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的青苹果时代(4)

作者:黄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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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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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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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3456字

但是最后一个甩头亮相的造型动作却出了笑料:表演接近完成,心情过于激动,头甩得过急过猛了一点,那条油亮乌黑的辫子忽然从中间断为两截,后面的一截凌空飞起,在礼堂上空飞出一段漂亮的弧线,啪的一声响,不偏不倚地落在文化馆老师的桌上,把垂着眼皮的他惊得一个激灵,来不及穿鞋就跳下椅子,惊慌失措地盯住黑蛇一般盘在桌上的半根发辫,张大的嘴巴半天没有合上。


场内场外一片哈哈的笑声,既为那条差强人意的辫子,也为文化馆老师出色的即兴表演。


大辫子女孩羞得无地自容,当场就呜咽出声,双手捂脸奔出门去。


旁边一个男孩跟着追了出去。


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了。


接下来的一个考生居然是那个手指修长漂亮的拉二胡的男孩。


他长得真是秀气,双眼皮和小巧的鼻子嘴巴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


而且他居然是一个农村里少见的完美主义者,他反复地移动屁股下面那张榫头不牢的方凳,把它摆放得符合自己要求之后才小心地坐下去。


然后他琢磨二胡搁在腿面上的位置,朝前移一点点,又朝后挪那么半寸。


二胡与腿面垂直的角度也颇费了斟酌,直一点不行,斜一点更不好,左右不是个事儿。


他还低头去闻琴弓上的松香味,似乎靠嗅觉就能够判断出松香上得够还是不够,琴弓的松紧度是不是正好。


所有的人都隐忍不发,几乎是屏息静气地盯牢了他的每一个动作,有一点点吃惊,也有一点点期盼,觉得如此注重细节的一个男孩总应该不同凡响,就像暴风雨到来之前肯定有一个令人窒息的宁静似的。


终于,他细长漂亮的手指搭上琴弦,头发轻轻一甩,嘴巴狠命一抿,脸上满带着破釜沉舟的悲壮,拉出一串吱呀的音符,居然是我们当地的乡村小调《杨柳青》。


这曲子简单无比也通俗无比,初学二胡的人不出十天就能够拉得上手,这男孩摆了半天的功架,弄到最后是这等水平!我的好朋友最先表示了她的失望,背过身子不肯再看,嘴里不住地说:“气死我了,我当是来了什么宝贝呢,还不如我们学校宣传队的水平。”我们决定要走,回教室写作业去。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衣着简朴的中年妇女,一手拎一支沉甸甸的乌木二胡,一手紧抓住身边她儿子的手,很辛苦地从门外挤进礼堂。


我觉得当妈的亲自带儿子来应考很少有,还是应该留下看看。


我们就暂时没走。


中年妇女拉着儿子一直往前走,不亢不卑地站在了一排考官面前。


也许是被刚才的考生败了兴致吧,几个考官的神态都有点倦怠,头低着,随意地翻着花名册上的名字。


一个女考官例行公事地要求考生自报姓名,他妈妈赶快替他答了。


女考官皱起眉头,说她问的是考生本人,不需要家属作答。


她接着又问男孩准备的曲目。


还是他的妈妈作了回答,说是孩子自己瞎编的曲子,叫《风中芦苇》。


女考官几乎要发火,觉得这个当妈的太喜欢多事。


结果中年妇女解释说,她的儿子是个哑巴,小时候吃药把声带吃坏了。


一言出口,场中一阵轻微的骚动。


面朝那母子的一排老师全都抬了头,就连文化馆老师也努力撑开眼皮,不能掩饰他心中的惊讶。


中年妇女询问女考官是不是可以开始。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拉了拉场中那只孤零零的方凳,让她的哑巴儿子坐下,在他头顶轻轻拍了一拍,而后退身到后面的墙角。


那孩子的脸色在一瞬间里有一些羞涩。


他笔直地坐着,桃树疙瘩般的大手稳稳地扶住二胡,埋下头去,静默片刻,握弓的右手舒缓地伸展开来。


一缕细细的风声从他手下响起,在礼堂上空轻掠而过。


风在江边潮湿的土地上飘荡和舞蹈,炊烟般地升起,又如阳光般地洒落。


芦苇开始在风中吟哦和歌唱,摇曳了一片碎豆子样的声响。


礼堂里安静得如同无人存在。


我发现文化馆老师的眼睛始终是睁开的,眼里的光亮聚集成一点,箭一般尖利。


风声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增强,变得狂暴而肆虐,像一群被禁闭许久才放出笼中的猛兽。


它们狂蹦乱跳,仰天嘶吼,恣意踩踏脚下的一切。


芦苇温顺地在它们的利爪下弯腰躲闪,以自己的忍让和柔顺来换取生存。


比较倔强的枝叶就痛苦地折断了,伤口中流出绿色的汁液,那是一部分芦苇的生命挽歌。


剩下的族类强忍悲伤,互相抚慰,相倚相靠,告诉自己和同伴要活下去,活下去才能壮大,繁衍,一代接着一代生生不息。


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整个礼堂没有人发出哪怕是一声咳嗽。


乐曲结束之后仍然静默了很久,直到哑巴男孩把二胡拎在手里,朝考官们恭敬地行了一个礼,转身去找他的母亲,拉着她默默走出大门,这里那里才响起了春蚕嚼叶般的窃窃私语。


围在门口的我们很自觉地让出一条路,让那母子两个出去。


我们的眼睛里满满地都是同情和尊敬。


文化馆老师忽然趿着一双鞋子啪嗒啪嗒从礼堂里追出来。


他神情复杂地搓着一双手,说不出别的东西,只反复表示一个意思:“可惜了,这孩子太可惜了。”孩子的母亲就淡淡地笑起来,说她带孩子过来不为别的,只想让孩子长长见识,让老师们验证一下他的水平。


文化馆老师在礼堂外站了很久,一直到那对母子的身影在远处消失不见。


我细心地注意到,他的一对皮囊囊的眼泡非但肿,而且发红。


事情已经过去近三十年,那一对红肿的眼睛我始终不能忘记。


在我的一生中,艺校的招生考试是很重要的一次生命体验。


如水流淌的音乐


这是发生在七十年代一个农场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农场中学的一对恋人老师。


男老师教政治。


他长了一副瘦长俊朗、神采飘然的身架,一件普通的灰色中山装穿在他身上,也能够穿出常人所不具有的体面。


语文老师孟夫子私下里曾经对人说,若放在从前穿西装的时代,凭政治老师的这副身架子,穿西装是绝配。


女老师教音乐。


她的体态娇小而丰腴,一张圆圆的娃娃脸终日巧笑盈盈,浓密的睫毛随笑容在脸上轻轻扇动,宛如一对黑色蝴蝶的翅膀。


她喜欢穿黑色衣服。


夏天是立领短袖掐腰的黑丝绸上衣,一条宽松的黑色绉纱裤子。


春秋是黑色平绒外套。


冬日里一件粗呢黑大衣。


黑色衣装配她丰腴的身材和白嫩的娃娃脸,就显出另一种韵味来了,其丰腴更见性感,其白嫩更具诱惑。


这一对玉人的婚礼,在当时的农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壮举,事隔很多年,农场里每有人结婚时,老人们还都会津津乐道地谈起当年两位老师结婚的情景。


婚礼是借场部礼堂举行的,场革委会副主任亲自担任司仪,为他们主持一切。


农场领导把这个活动当作全场树新风的榜样隆重推出,因此贴钱买来了许多的花纸,许多的糖块、瓜子、花生,用小竹筐装着,沿礼堂舞台的边缘摆了齐齐一排。


那一天晚上,几乎全场职工都被场部大喇叭叫到了现场。


大人们或站或坐,聊天,嗑瓜子,评点新人的穿着打扮,说一些打情骂俏的荤话。


孩子们嘴巴里含着糖块,在大人的腿间窜来窜去,疯笑打闹,快活得赛过年节。


雪亮的大灯往舞台上亮堂堂地照着,门窗紧闭的礼堂里暖融融地热闹着。


两位老师在台上并肩而立,一个潇洒俊逸,一个娇艳如花,神态都是大大方方,叫说恋爱经过就说恋爱经过,叫啃苹果就啃苹果,跟司仪的每一个程序都配合得丝丝入扣。


后来有几个小伙子被热闹的气氛撩拨得起了性,在台下一商量,七八条粗嗓门喊成一条声:“香一个嘴!香一个嘴!我们要看新郎新娘香一个嘴!”人们就跟着起哄:“香一个吧!新郎新娘香一个吧!”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眼睛都直勾勾地看着台上,都等着即将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一刻。


司仪笑得眼睛都快没了缝,假装公允地征求新人的意见:“怎么样?你们可以吗?真不好意思的话就别勉强。”新郎就用眼睛对新娘发出询问。


新娘抿嘴笑着,微微点一点头。


新郎随即一转身,没好意思当众拥抱,只用双手扶住新娘的肩膀,头低下去,脸侧过来,双唇轻轻贴上了新娘的嘴边。


全场爆发出如雷的欢呼。


小伙子们激动得嘶哑了嗓门,互相擂着对方的胸脯。


姑娘们一个个面红如血,娇羞地把脑袋藏到同伴的肩窝里,好像被当场香嘴的是他们自己。


小孩子们似懂非懂,也跟着直蹦直跳,嗷嗷地叫得像一群小狼崽子。


场中气氛沸腾得如同开锅。


那是在七十年代的当众接吻啊!在那个禁欲的年代,电影戏剧都绝对没有这样刺激的场面和镜头啊!时间持续了约摸十秒钟,尔后两人分开。


分开的时候他们的目光仍然胶着在一起,彼此都显得意犹未尽,恋恋不舍。


忽然,在人们的猝不及防中,他们竟又不顾一切地扑在一起,开始了他们的第二次接吻,姿态和神情都愈加迷狂,根本就有些旁若无人。


礼堂里一反常态地安静。


人们屏息静气地注视台上,不敢吐痰、咳嗽和移动身体,生怕意外的响动惊吓了这美妙的一瞬。


这一对老师的婚礼使全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得到了极大满足。


在此之后的大大小小新式和非新式婚礼上,再也没有哪一对新人有如此的胆量和气魄,敢于当着亲友和陌生人的面一而再地接吻。


农村男女们可以在田地麦场上打闹得扯衣脱裤不分彼此,但是一旦有机会来了真的,就立马怯场,死活都不肯超越拉手的界限一步。


那一场婚礼也就成了农场上空前绝后的壮举,带着一种表演的性质,很多年都没有被人遗忘。


那天晚上散场之后,农场知青们簇拥到教师宿舍里接着闹新房。


新娘子笑吟吟地搬出一架手摇唱机,放上一张胶木唱片,让大家欣赏音乐。


乐曲从唱机里溪水一样清粼粼地流淌出来时,所有的年轻人面面相觑,惶惑不已:这不是我们平常听惯的民歌、语录歌和样板戏呀!这到底是什么?这么陌生又这么好听?这样美妙醉人的天籁般的声响啊!问新郎新娘,他们商量好了一样,笑而不答。


清粼粼的小溪就这样从山间岩石中撒着欢儿地奔出来了,它拥着泡沫,打着漩涡,挟带着嬉笑和欢乐,一路欢奔着冲向平原。


它看见了辽阔的草原和田野,大地像一个温柔的母亲,敞开胸膛接纳它入自己怀中。


它因此而变得沉稳和端庄,安静如一个歌吟的少女。


它舒缓地迈步行走着,带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和雍容大度的风范。


它用自己的身体负载船只,浇灌土地,涌动起一个又一个浪花向人类致意。


天黑了,沿途的村庄都睡了,它也慢慢地停息脚步,沉沉睡去。


暗夜中时不时有它轻轻的呢喃声,是不是它做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好梦呢?然后天光四亮,红日涌出,给它披上了一层灿灿的金袍,它伸一个懒腰醒来。


该是奔腾入海的时候了。


你看它浩浩荡荡,激情澎湃,似乎在向大地做最后的告别。


可是海这个家伙过于高傲,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派头,用力地把它推开。


它被激怒了!它咆哮,抗争,撞击,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天巨浪。


它想要告诉海,勇敢者是完全无所畏惧的!你听你听,海不是屈服了吗?它们终于交汇和融合到一起,彼此轻抚着对方的伤痕。


一切归于平静。


房间里也是一片寂静。


所有的人都是呆呆地坐着,望着唱机上嗤嗤空转的针头。


很久之后才有人小心移动身体,抬一抬坐麻的腿脚和屁股。


好几年之后,我在北大的小礼堂里听一场学生会组织的讲座,主持人用卡式录音机放出来的也是这样一段音乐。


十八九岁初次聆听的记忆太过深刻了,所以我听到一半时竟忍不住地全身颤抖,活像高烧之后接着而来的寒战。


那一次我记住了乐曲的名字:交响诗《沃尔塔瓦河》。


作者是捷克音乐家斯梅塔纳。


生而有缘


我的妹妹只比我小一岁。


很小的时候我们是生活在一起的,穿一样的衣服,扎一样的蝴蝶结,照片上看起来像双胞胎。


依稀还记得我父亲背上挂一个,胸前抱一个,在县中的校园里走来走去的样子。


妹妹六岁那年,姨妈因为不能生育,跟我母亲商量抱养我们中的一个。


我母亲很大方地同意,并且让姨妈自己挑选,姨妈挑中了我的妹妹。


妹妹小时候眉清目秀,的确比我可爱。


姐妹从此分居在两个县城,寒暑假我回老家才能够相见。


距离加深了彼此的思念,在我整个的少女时代,我们相处的状态有点像恋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那种样子,想尽一切办法,寻找一切借口,从各自的家中溜出来,在井台上,巷弄间,甚至公共厕所里会面,塞给对方一粒黏糊糊的糖,几颗被手汗洇软的瓜子,再急急忙忙说上几句话,而后慌慌张张分手。


我姨妈的眼睛时时刻刻都粘在妹妹背上,她认为我的头脑复杂,心思缜密,跟妹妹见面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她背叛养父母的家庭,弄成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局面。


那时候我有点恨姨妈,常在背后偷偷骂她,认为她心胸太窄,很多年之后我才慢慢理解了她的特殊境况,觉得她对我的警惕和对妹妹的监控是一个悲剧性女人的必然态度,不这样盯着反倒奇怪。


有一年在老家过完春节,分手的时候妹妹送我一盒高粱饴软糖。


我没有上交给母亲,而是藏在枕头下面,每晚临睡前拿一粒出来,剥开糖纸,在嘴里吮上一吮,咬下米粒大小的一块,再用糖纸包好,放回盒中。


寒假距暑假有一百多天,我将天数除以软糖的粒数,得到的数字是多少天吃完一粒糖,刚好够上暑假回老家再见妹妹的面。


我想要每一天都享受到妹妹的甜蜜,她对我的浓浓的爱意。


不料一天母亲替我换洗被褥,发现了枕头下的秘密,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无从知道,只记得她死活要我说出糖的来历,我紧闭住嘴巴死活都不吐一字。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对一种感情的亵渎,我愿意将这个隐秘独自珍藏到最后。


我越不开口,母亲心中的疑窦越深,我几乎听得见我们之间地缝裂开时的嘎嘎的声响。


那一刻我孤独而且绝望,但是心底深处却是甜蜜而骄傲。


我意识到拥有秘密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幸福,人的一生就由一段段的幸福摞成阶梯,支撑着凡俗的躯体逐级攀援上去,到达天国。


这件事情在我和母亲之间是如何收场的,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如果回忆仅限于心灵的感受,那么结局并不重要。


我的大弟小我四岁多。


这是一段比较尴尬的年龄差,因为在我十一二岁似懂事非懂事的年纪,大弟正是“七岁八岁狗都嫌”的时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调皮捣蛋频繁惹祸,在我眼中是一个粗野和蛮横的形象。


我在那个岁数刚刚开始萌生对异性的兴趣,喜欢跟同龄男孩交往及谈话,看书、写作业、打乒乓、跳格子、捞鱼粘知了……做什么都觉得有滋有味。


大弟一点也不体谅我的需要,上学放学总是尾巴一样跟着我,使我时时感觉到他是一个多余的存在,笨拙而又碍眼。


在我的小学和初中阶段,我对大弟的态度极为粗暴,嫌恶并且讨厌他,最激烈的一次,他跟小弟打架,我为了偏袒小弟,曾经抓着菜刀冲到他面前,恨不能一刀砍死他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