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饕餮时代,物理人生(2)

作者:王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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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武侠·玄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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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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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112字

推杯换盏,划拳猜令,呕物狼藉,残羹剩炙……确属中国生态的一大标志景观。不仅官场,百姓间的私人交往亦如此,只是消费价码略低而已。从团体名义的工作招待,到民间身份的婚丧嫁娶、节庆朋聚,哪个少得了觥筹交错、杯光筷影?哪级行政没有自己的“接待中心”?哪家单位的账本没有一笔“招待费”?情谊、关系、面子、买卖、批文、贷款……尽可以吃出来、喝出来。中国人的生命豪迈、能量、谋略、胆魄和激情,似乎唯在举杯撞盏的刹那才石破天惊地迸溅出来,似乎只有在酒精的升腾中方可抵达人生的沸点。西方也有腐败,也有不正当交易,但大都远离饭局,即便生活小聚,也风格简易。


早几年媒体披露:有北京和广东的商人比阔,曾一掷数十万元订一桌酒席,直至店家举不动价牌为止……这种石崇斗富的奇观让人咋舌,更令人不解的是,此即事业成功、人生辉煌的标志?


这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烧钱,相信绝不会发生在洛克菲勒们的身上。事实上,西方那些比我们阔得多的富人,常常过着一种朴素、节制的生活,其人生业绩主要投注在创造财富和纳税额上,同时,还要把很大部分资财转移到别人身上,比如高额的收入税、遗产税,比如无偿地捐赠教会、资助公益、设立基金等。据几年前一份统计,美国每年的社会捐赠,大约有1400亿美元以上,光慈善基金会就有300多家,而每个基金会的经费,动辄几十亿。正像有人指出的:“美国人无疑在权利观念上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在道德观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义’者。”(袁伟时《路标与灵魂的拷问》)据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的统计,82%的美国人至少为一个(平均24个)公益机构提供志愿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68%,加拿大为65%……


何以如此呢?除了基督教的平等、博爱、出让等精神教导外,更与公民社会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自觉承担与共享意识有关,与其价值文化中的某种超功利目标有关,与其对社会的满意程度、生命体验的审美方向有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态欲望一直呈两股奇怪的情状:一方面是健康欲望的萎缩、正常理想的遭冷漠和受抑制,比如婚姻、性、言论表达、个体选择、自由意志等;另一面却是不合理需求、畸形欲望的膨胀与张扬,比如饮食,西方提倡的是营养,注重的是环保和资源有限性,主张一种节约型、适度型、便捷型的餐饮方式,原则上“够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制,决不剩余和浪费;而国人重视的乃花样繁式、规格排场,内容上更讲究山珍海味、野馐奇料——吃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吃什么,吃不仅满足生理之需,更折射着主人的炫耀心理和社会欲望;胃,兼具“大脑”和“脸面”的特殊功能。


东西方的食量和食谱差异,绝非饮食文化的“单调”与“丰富”所能厘清,只能从价值观、生命信仰和审美气质上去检索。


仔细打量即发现:中国人的情感联络方式和权力腐败形态,差不多全是物质型的。像“一年白酒消费逾西湖水量”“一年公款吞掉几艘航母”之类的事实,即典型的腹欲成果。所以,反吃喝也成了反腐败的要紧事,“清正廉洁”这块匾要从官员的嘴里、胃里往外掏。不过,反吃喝也反出了些啼笑皆非:一位省领导到县区视察,嫌酒宴奢华,勒令换自助餐,可小县根本没这洋玩意,于是趁首长畅谈“廉政须从管嘴做起”的当儿,县令急忙警车开道,远赴百里外的市区大饭店调餐具和厨师……已备酒宴呢?好办,全泼进了猪槽。这等事以西方人的智商恐怕要给弄傻的。


中国人,你为何只想到吃?为何对自己的胃那么眷顾,于头脑却漠不关心?想想“四大发明”之火药,到头来也只填了烟花竹筒,指南的磁勺也只排遣了后宫的寂寞;想想100年前,大清朝算见过世面的李鸿章中堂,竟也二话不说将英国公使送的名犬派进了厨房……


或许,我们的生命实在太“生理”了,实在缺乏更远阔的审美想象,视野唯碗口大小,眼光也只有筷子长度。或许,什么时候,中国人把气胀淤滞的胃给疏通好了,神智才有望变得健朗而清明,人文现代化才真正启蒙罢。


毋庸讳言,国人的欲望结构和消费形态皆严重地“物理化”“珠算化”,生命品格中罕见更纯净的精神审美和超功利目标。口腹之嗜,暴露的是人生的物质化崇尚(食,不过是拜物之浮表形式),或许可谓之“生理人生”“物理人生”“算术人生”。而这,与是否“温饱”“小康”并无决定性因果:一个人潦倒时,对金钱与食物无比吝惜和疯狂追逐,而发迹后,其挥霍与炫耀方式同样沿袭对物的眷恋和迷信——贫态呈现的是“拜物”,富态彰显的也是“拜物”。在这样的生态文化中,不知不觉,人的成功标志即对物和权的占有程度(权,也是一种物化能量,一种控物能力)。


生命注意力、精神重心、人生面貌皆全方位地物化,为什么?


恐怕与现代理性和宗教精神的匮乏都有关。我们的宗教资源向来稀薄,更缺乏健康而整齐的现代理性系统。而一个族群,一旦少了宗教意绪和理性规范,少了对生灵的普遍尊重和对自然的审美习惯,物质嗜性便失去了牵制,欲望失去了底限。


2


在对自然和饮食的态度上,西方人能做到谦卑与节制,一方面源于现代理性和生命美学的熏陶,另方面得力于传统的宗教关怀意识。


从社会思潮的变迁看,19世纪以降,随着工业革命、进化论、生产力主义的高涨,西方文化继“人本”之后大肆流布起了“人类中心论”(对大自然来说,“中心论”即人类集体的利己主义),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在刺激人类物质生活和工具生活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社会的灵魂结构。“自然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这么多别的生命形式。”(霍·罗尔斯顿)。


但20世纪以来,在目睹了一系列生态灾难后,“胜天”的狂妄受到了质疑,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过分强调自然对人类的使用价值,不仅伦理上不公,且意味着一种可怕的价值误区:“中心论”试图将人从自然家族中分离出来,并奋力推向高端和孤境的行为,很可能是自欺与虚妄。大自然有其天然的能量系统和生态法则,任何部位的劳损和物类的受伤都能引发全身的溃变,人类其实什么都战胜不了,每次所谓的“征服”,都是对自身的重创和削弱,都是自虐行为。于是,西方理性开始了对工业时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抗议物对生活的压迫、工具对人的异化,并生长出了一支新的精神资源:大地伦理。


“任何事物,只要趋向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它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奥·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这意味着,人的精神触角已不再仅从族群内部系统寻找和确立价值准则,它突破了“人本”界碑,向平等的万物秩序挺进——由此推翻了以“人”为尺度的传统判断模式,使生态学变成了一种最广泛的自然伦理学、一种富有“宗教感”的博爱式信仰。20世纪中叶以来,各种生态机构、绿色组织、环境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生出,正是这一伦理的诉求体现。


而迟迟才步入工业时代的中国,只顾埋头享受生产力带来的初级实惠,只顾惊羡技术的威力,并未顾及西方这场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变奏。


更须重视的是,“大地伦理”在西方的深入人心,并非仅是理性反思的结果,亦非仅人类自保心理和“利害相较”所致,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方文化中最具根脉意义的宗教精神。


“大地伦理”的守护神即宗教伦理。宗教是一种类似儿童、妇女和老人的智慧,她教人懂得敬畏、感激与体恤,小心翼翼善待一切,尤其弱势对象。无论基督教还是佛教,其精神都有一个共核:倡导物种平等和最低消费原则,倡导生命间的关爱、承让和能量转化,倡导对欲求的节制,倡导万物和睦……这些恰好构成了对物质主义、人本消费主义的一种文化抵御。“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使罪人得到改造,那就唯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法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也说:“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今日西方,历经几世纪的改革和文明洗刷,基督教逐渐疏远了它古老威权的全能性和世俗性,实现了从权力形态向纯粹精神形态——从“实体”的历史格式向“意绪”的心灵格式之转化,其教义也从冷酷的“原罪”和“禁欲”走向对健康人性、公共美德和心灵秩序的诉求上来。借助它,人们更多地完成着一种对善恶的最高确认,对理想人格的寻找与塑造。由于世俗性的减弱,“上帝”概念不再发挥工具意义上的历史作用,它愈来愈变成一种精神角色,一种神性光芒下的人文关照,一种重视生命、呵护灵魂的福音与能量……这是一个从严厉走向温存、从苛刻走向宽容、从威慑走向抚爱的历程。


正由于基督教的这种变迁,她才与现代生命美学构成了和谐的“经纬”关系,共同编织着今日西方的道德文化和生命伦理。神性,有力地弥补了知识理性在灵魂事务上的不足。


或许有问:即使没有宗教,单靠法律、制度、教育等理性能量,就维系不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社会吗?


前景不乐观。比如在动物保护、减排治污、严禁滥伐和过度开发上,虽然我们在舆论和监管上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收效甚微。无论科学游说还是严厉制裁,似乎都难遏制人的贪婪。


科学是崇尚实用的,其使命乃维护人的主体利益和开发更多的使用价值,不仅未从根本上动摇“人本”功利,甚至还夯固了它;而法律更为“人本”产物,是人与人协商的结果,既属人工契约,那人就有可能随时篡改和弃用它。在社会约束力上,唯一超越科学和法律的即信仰了,尤其宗教信仰。宗教是人对神(宇宙意志)谛听的结果,反映的是最原始的心灵契约和精神秩序,它传达的并非人群意志,而是神之律令,其尊严乃天然的,无须人工假设或求证。与宗教相比,法律和制度都不具永恒性,只有历史性、地域性和集团性,它们的权威与号召力远逊于宗教。一个人可不承认、不服从法律,但他很难不敬畏宗教的善恶观,不向心目中的“神”俯首。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宗教资源丰裕的国家,对自然的保护,明显优于无神论国家(无论其生产力多么发达),比如日本,其现代理性和公民文化不可谓不发达,但因缺乏宗教伦理资源,其国民精神中的实用倾向非常大,近来在“捕鲸”问题上表现出的自私令世界震惊。


和法律对手脚的约束性不同,宗教伦理的力量在“心”,它作用于灵魂和精神系统。事实提醒我们:唯有在信仰和心灵的意义上,才能真正实现“大地伦理”,改善我们的地球和地球上的我们。


现在,尽管绿色概念已深入人心,可细察便发现,我们对“绿”的所有主张和陈述,都停留在对“利弊”“祸福”的分析与权衡上,比如蔬菜是否残留农药、装饰材料是否对人体有害、吃野生动物是否会染病……说到底,这不过是在做一道如何“利己”的算术题和选择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环保价值观无不以“担心伤己”为心理驱动、以“利害”口吻暗示眼前的危险,同时,我们的行动也源于对“损失”的恐惧:比如急急护林,是因扑面而来的沙尘暴;比如呼吁保护某类植物,理由是它含有某治病成分……可问题是,一旦排除了这种利弊嫌疑,我们将凭何依据来确定对事物的态度?


不难料,若以这种“人类中心论”来确定保护名单和紧迫性,非但对真正的保护起不到决定作用,甚至有害:因为人常常会据眼前之需和实惠大小,在保护范围、程度、排名和缓急上拟定一种“性价比”,会通过精明计算在实用性上做筛选,从而很容易找到一种更服务眼前和地方的托词,最终放弃远大承诺。比如,在建一座水电站和保护一种鱼类之间,决策者会选择前者——并非鱼类不重要,而是大坝“更重要”,更直接地服务当下。


说到底,我们并没有把“大地伦理”纳入日常信仰,很多所谓的保护不过是变相自恋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某种保护与某种虐杀并无质别,双方来自同一个“源”——自保和利己原则。


而在西方,这种机会主义价值观,早已引起了伦理和精神的不满。自然哲学家霍·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说:“我们通常关心的不是受威胁的物种,而是受威胁的人类未来……从人类中心论出发寻找保护物种的理由,本质上带有一种剥削性,尽管这种剥削很微妙……人类把其他所有物种都视为铆钉、资源、研究材料或供人娱乐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剥削了。仅仅出于对人类利益的考虑而认定物种有无价值,就像一个国家从利益角度论证其外交政策。”“人们已经学会了一些物种内的利他主义,现在的挑战是学会物种间的利他主义。挽救物种的功利理由,对于制定政策很有用,可我们就不能揭示出最好的理由,就不能弄清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吗?”


是啊,虽然我们发明了“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利他伦理,可这只是被鼓励在人类集团内部上演的故事,于人之外的物种毫无意义。人们——哪怕俗称高尚的人,也往往只留意对同类的道德,对内部成员所负的责任,却完全忽视了对大地、万物、宇宙的道德和责任……而“大地伦理”的美德在于:它把“责任”探出了人类边界——试图将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搞清楚!


在对待自然上,若不能摆脱“利己”的欲望纠缠,若没有类似宗教那样的虔敬态度和终极信仰,无论我们理性知识上再发达,也只能算临时和保守处理了人与外界的一种短期关系——一种机会主义的“实用外交”。


3


中国文化中一直深藏着一种执拗的实用和拜物情结。随着儒学的权力化与道家的世俗化,国人的生存精神中愈发缺少一种超功利的、对抗物质人生和私己性的基因。从古典的经世致用到现当代“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实践,从政治生产力到技术生产力,无非对物质主义的一次次阐发。


和欧美相比,中国更多的是政治话语和世俗的物用精神。基督教虽在近代影响中国,但1870年的天津教案与义和团灭洋运动,都验明着国人对上帝的误解和恐惧。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却是以炼丹、采补、房术、画符掐诀为工具,以养寿延年、滋欲纵乐为取向……这种超强的自恋和利己与世界宗教精神已相去甚远。而先民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始终也未发育成一种普世的生存精神,渗入国人的日常细胞和骨髓中去,顶多作为一种价值幻象,成了少数士人淡漠世嚣的文化掩体。


20世纪,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宗教残留及传统文化的猛烈扫荡,国人在世俗精神的路上就再也没障碍了。代之而起的政治伦理,脆弱性显而易见,“唯物论”“斗争说”非但不抵御实用主义,反而本质上更怂恿物质精神,鼓励向万物宣战。所以,一旦商业大潮涌至、生产力号角吹响,中国的“俗世”底子立刻敞裸无遗,毫无精神植被的覆盖。一个几乎什么都不信、拼命求实唯物的群体,还有什么禁忌和敬畏呢?上不封顶、下无底限,肆无忌惮、海阔天空的“通吃”即成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