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是非功过(2)

作者: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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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历史·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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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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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354字

有一天,汉武帝来看马。


马是金日等人养的,又肥又大。金日自己则身长八尺二寸(约一米八六以上),容貌端庄,汉武帝看了满心欢喜。问明来历后,马上任命他为马监,加官侍中,跟当年对待卫青、霍去病一样。


又一位奴仆脱颖而出,尽管他的出身是王子。


更重要的是,这位王子或奴仆是匈奴人。汉武帝却不但没有歧视,反倒青睐有加。没错,他是跟匈奴打了几十年仗,但那是为了国家安全,不是要消灭种族。


汉武帝是国家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


匈奴最后是销声匿迹了,其中有一半原因是内乱。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单于王朝在曹操的时代终结,其后逐渐融入汉和其他民族。


北匈奴则在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战败后不知所终。有人认为,五世纪中叶横行欧洲的“上帝之鞭”阿提拉,便是北匈奴单于的后裔。


相反,汉帝国的版图却在扩张。原先被匈奴统治的西域臣服于汉,新增的行政区则设在了今内蒙古和甘肃省境内。


其中,置朔方、五原二郡是卫青的战果,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是霍去病的功劳。


汉与匈奴的关系,大局已定。


但,这是无数生命、鲜血和金钱换来的。


的确,战争的胜利让武帝和汉人扬眉吐气,同时也让人痛感劳民伤财。比如元朔六年那次战役,单是奖励将士的赏金就要二十多万斤,被俘敌军几万人也要赏赐,逼得大司农再次卖官,卖了黄金三十多万斤。


两年后,由于浑邪王来降,军需、赏钱、招待费耗资总共一百多亿。五年后,卫青和霍去病再伐匈奴,战马竟死了十多万匹,赏钱则花了五十万斤。


请问,汉帝国还有多少官可卖?


可惜,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虽一度停止,武帝的开边事业却一往无前:征朝鲜,通西域,平东瓯,定两越,征服西南夷,一如亚历山大的席卷欧、亚、非。


汉武帝却雄心未已。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又三次派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匈奴。结果,第一次李陵投降,第二次无功而返,第三次更是全军覆没,连李广利自己也降了。


直到这时,汉武帝才算清醒过来。李广利投降的第二年,汉武帝否定了在轮台以东屯田的建议,下诏表示要调整对外政策,转移工作重心,史称“轮台罪己”。16实际上这份诏书是不能叫做“罪己诏”的(详见本书后记),所谓“深陈既往之悔”也只是史家的说法。汉武帝对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检讨和反省,更不会彻底否定和全面推翻。相反,两年后他指定的顾命大臣,则不但有霍光、上官桀和金日,还有桑弘羊。


桑弘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汉武帝政治路线的代表人。屯兵轮台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尽管这个建议被否决,却不等于过去的方针都被否定。只不过,汉武帝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都将面临挑战,桑弘羊则必须充当辩护人。


那么,桑弘羊又怎么样了?


政变与政改


桑弘羊是被杀掉的。


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和盖长公主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杀霍光,废昭帝,另立燕王刘旦为天子。消息泄露,反叛集团被一网打尽,燕王、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伏诛。


其实开始时,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要干掉霍光。因此,他们伪造了燕王的奏章,告发霍光调兵遣将,在京师戒严,意欲谋反。


这当然能置霍光于死地,但奏章什么时候交出去却成了问题。依照当时的制度,大臣上书要写正副两份。尚书先看副本,然后决定是否上奏。霍光可是“领尚书事”的。如果他把奏章扣下来,那就前功尽弃。


上官桀的办法是打时间差,在霍光休例假时上奏。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汉昭帝说句话,就立即动手。这并非没有可能。毕竟,这时的昭帝只有十四岁。


然而昭帝却一言不发。


第二天,霍光上朝,走到画室就停住了。


汉昭帝问: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答:因为燕王告发他,所以不敢进来。


汉昭帝说:请大将军入。


于是霍光入内,摘下帽子顿首谢罪。


汉昭帝说:请戴上帽子。这封信是假的,将军无罪。


霍光问:陛下怎么知道?


汉昭帝说:将军前往广明(地名),不过例行公事,怎么是调兵遣将?就算调兵遣将,燕王怎么知道?何况将军真要谋反,也用不着那些校尉。


尚书们听昭帝这样分析,都大吃一惊。上官桀无法利用皇帝,只好铤而走险。


此案其实可疑。十四岁孩子就能识破的花招,能算是阴谋诡计吗?以桑弘羊之多智,又岂能赞同?如果这样的计谋都能得逞,那运气也太好了。


但不管怎么说,桑弘羊总归是卷了进去。那么,他又为什么要跟上官桀结成团伙反对霍光呢?


除了利益之争,还有路线斗争。


斗争在政变前一年就白热化。当时,霍光为了实行新政,利用职权从全国各地找来了六十多个儒家之徒(贤良文学),跟御史大夫桑弘羊讨论经济政策,公开辩论盐铁酒类应该国营还是民营,史称“盐铁会议”。


记录盐铁会议的着作,是《盐铁论》。


会议的记录十分有趣。


顾名思义,盐铁会议讨论的原本是经济问题。就算要抓根本,也该辩论国进民退是否合适,垄断经营是否必需,经济命脉如何掌握,等等。可惜儒家是不懂经济的,所以双方的发言简直是鸡同鸭讲。


比如桑弘羊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讨伐匈奴和保卫边疆都要用钱。既然国库不足,就得生财有道,总不能让前方将士饥寒交迫吧?


这时的正确回答就该是:换种政策照样有钱。


然而儒生们的回答却是:人间正道,贵道德而贱用兵。


匈奴野蛮,就该加紧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们,怎么能长途跋涉去讨伐呢?


意思很清楚:那仗根本就不该打。


这是什么话!仗该不该打,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吗?那是军事会议讨论的。


儒生们的回答,岂非文不对题?


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打匈奴,匈奴要打你。不出征,也不应战吗?如果仗要打,钱要花,又要取消盐铁酒类专卖专营和平准、均输,请问钱从哪里来?


儒生当然不会回答,因为他们根本就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就只能唱高调。儒生们说:会取胜的不打仗(善克者不战),会打仗的不带兵(善战者不师),会带兵的不布阵(善师者不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哪里用得着花那么多钱?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清楚桑弘羊为什么要跟这帮逻辑不通的家伙枉费口舌。也许,是因为皇帝有诏书。也许,桑弘羊原本就有话要说。也许,他是要借此机会反戈一击,为汉武帝也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辩护。


霍光却显然是要政改。当然,他并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只是要改变某些政策法规。这倒也是必要的,因为汉武帝执政期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包括他的经济政策,也有问题。不改变,就不会有所谓“昭宣中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政策未改,舆论先行。这就是霍光策划这次会议的用心。至于那六十多个从全国各地找来的贤良文学,则是他借来打鬼的钟馗。


贤良文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汉武帝号称尊儒,其实重法。儒家则看似风光,其实被边缘化。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发言权,就必须借此机会夺回阵地,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为儒家争得一席地位。


盐铁会议变成了儒法之争,这是原因之一。


战端却是桑弘羊开启的。在听够了儒生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后,桑弘羊忍无可忍。他愤愤不平地表示:稳坐家中不知挑担赶路的苦,说风凉话当然比干实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调不接地气,这样的人有什么用?


桑弘羊他们还说,尊儒以来,武皇帝察贤良,举文学,遍访民间,思贤若渴。然而选举出来的大中小儒,有一个能为皇上分忧、兴利补弊的吗?一个都没有!


这时,儒生们的积怨也如火山爆发。


贤良文学们说,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不,是组织路线有问题,干部政策有问题,舆论导向有问题。武皇帝要开疆辟土,故权谲之谋进,凶残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钱,故兴利之臣起。利兴则义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这个时候,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管什么用啊!


呵呵,谁说儒家不讲逻辑?他们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当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来,治国面对的是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是匈奴寇暴。御寇就得强兵,强兵就得富国,富国就得理财,理财就得务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人。


这同样无法达成共识。


但,不管公理婆理,双方的着眼点都已不再仅限于经济政策。他们更关心的,是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组织路线之争,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线之争,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线之争,在儒家和法家。


这才是盐铁会议的意义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过,如果把桑弘羊和汉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错特错了。桑弘羊是,汉武帝不是。当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实上,汉武帝是很难贴标签的。无论把他当作儒家还是法家,都是一叶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么,什么是汉武帝的真面目?


罪功岂在悔轮台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可谓尸骨未寒。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却已大有炸平长安、彻底清算之意,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


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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