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北中国(2)

作者: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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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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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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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638字

尤其是在旷野上,远远地一望,白茫茫的,简直是—片白色的大化石。旷野上远处若有一个人走着,就像一个黑点在移动着似的;近处若有人走着,就好像一个影子在走着似的。


在这下雪的天气里是很奇怪的,远处都近,近的反而远了,比方旁边有人说话,那声音不如平时响亮。远处若有一点声音,那声音就好像在耳朵旁边似的。


所以那远处伐树的声音,当他们两个一休息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听见了。


因为太远了,那拉锯的“扔扔”的声音不很大,好像隔了不少的村庄,而听到那最后的音响似的,似有似无的。假若在记忆里边没有那伐树的事情,那就根本不知道那是伐树的声音了。或者根本就听不见。


“一百多棵树。”因为他们心里想着,那个地方原来有一百多棵树。


在晴天里往那边是看得见那片树的,在下雪的天里就有些看不见了,只听得不知道什么地方“扔、扔、扔、扔”。他们一想,就定是那伐树的声音了。


他们听了一会,他们说:


“百多棵树,烟消火灭了,耿大先生想儿子想疯了。”


“一年不如一年了,完了,完了。”


樱桃树不结樱桃了,玫瑰树不开花了。泥大墙倒了,把樱桃树给轧断了,把玫瑰树给埋了。樱桃轧断了,还留着一些枝杈,玫瑰竟埋得连影都看不见了。


耿大先生从前问小孩子们:


“长大做什么?”


小孩子们就说:


“长大当官。”


现在老早就不这么说了。


他对小孩子们说:


“有吃有喝就行了,荣华富贵咱们不求那个。”


从前那客厅里挂着的画,威尔逊,拿破仑,现在都已经摘下去了,尤其是那拿破仑,英雄威武得实在可以,戴着大帽子,身上佩着剑。


耿大先生每天早晨吃完了饭,往客厅里一坐,第一个拿破仑,第二个威尔逊,还有林肯,华盛顿……挨着排讲究一遍。讲完了,大的孩子让他照样地背一遍,小的孩子就让他用手指指出哪个是威尔逊,哪个是拿破仑。


他说人要英雄威武,男子汉,大丈夫,不做威尔逊,也做拿破仑。


可是现在没有了,那些画都从墙上摘下去了,另换上一个面孔,宽衣大袖,安详端正,很大的耳朵,很红的嘴唇,一看上去就是仁义道德。但是自从挂了这画之后,只是白白地挂着,并没有讲。


他不再问孩子们长大做什么了。孩子们偶尔问到了他,他就说:“只求足衣足食,不求别的。”


这都是日本人来了之后,才改变了的思想。


再不然就说:


“人生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如僧家半日闲。”


这还都是大少爷在家里时的思想。大少爷一走了,开初耿大先生不表示什么意见,心里暗恨生气,只觉得这孩子太不知好歹。但他想过了一些时候,就会回来的了,年轻的人,听说哪方面热闹,就往哪方面跑。他又想到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那样。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偷偷地加入了革命党呢。现在还不是,青年人,血气盛,听说是要打日本,自然是眼红,现在让他去吧,过了一些时候,他就晓得了。他以为到了中国就不再是“满洲国”了。说打日本是可以的了。其实不然,中国也不让说打日本这个话的。


本地县中学里的学生跑了两三个。听说到了上海就被抓起来了。听说犯了抗日遗害民国的罪。这些或者不是事实,耿大先生也没有见过,不过一听说,他就有点相信。因为他爱子心切,所以是凡听了不好的消息他就相信。他想儿子既走了,是没有法子叫他回来的,只希望他在外边碰了钉子就回来了。


看着吧,到了上海,没有几天,也是回来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听了什么一个好名声,就跟着去了,过了几天也就回来了。


耿大先生把这件事情不十分放在心上。


儿子的母亲,一哭哭了三四天,说是儿子走的三四天前,她就看出来那孩子有点不对。那孩子的眼池是红的,一定是不忍心走,哭过了的,还有他问过他母亲一句话,他说:


“妈,弟弟他们每天应该给他们两个钟头念中国书。尽念日本书,将来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等一天咱们中国把日本人打跑了的时候,还满口日本话,那该多么耻辱。”


妈就说:


“什么时候会打跑日本的?”


儿子说:


“我就要去打日本去了……”


这不明明跟母亲露一个话风吗?可惜当时她不明白,现在她越想越后悔。假如看出来了,就看住他,使他走不了。假如看出来了,他怎么也是走不了的。母亲越想越后悔,这一下子怕是不能回来了。


母亲觉得虽然打日本是未必的,但总觉得儿子走了,怕是不能回来了,这个阴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也许本地县中学里的那两个学生到了上海就音信皆无,给了她很大的恐怖。总之有一个可怕的阴影,不知怎么的,似乎是儿子就要一去不回来。


但是这话她不能说出来,同时她也不愿意这样地说,但是她越想怕是儿子就越回不来了。所以当时她到儿子的房里去检点衣物的时候,她看见了儿子的出去打猎戴的那大帽子,她也哭。她看见儿子的皮手套,她也哭。哭得像个泪人似的。


儿子的书桌上的书一本一本地好好地放着,毛笔站在笔架上,铅笔横在小木盒里。那儿子喝水的茶杯里还剩了半杯茶呢!儿子走了吗?这实在不能够相信。那书架上站着的大圆马蹄表还在咔咔咔地一秒一秒地走着。那还是儿子亲手上的表呢。


母亲摸摸这个,动动那个,似乎是什么也没有少,一切都照原样,屋子里还温热热的,一切都像等待着晚上儿子回来照常睡在这房里,一点也不像这主人就一去也不回来了。


儿子一去就是三年,只是到了上海的时候,有过两封信。以后就音信皆无了,传说倒是很多。正因为传说太多了,不知道相信哪一条好。卢沟桥,“八·一三”,儿子走了不到半年中国就打日本了。但是儿子可在什么地方,音信皆无。


传说就在上海张发奎的部队里,当了兵,又传说没有当兵,而做了政治工作人员。后来,他的一个同学又说他早就不在上海了,在陕西八路军里边工作。过了几个月说都不对,是在山西的一个小学堂里教书。还有更奇妙的,说是儿子生活无着,沦落街头,无法还在一个瓷器公司里边做了一段小工。


对于这做小工的事情,把母亲可怜得不得了。母亲到处去探听,亲戚,朋友,只要平常对于她儿子一有来往的地方,她就没有不探听遍了的。尤其儿子的同学,她总想,他们是年轻人,哪能够不通信。等人家告诉她实实在在不知道的时候,她就说:


“你们瞒着我,你们哪能不通信的。”


她打算给儿子寄些钱去,可是往哪里寄呢?没有通信地址。她常常以为有人一定晓得她儿子的通信处,不过不敢告诉她罢了;她常以为尤其是儿子的同学一定知道他在哪里,不过不肯说,说了出来,怕她去找回来。所以她常对儿子的同学说:


“你们若知道,你们告诉我,我决不去找他的。”


有时竟或说:


“他在外边见见世面,倒也好的,不然像咱们这个地方东三省,有谁到过上海。他也二十多岁了,他愿意在外边呆着,他就在外边呆着去吧,我才不去找他的。”


对方的回答很简单: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有时她这样用心可怜地说了一大套,对方也难为情起来了。说:


“老伯母,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若知道,我们就说了。”


每次都是毫无下文,无结果而止。她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空虚,她想下回不问了,无论谁也不问了,事不关己,谁愿意听呢?人都是自私的,人家不告诉她,她心里竟或恨了别人,她想再也不必问了。


但是过些日子她又忘了,她还是照旧地问。


怎么能够沦为小工呢?耿家自祖上就没有给人家做工的,真是笑话,有些不十分相信,有些不可能。


但是自从离了家,家里一个铜板也没有寄去过,上海又没有亲戚,恐怕做小工也是真的了。


母亲爱子心切,一想到这里,有些不好过,有些心酸,眼泪就来到眼边上。她想这孩子自幼又娇又惯地长大,吃、穿都是别人扶持着,现在给人做小工,可怎么做呢?可怜了我这孩子了!母亲一想到这里,每逢吃饭,就要放下饭碗,吃不下去。每逢睡觉,就会忽然地醒来,而后翻转着,无论怎样也再睡不着。若遇到刮风的夜,她就想刮了这样的大风,若是一个人在外边,夜里睡不着,想起家来,那该那么难受。


因为她想儿子,所以她想到了儿子要想家的。


下雨的夜里,她睡得好好的,忽然一个雷把她惊醒了,她就再也睡不着了。她想,沦落在外的人,手中若没有钱,这样连风加雨的夜,怎样能够睡着?背井离乡,要亲戚没有亲戚,要朋友没有朋友,又风雨交加。其实儿子离她不知几千里了,怎么她这里下雨,儿子那里也会下雨的?因为她想她这里下雨了,儿子那里也是下雨的。


儿子到底当了小工,还是当了兵,这些都是传闻,究竟没有证实过。所以做母亲的迷离恍惚地过了两三年,好像走了迷路似的,不知道东西南北了。


母亲在这三年中,会说东忘西的,说南忘北的,听人家唱鼓词,听着听着就哭了;给小孩子们讲瞎话,讲着讲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一说街上有个叫花子,三天没有吃饭饿死了,她就说:“怎么没有人给他点剩饭呢?”说完了,她的眼睛上就像是来了眼泪,她说人们真狠心得很……


母亲不知为什么,变得眼泪特别多,她无所因由似的说哭就哭,看见别人家娶媳妇她也哭,听说谁家的少爷今年定了亲了,她也哭。


可是耿大先生则不然,他一声不响,关于儿子,他一字不提。他不哭,也不说话,只是夜里不睡觉。静静地坐着,往往一坐坐个通宵。他的面前站着一根蜡烛,他的身边放着一本书。那书他从来没有看过,只是在那烛光里边一夜一夜地陪着他。


儿子刚走的时候,他想他不久就回来了,用不着挂心的。他一看儿子的母亲在哭,他就说:“妇人女子眼泪忒多。”所以当儿子来信要钱的时候,他不但没有给寄钱去,反而写信告诉他说,要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必是自有主张,此后也就不要给家来信了,关里关外地通信,若给人家晓得了,有关身家性命。父亲是用这种方法要挟儿子,使他早点回来。谁知儿子看了这信,就从此不往家里写信了。


无音无信地过了三年,虽然这之中的传闻他也都听到了,但是越听越坏,还不如不听的好。不听倒还死心塌地,就和像未曾有过这样的一个儿子似的。可是偏听得见的,只能听见,又不能证实,就如隐约欲断的琴音,往往更耐人追索……


耿大先生为了忘却这件事情,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夜里不愿意睡觉,愿意坐着。


他夜里坐了三年,竟把头发坐白了。


开初有的亲戚朋友来,还问他大少爷有信没有,到后来竟连问也没有人敢问了。人一问他,他就说:


“他们的事情,少管为妙。”


人家也就晓得耿大先生避免着再提到儿子。家里的人更没有人敢提到大少爷的。大少爷住过的那房子的门锁着,那里边鸦雀无声,灰尘都已经满了。太阳晃在窗子的玻璃上,那玻璃都可以照人了,好像水银镜子似的。因为玻璃的背后已经挂了一层灰秃秃的尘土。把脸贴在玻璃上往里边看,才能看到里边的那些东西,床、书架、书桌等类,但也看不十分清楚。因为玻璃上尘土的关系,也都变得影影绰绰的。


这个窗没有人敢往里看,也就是老管事的记性很不好,挨了不知多少次的耿大先生的瞪眼,他有时一早一晚还偷偷摸摸地往里看。


因为在老管事的感觉里,这大少爷的走掉,总觉得是凤去楼空,或者是凄凉的家败人亡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