却并没自觉到制度性变迁需要通过公共空间的拓展来实现。与捷克戏剧家哈维尔相比,虽然其抗争都以先锋艺术的形式出现,但对目标的诉求显然不同。哈氏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七·七宪章运动”的结果就是证明。而“今天派”只是追求文学的自由表达,它的诉求是对政治的超越而不是对抗。《今天》被迫停刊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


事态发展到与政治纠缠不清,在现实的中国是必然的,但对于这些未经世事的年轻人来说却是始料不及的。像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契机一样,它实际产生的影响不是事先策划好预料到的,其价值也是因其结果而逐渐凸显出来的。其中有些人坚持下来了,但并非都是出于清醒的政治理念,更多是不屈从不后退的性格使然。我想,这就是所谓时势造英雄吧。刘羽因为有过教训,在政治上更成熟,因而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而陆焕兴在看清之后适时地退出。在《〈今天〉与我》一文中,我曾对此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说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


七十年代的《今天》没能把陆焕兴卷走,八十年代的商潮也没能把陆焕兴卷走,甘于寂寞的陆焕兴仍然在国营大企业中当他的技术员。退出了《今天》,自然也远离了这个朋友圈,他一个人过着平静的生活。


一九九五年,灵灵受我的朋友之托,从美国为我带来些录音带,焕兴陪前妻来我家送东西。他还是那么挺拔,谦和而儒雅,用现在的话来说,特绅士。


我们一直没有交往,重要的原因是朋友圈里传说他有“特殊身份”。其实,不管是现在还是当时,我都说不出这些流言的出处。往往是这样的,张三说,听李四说,王五怎样怎样,当你问张三李四是怎么知道的呢,回答可能是李四也是听别人说的。如果听者根本不认识李四这个人,谁还有心再追究下去呢。关于焕兴的流言就是这样传进了我的耳朵,不知道还传到了多少人的耳朵。而且我自己都不能保证,在之后的这些年里,我本人没有继续充当这种流言的传播者。


流言怎么落到了焕兴头上呢?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个悬案。


焕兴从容地告诉我,那些事情开始于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初夏。最初是三两个人到厂里找他,后来常约他到外面,谈话总是和颜悦色,问题也极其简单,有时候还请他下馆子,选的地方档次还都挺高。从三五天一次,到一两个月一次,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二年。从那以后,厂里再也不让他管生产了。但又不能让他到车间当工人,因为没有人说他犯了什么错误,否则早就该把他扫地出门了;更没人说他犯了什么法,否则早就把他抓起来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伙人散伙都好几年了,连主编都出了国,剩下的喝酒的喝酒,挣钱的挣钱,只有他老老实实地在厂里搞生产,凭什么就找到了他的头上?依焕兴的修养,他是个兢兢业业的人;依他的经历和觉悟,也不会哭着喊着要做贡献。说实话,只要工资照发,待着就待着,不待白不待。但实际上这种状况最让人窝火,想申辩不知为什么而辩,想讲理不知该对谁去讲,没几个人能够长期忍受这种不明不白的搁置。他问总缠着他的人:沙威都饶过了冉阿让,你为什么就不能饶过我?估计那人根本没读过《悲惨世界》,不知道冉阿让是谁,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所谓“特殊身份”,是以出卖换取信任,甚至换取金钱的角色,往往在有前科的人中发展,把柄在握,先压垮了你,再利用你。说焕兴是有前科的人也不为过,但是这其中存在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如果人人皆知他有特殊身份,就像是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已经失去了悬念,自然也就失去了功能。中国的俗话说,真人不露相。


回想起来,我从来没有对这种传闻的真伪提出过疑问。就我所知,享受这种待遇的不是他一个人,有的比这还要邪乎。谁是真正的工作者,谁是被工作的对象?对于我辈来说,弄清原委是个困难的问题。


至今我仍然记得,曾经有一次聚会,几天后传来不好的消息。是谁将聚会的情况泄露了出去?那时我和周郿英还没有成为夫妻,当我把那天到场的人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一遍的时候,按照思维的惯性,似乎每个人都应该被怀疑,当然也包括他。其实,我私下里揣摩谁可能是那个不光彩的人时,或许我也正被别人这样揣摩着。不管是在场者的人品,还是我们之间相互了解的关系,对其中任何人的怀疑都是情感所不允许的。但是,在忠诚与背叛成为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随时都要面临考验的社会里,对其中任何人的不怀疑又是理性不允许的。我最终放弃了怀疑,却并不是因为把握住了信任,而是因为承受不了怀疑之重、怀疑之痛。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既不能坚定地信任,也不能执著地怀疑;信任唯恐危及到理想;怀疑唯恐玷污了友谊。人与人,就这样在信任与怀疑之间游走,那看起来无比重要无比宝贵的东西,就这样无所依傍地被悬在了半空,成为可有可无似有似无的抽象。


但那时我并没意识到:放弃信任与放弃怀疑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那相当于放弃了信念。


在《幸存者的不幸》一文中,我写到了如何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坐牢,写到因为几个朋友受到牵连我所承受的内疚之痛。但是,我没有写到另外一些人和事。


被捕之前,我的男朋友曾经给过我提醒,他说有人在注意我们,在我的理解中,“我们”是指我和他和后来分别在北京、河北、浙江、山西被捕的朋友,我们是一伙的!他让我把信件销毁,但不许我把这消息透露给其他人,可我硬是没听他的嘱咐,用尽可能曲折的方式告诉了其他几个朋友。直到平反,清点退回的物品时,发现一份侦察时的“邮检”记录,上面清楚地注明了每一封信被截获检查的日期。我曾经想,或许正是这些连收信人都看不明白的暗语,加速了公安抓我们的行动,但这是后话。当我得知一圈人都身陷囹圄唯独他安然无恙时,我的想象变得无穷丰富。在我没感觉到事态已经相当严重时,他的提醒为什么如此暧昧?既然让我销毁信件,他是否早就知道了全部内幕?他认识我们中的所有人,甚至有的人首先是他的朋友,他靠什么澄清了自己?这一连串疑问对于一个初恋女孩儿的杀伤力是毁灭性的。


灾难并未到此为止。对别人的道德审判,加剧了对道德自律的不自信。在连续一个多月日夜不停的轮番审讯中,我不可能什么都不说,我知道他们抄了我的宿舍,还抄了我的家。我出狱后,母亲告诉我,他们抄得很细致,箱子、床板,连厕所的水箱和厨房的出烟孔都搜了,家里所有带字的纸片都被拿走了,所有文字都是我罪行的证据。但我也不可能“竹筒倒豆子”什么都说,怕有意无意间出卖了朋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在两次审讯的间隙我挖空了心思想的不是什么该说,而是什么不该说。


有一个细节让我一直苦恼着。一凡让我给某人送东西,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东西也不是一般的东西,感觉和一凡的“罪行”有关,我觉得是重大得不能交代的。这个人是谁?肯定不是常来常往的熟人,否则怎么会想不起来了呢?于是从现实进入想象:我从家里出发,穿着蓝底白点的中式罩衫,戴着雪白的口罩(那时北京的冬天女孩子人人都戴口罩),骑着自行车一路向南再向西。但是记忆戛然而止,止于一条小径,周围的景色像是公园。我苦苦地搜寻,一次又一次试图通过场景的还原走出那条小径,走到一凡要我去过的地方,回想起那个人和我送达的东西。预审员每次说我还有没交代的问题时,都觉得是在说这件事,而我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忘得干净彻底,想交代也交代不出来了。这时候,受到挑战的是我的记忆力,而不再是我的意志力。可那时我才十九岁,事情也不过发生在一两年内,记忆力何至于如此之差!以后很多年,像是得了强迫症,不管在哪儿,只要有一条小径,就觉得那是我曾经到过的地方,于是又开始冥思苦想,搜寻从想象进入现实的路径。


从监狱出来后,和一凡共同回忆那件被我忘记了事情,奇怪的是,一凡也记不起来曾经给过我一个特别的任务。但我不厌其烦,隔一段时间就又想起它来,于是从头开始,像猜谜一样猜着自己干过的事情。有一次,一凡托我到书法家邓散木家去送东西,开门的是他女儿邓国治,她说见过我,“不可能吧,我从没来过你们家。”我很有把握地说。“你肯定来过,是在你和一凡出事之前,送一本手抄本,是一凡翻拍的,扑克牌大小的一个纸盒子装着。”她说得有根有据。我的确见过那东西,手抄本的篇名是《芙蓉花盛开的时节》,至今还记得那故事的情节。邓国治家住在木樨地一个有许多楼房的大院子里,没有小径,也没有公园景色。我不能肯定,这就是被我遗忘的那件事;也不能肯定,如果当时我没有“故意”把它忘记,会不会就说出来;更不能肯定,如果说出来,邓国治是不是也会受到牵连,一凡是不是就罪加一等。


我们都曾怀疑与被怀疑,陆焕兴没有逃脱,我也没有逃脱。关于出卖与被出卖的流言,就这样毒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许多人的内心都得不到安宁。


和焕兴面对面坐着,喝着啤酒,坦然地聊着我们共同经历的人和事,我突然感到这一切是多么荒谬—我们为什么要经受忠诚的考验?谁有资格来考验我们的忠诚?让流言见鬼去吧!即使被出卖一百次,我也绝不再怀疑。更何况,有什么是值得出卖和被出卖的!


我问焕兴,“你受到了什么影响?”他说,本来是可以升任副厂长的,那以后当然是不可能了,一直到三年前退休。“后悔了吗?”我问。他说,没有,“比我倒霉的大有人在,我毕竟交下了振开这样值得交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