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生存之道(3)

作者: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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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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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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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658字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包括孟子主张的向善之心,是从哪里来的了。按照荀子的说法,是教育出来,熏陶出来,改造出来的。所以,善,是社会性。教育、熏陶、改造之前的性,是恶的。


这就是荀子的“性恶论”


也就是说,荀子主张性恶,不是说人性恶,更不是说人性本恶,而是说人的自然属性恶。至于社会属性,则仍是善,也必须是善,只能是善。


所以,孟子的人性论,是“人性向善”,不是“人性本善”。荀子的人性论,也是“人性有恶”,不是“人性本恶”。本恶,是韩非的主张,不是荀子的。


本恶与有恶,有什么区别?


不把人性看作本恶,就还有希望。因为人性之中除了性,还有伪。性战胜伪,就是恶人;伪战胜性,就是好人。一个人是善是恶,就看你选择的是性,还是伪。


那么,伪能战胜性吗?


能。因为性属于自然,伪属于人类。人定胜天,就包括战胜恶的天性和天性的恶。


这,就叫“化性而起伪”


化性起伪,是什么意思?


化,就是改造。起,就是兴起。化性,就是改造天性。起伪,就是兴起善心。换句话说,就是以人的社会性去改造人的动物性和自然性。这跟荀子的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天论和人论,也高度统一。


荀子的乐观,并非没有道理。


所以,荀子主张人类自为,君子自强。他也得出了与孟子异曲同工的结论,叫“涂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化性而起伪”,就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跟孟子,岂非殊途同归?


事实上,孟子和荀子都同意人性是道德的基础,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善,也都承认人类社会有善和恶两种可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孟子更看重善的倾向,并把它看作水,主张引导;荀子更注意恶的可能,并把它看作火,主张防范。结果是什么呢?是孟子侧重讲仁义,荀子侧重讲礼乐,他们从不同的方向继承了孔子。


然而分歧也正在于此。


按照孟子的观点和逻辑,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虽然没有天生的善,却是趋向于善的,只要引导和养护就好。因此,思想教育是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可行的。


所以,孟子往往被看作儒家正宗。


他不厌其烦地讲爱心,讲仁政,讲王道,办国王培训班,希望通过正君王而正天下,原因也在这里。


荀子却不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在他那里,人性中的恶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这就不能靠引导,只能靠防范,靠改造,靠镇压,简直就是一场战斗。


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荀子就是这么说的。他告诉我们,圣人知道人的天性是恶的,这才设立君权来进行统治,明确礼义来进行教化,制定法度来进行治理,加重刑罚来禁止犯罪,以求普天之下都“出于治,合于善”。君权、礼义、法度、刑罚,就是化性起伪的手段,天下大治的途径。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见了法家的影子,专制集权的主张更是呼之欲出。因此,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的学生竟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也不意外。


众所周知,这位学生就是韩非。


韩非:人性本恶。


韩非只不过比荀子多走了一步。


前面说过,孔子是不谈人性的。也许他知道,那里面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孟子被动谈人性,却有保留地说善不说恶,结果留下一个漏洞。荀子为了填补漏洞,不得不把人性一分为二,分成了先天的性和后天的伪,前者恶,后者善。这一步非常关键。因为无论荀子如何坚守最后的防线,都在实际上承认了人性中有恶。


这是一个临界点。


此时,只要有人再走一步,就会质变。


结果,韩非还真的这样做了。而且,他只是讲了几个故事,儒家伦理就全线崩溃,满盘皆输。


那就来看韩非的故事。


韩非说,军事家吴起,据说是爱兵如子的。他作为魏国将军攻打中山国时,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就跪下来,亲自为这个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


士兵的母亲见了,在一旁哭天抢地。


有人问:将军爱兵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哭呢?


母亲说:当年吴将军就是这样对待我丈夫的,结果他战死了。我的儿子,恐怕也得战死吧?


讲完这故事,韩非没有发表评论。但他在同一篇文章讲了另一段话。韩非说,雇工给地主种地,地主又是送饭又是给钱,是因为爱雇工吗?不是,是希望雇工能够多卖力气。雇工全力以赴,精心耕耘,挥汗如雨,是因为爱地主吗?也不是,是为了多吃好饭,多拿工钱。


由此可以推论,吴起为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也不是爱士兵,而是要让他去当炮灰。是啊,想想看吧!晋人王良号称爱马,越王勾践号称爱民。结果怎么样呢?马和人都被他们送上了战场。


于是韩非接着说:开马车铺的都希望人富贵,开棺材铺的都希望人早死。难道因为前者仁慈后者残忍吗?不是的。没人富贵,马车就卖不出去;没人死亡,棺材就卖不出去。马车铺老板也好,棺材铺老板也好,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没什么仁义不仁义,道德不道德。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人性是善还是恶,不用讲那么多道理,看人际关系就行。如果人与人之间相爱或互义,那么,人性就是本善的,或向善的,或有善的。反之则不是。


那么请问,在韩非讲的这些故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爱,是义,还是利?


利。


韩非说,人,不管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会有所取舍。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故,“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人们的追求,无非名利二字。大家都说鲁国的阳虎犯上作乱不对。但只要利益足够大,请问普天之下的大小臣僚,又有谁不是阳虎?


人性,岂非本恶?


所以,没有人不谋利,也没有人不算计。


比如伯乐,是备受推崇的。他教人相马,如果讨厌那学生,就教他相千里马;如果喜欢那学生,就教他相普通马。你以为伯乐高风亮节呀?错!实际情况是,千里马百年不遇,好处来得慢;普通马天天都卖,佣金来得快。伯乐这样教学生,难道没有算计过?


君臣关系,也如此。


韩非说,君与臣,原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21他们能够合作,是因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臣子贪图君主的封赏,这才苟且在一起。但无论是君还是臣,都得记住:有害于自己而有利于国家的事,臣不会做;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下的事,君也不会做。君臣关系,只有各自算好自己的账,才能建立,也才能巩固。


因此韩非说一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


这真是惊世骇俗,却也振聋发聩。


没错,韩非是把话说得太绝,因此难免片面。实际上社会并没他说的那么黑暗,人心也没他说的那么险恶。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然而他的观点,却未尝没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那么,韩非的深刻之处在哪里?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表面上看,这并无新奇之处。事实上儒墨两家同样重视制度。儒家尊礼,墨子尚同,就是制度。但儒墨两家的制度,是以仁爱或兼爱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更看重道德。他们的制度,也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实行。


韩非却完全不同。


在韩非看来,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你就不能指望他变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韩非说一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


意思很清楚:自觉自律的真君子,一国之内找不到十个。着眼于没人胆敢犯法,则天下从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两面三刀和严刑峻法。两面,就是赏和罚;三刀,就是势、术、法。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的所谓“法治”。


这当然是颠覆性的。因为华夏文明的正宗和传统,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却未闻“以法治国”也。


于是,要德治还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后的争鸣。


德治还是法治


争论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继郑国的子产之后铸刑鼎,把刑法的条款向国民公开。这无疑是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声。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法莫如显”,25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26事实上,公开才公正,公正才公平,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然而孔夫子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要维护礼治,维护礼治就不能公布刑法。因为礼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贵。其中第一个字是动词,也是谓语,即尊崇。第二个字是名词,也是宾语,即尊者。刑法的条款由尊者或贵族掌握,刑罚的裁量权由他们把持,就是尊贵的体现之一。


所以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27在,读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说,民众都能看见鼎上的律条,知道什么合法什么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后受什么惩罚,凭什么还要尊崇贵人?


他们只会尊崇刑鼎。


如此说来,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更是为了维护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