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有关《东宫,西宫》

作者:李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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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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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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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230字

——访导演张元


丁东


丁东:你是怎么跟王小波相识的?


张元:我最早认识小波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一个作家,说来很有意思,介绍我认识王小波的是一个加拿大学者。那是1992年底。当时我已经开始为《东宫,西宫》准备剧本,做了一些访问、调查,也写了一个梗概,《读书》杂志登了刘心武的一篇文章,谈我拍的《北京杂种》,这位加拿大朋友来找我,要看我的片子。知道我想拍这部片子,就送给我一本书,叫《他们的世界》,我才知道李银河、王小波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从他们的书里看到了一些非常详细的资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位加拿大朋友告诉我说,他认识他们夫妻俩,觉得应该让我们见见面。见面之后一聊天,我发现小波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彼此感到很谈得来。我谈到想弄这个片子,他也了解了我的工作状况;那时候还没有决定小波参与到我们的剧本中来。我把这个剧的梗概给小波和李银河看了,李银河提出,你还不如让小波来写这个剧本,小波是个作家。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开始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一天小波给了我一本书,这就是《王二风流史》。我看完后吓了一跳。我完全没有想到我是在和一位大作家合作。我当时感到非常高兴,能与小波这样的人合作,真是从心里洋溢着一种幸福。我开始跟他合作时,完全不知道在他身上蕴藏着非常伟大的潜质。


这个剧本进行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最初是谈梗概,谈整个的感觉。在小波介入之前,已经存在了一些人物关系。电影里主要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阿兰,同性恋者;一个是小史,公园的警察。小波参加后,使得剧本的深度、幽默感和整个内容都更加丰富,更加有层次。剧本创作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那天在告别会上碰到艾晓明,艾晓明讲小波曾跟她说过好几次,张元这个家伙要的剧本改了很多趟。艾晓明说这话时,我心里也很难受。的确是费了很大的劲。他最初写了一稿剧本,然后又写了一稿剧本,在这两稿中间,小波自己还专门为剧本写了一稿,他想寻找那种更加自如的感觉。他写的叫《似水柔情》。从中可以看出,他把这个题材做得更丰富了。在写完之后,他又做剧本。然后由我把它改写成更加电影化的剧本。在这之后,小波又做了一个纯粹对白的话剧式的剧本。所以,前后工作量非常大,时间也比较漫长。在整个剧作期间,我和小波不断接触,不断谈话,经常在一起吃饭。在接触中,我对小波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成了好朋友。我觉得小波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跟朋友的合作非常有义气。


小波生前对你的处境,对你选择的独立拍片的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有什么看法?


从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我是主动地选择了作为独立导演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小波是主动地放弃了在大学的王作,做独立撰稿人,小波的处境跟我相同。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和小波之间是无需再多说什么了。生存方式的选择包括对生活、对艺术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目了然的事。


你今年34岁,小波今年45岁,从社会经历角度看,几乎差着一代人,你与小波沟通时感觉怎么样?


在年龄方面,我没有感觉和他相差太多,小波不是一个倚老卖老的人,我感觉他的思想、他的谈话,非常具有青春感。他和我是特别相近的朋友。


在你与他共同创作电影的过程中,不管是对于同性恋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的态度上,还是你们两个人在艺术、审美的追求上,没有什么差异吗?


当然,他给我很多的启发,更多的是在思想的深度上。例如他在剧本中加进了一些施虐和受虐的内容,这种东西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他把这个内容作为影片的主题,增加了非常多的有意思的东西,在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上、权力和性的关系上、施虐和受虐的关系上,他使得整个的影片增加了很多的层次。与小波相处,我觉得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在同性恋的问题上,他采访了非常多的人,他从社会的个案当中,了解到了非常详尽的素材。我跟他谈到这些问题时,他不断跟我谈起一件又一件的具体事例,我从中看出,他原来所做的大量的社会调查是非常好的。在我们做剧本的过程中,不断地有同性恋者给他来电话,进行咨询,或者说和他保持思想交流,保持朋友关系。这给影片在把握同性恋者的准确性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你选择了同性恋作为你影片的主要题材,一开始是什么初衷呢?


起因是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北京有一个艾滋病研究所,他们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可是找不到采访对象。有人就想出了个极馊的主意,和各大公园联合起来搞。在公园里抓到了一些同性恋者,然后用审问的方式获得间卷。我当时对采用这种方式来猎取别人心中的秘密,深受震撼。我就从这儿产生了想做一部电影的念头。当初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开始。当我发现这个题材时,更多地想到的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同性恋、而本人也不是同性恋的警察,他在不断地听一个同性恋者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以后随着不断的访问和调查,特别是小波加入以后,影片就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想领域,它已不单纯是一个社会问题题材,而且从影片中体现出了更多的诗意和力度。我觉得我们这部影片向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深的心理空间,是一部探讨人的心理,挖掘人的内心世界的影片。


你和小波最后的接触是什么时候?


去年我和他最后碰了两次面,那时《东宫,西宫》刚刚拍完,还没有做完后期。那段时间我要去法国,再从法国去美国,因为有4个月的学者访问。那时李银河也离开北京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他来我家,就在外面的桌子旁坐着,正好有一个法国电影节主席的夫人也来我家。小波那天脸色非常不好,心情显得很郁闷。我发现他经常趴在桌子上,或是仰面看着天花板。我就问他,你是怎么搞的?他说最近夜间打e—mail,经常时间是颠倒着的。那天我就觉得他的身体是不是什么有问题,很替他担心,劝他要注意,看来他的病还是有一些先兆。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提到了心脏病,看来他对自己的病也不是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小波生前看到这部片子了吗?


他没有看到。


这部片子在国外得奖他知道吗?


他知道。


我听银河说,小波开始不是很愿意搞剧本,因为他以前没有搞过剧本。


对,他跟我说过,他感到弄这个剧本很困难。我也感到很困难。因为我和小波都不是同性恋,作为异性恋者写同性恋的剧本,更多的东西我们要去体会。所以,小波经常跟我说,弄这么一个东西有时候是有点儿扭曲。现在我经常回过头来看他写的那些阿兰的台词,可以感受到他的功力。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经常会面临这样的现实:你必须去承受你从没有体验过的处境和心态,而且要把自己的心放进去。所以我觉得,对小波来说,做这个剧本确实是很难的。中国的编剧在国际上拿奖的很少。而这部电影在阿根廷电影节得到了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摄影奖,由此可以看到8位评委对这部电影的很准确的评价。


据你了解,阿根廷电影节在国际电影节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这个电影节实际上是个大电影节,在70年代,它曾经是全世界四大电影节之一,像特吕弗、戈达尔等很多重要的导演,还有很多非常好的影片,都经常去这个电影节。它去年重新开始办,所以办得非常大,第一名大奖是6。万美金,吸引了很多国家的优秀影片去竞争,它有8位评委,都是非常优秀的电影导演和演员。我们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可能获得大奖的。这部影片和西班牙的一部影片竞争,4位评委(两位美国和两位欧洲)为了使我们这部片子获大奖,延迟发奖一个多小时,阿根廷报纸把这些细节报道出来了。后来我们的电影获得了除大奖之外的所有重要奖项。


王小波去世后,有过3次公众的悼念和纪念活动,你都去了,但你为什么都没有发言呢?


在这样的场合里我愿意多听一听,多想一想。小波生前的朋友我差不多都不认识。我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活动,发现作家很少。最后一次我带朱文一起去。他从南京来,提出想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看现场好像年轻的作家就朱文一个。我认识的很多作家大都没读过小波的东西,这使我很吃惊。我有机会在这种场合看到了很多小波生前的朋友,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我与小波相处的日子里,一直都处在紧张、忙碌的状态中,不是拍片,就是工作。我与小波的谈话大都是我跑去找他,谈剧本、谈工作,然后在一起吃饭。我把他介绍给很多我周围的朋友,我发现他不是特别喜欢交际的人。我这个人也不太善言。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别的会议,只参加了悼念小波的这3次聚会。我觉得这样的会议应该参加,能够借此机会认识小波生前的朋友,我也感到很高兴。总之,我很幸运,小波生前写的唯一的电影剧本,他唯——次介入电影创作,是与我一起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