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上编国内知名人士评说(28)

作者:刘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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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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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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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326字

从1971年12月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到1973年下半年被迫中断,持续近两年之久。它是我们党内出现的一次试图纠正‘文革’错误的尝试,其实质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努力纠正‘文革’中的错误,阻止和减少它的破坏,逐步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使国民经济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摆脱困境,有所发展,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由于指导这次批‘左’的基本精神是1972年公开提出的,主要方针、办法也是在1972年出台的,因此有的研究者称之为‘周恩来1972年整顿’。


“2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


“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71年底到1972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逐渐展开。这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


“(2)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围绕批‘左’还是批右问题,党和人民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异常激烈。周恩来亲自从‘文革’的重灾区教育、科技界入手,排除干扰,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尽快恢复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与此同时,江青集团竭力反对。其主要特点是,双方的斗争变得公开化、明朗化、白热化。


“(3)1973年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遭受挫折而被迫中断。由于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坚持‘文革’错误,因此他不可能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反而强调当时应当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毛泽东的结论成为自‘九·一三’之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如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开使用‘批极左’一词)仍在继续。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又从教育界开刀,连续制造了张铁生‘白卷英雄’、小学生批‘师道尊严’、马振扶公社中学等事件,在全国掀起一股股所谓批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恶浪。对此,周恩来虽坚持斗争,但毕竟已力不从心,致使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不得不因连连受挫而进入尾声。1974年初江青一伙又发起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周恩来进行中伤、诬蔑,周恩来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终使他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3批判极左思潮的历史贡献


“有关著述论及较多的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启发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觉悟,进一步认清林彪、江青一伙的本质;二是为启发人们对‘文革’的否定起了导引作用;三是初步扭转了国民经济混乱的局面,为国家稳定创造了基本条件;四是‘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为我党后来纠‘左’创造了较好的组织条件;五是为我国后来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打开外交新局面减少了阻力,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六是这次批‘左’是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基础和先声。


七、‘文革’后期的周恩来


“在‘文革’后期的1973、1974和1975年,有三件大事与周恩来密不可分,一是1973年邓小平复出;二是1974年长沙决策;三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


“关于邓小平在1973年的复出,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但将这一决策付诸实施并最终成为现实的则是周恩来。大体的历史过程是:1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邓小平安置在江西。周恩来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一年后的1970年秋,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邓小平是‘我的同行!’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上同陈毅亲属讲,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子女将这一信号传出去,为邓小平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973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返京。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邓小平问题。最终结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3月下旬,周恩来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在人民大会堂欢宴西哈努克亲王,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重大的场合公开露面,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同年8月,邓小平出席十大并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书写了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通知的全文,至此便开始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


“1974年12月,周恩来为了挫败江青等人妄图利用召开四届人大之机来‘组阁’的阴谋,亲赴长沙同毛泽东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并决定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这就是‘长沙决策’。


“所谓1975年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的继续,是邓小平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对军队、铁路运输、教育等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工作的整顿,是对‘文革’以来的‘左’倾错误迅速、系统地纠正。


八、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


“研究者都同意陈云同志的评价,即‘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有的人把它概括为两点:一是起到了减少损失和中和错误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了这点。由于‘文革’本身的错误,周恩来虽然试图把党和国家从这场动乱中拯救出来,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人并无回天之力。所以,当‘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苦撑危局,在他还掌握的一部分权力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稳定局势,消除动乱,维持国家各方面生活的正常运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挡并且减缓了这场历史灾难的打击,保护了党和人民。二是在‘文革’中的重大关节点上,当历史的发展出现某些新的转机时,不失时机地促成了时局的转变,影响并推进了历史拨乱反正的过程。


九、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斗争方式


“有人指出了五点:一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二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三是坚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同时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四是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努力;五是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周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


“有的研究者将周恩来在‘文革’中特有的斗争方式称之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政治谋略,并提炼为四个要点:一是敢入‘练狱’为党为民;二是调和允中练藏积精;三是退避三舍迂回反击;四是见机而作扭转政局。”


金春明、崔久恒:《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思想与活动研究》,原载《“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第320—33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1月版。


“周恩来思前虑后,高瞻远瞩,在非常复杂的困难的处境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等待时机,纠正错误。”


·王年一·


“周恩来的抵制:他反复说明中央的问题已经解决,实际上不同意批判‘资反路线’。10月9日,他在接见清华红卫兵几个组织的代表时说:我在8月22日讲过了(按指8月22日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讲过),中央问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了。10月31日,他在与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时又说:前段错误路线时间并不长,也只是在某些问题上。不能认为那一段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反对否定一切。10月22日,他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多数派’代表时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10月3日,他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10月6日,谢富治对北航‘红旗’说:‘你们坚持在国防科委斗争二十八天,做得对!干得好!’10月7日,张春桥接见福建一些学生说:‘北航要求工作组赵如璋谈谈话,到国防科委等了二十八天二十八夜,不谈。我们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要谈。’周恩来10月31日接见天津学生时则说,北航‘红旗’冲进了国防科委,方法不可效仿。国防科委怎么可以去呢?敌人还不乘虚而入啊!”


“周恩来对政治局委员谭震林等的抗争态度如何?他是赞同的、支持的。这个态度,在他的三个讲话中表明得最为充分。这三个讲话是:1967年2月17日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2月18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2月18日接见国防工业口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这三个讲话,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周恩来提出了两条重要意见:第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的业务大权不能夺,只能监督业务。当时,财政部一名副部长一再违反命令,要和造反派一起夺财政部的权,李先念再三劝阻仍不听从,又出席了不许他出席的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的会议,周恩来在2月17日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的会议上,当众下令逮捕。周恩来明确宣布:


‘财政业务大权只能监督,不能夺。


‘财政、外交、公安的权不能夺。


‘中央的党权、政权、军权都是大权,政权里的有财权等,这些权不能夺。


‘对中央各部门,只应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已经做了,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管的,中央的大权怎么能夺呢?中央的、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的,怎么能夺呢?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


‘你们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不能把党、政发号施令大权都夺过去,要有界限。


‘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第二,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周恩来指出:


‘群众解散了党组,党组可以由群众宣布解散吗?


‘党组还得恢复。商业部还是姚依林,通缉令取消,要道歉,也要好好检查,不然要走到反面。工交系统,他们那样做法,我们不同意。……你们只能监督,不能领导。责任还是部长、司局长负。党组织权要恢复,监督业务不能过分。


‘部党委上边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


“三次讲话最突出的内容是保护老干部,反对打倒一切。周恩来讲到三个方面:第一,十七年来成绩是主流。他说:要看到十七年还是毛主席的红线起主导作用,这是主流。谁否认了这一点,就否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条红线和取得的伟大成绩。第二,要保护领导干部。他说:


‘不能说,中央各部都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中央每个部不是都必然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况且各人所犯错误有轻重的不同,也有根本没沾边的。只要作一两次认真的检查就行了。……一般地说,路线问题检查一下就行了。


‘对外经委主任方毅同志被你们斗了一个月,工作不能进行,几千个援助项目要处理,这样斗怎么行呢?我很难过,逼得我下命令叫方毅同志休息。


‘对吴波,你们就是因为一个桃园大队的问题非要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结论中央做嘛!


‘《红旗》第三期社论第三段是毛主席加的,怎么可以三四十年的老干部都不要啦!他们都不好?!姚依林是我叫他到中南海休息的,你们对他下通缉令,就是对中央下通缉令!通缉姚依林,就是通缉我了。


‘现在对干部一斗就是十几天,连续不放。张霖之的死,我心里不安。斗了四十多天,突然死了!这人有他的长处。康世恩、段君毅、王磊等人是我下命令要回来的。怎么能这一次把这么多老干部丢掉!外边有许多标语,都不是中央同意的。除党中央宣布停职反省外,一个也不能扣留。’


“第三,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周恩来愤慨地说:


‘关于对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斗。一斗几十天、十几天,业务耽误了,身体也摧残了。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你们不说什么,我们看了心里不忍。老干部都这么对待,他们不能没有情绪。……1935年以前是‘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现在,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喷气式照出相来,还有什么‘百丑图’,中央看了很不安。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坏的只是少数。……你们当了政,下一代也这么对待你们行吗?这是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我想到这,我就难过。我若不说,我要犯罪。


‘现在斗争方式已发展到如此:打人、挂牌、游街。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我们对溥仪没有用刑,把他改造了。把末代皇帝改造了,这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奇迹。为什么对自己的同志用这种方式呢?这是不好的作风,不能让年轻人也这样做。在北京三座门,有的人把照片、漫画贴在街上,马上传到香港、东京、莫斯科,传到世界,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三座门贴的低级的大字报,我不愿意看。……街上标语是‘砸烂xxx狗头’,什么狗头?是人头嘛!


“周恩来还要求领导干部负起责任来,坚持原则。他在2月18日对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说:


‘各部部长、司局长,还要转告所有的处长、科长,都要振作起精神来,要敢于创立工作条件,勇于负责任。已经和造反派说了,自然还需要先念同志一个部一个部地再做工作,各部自己也要做工作。


‘各部部长、副部长,都要负起责任来。这件事,下星期我们还要找一个机会,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对各部、各院校造反派组织,以及各部门的处、科长们,宣布一下。


‘现在有些地方,无休止的斗争,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说了的,那种无情的斗争、残酷打击的坏作风。……时间不到一年,其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对于这种不好的作风,不好的方式方法,要告诉青年,要告诉二三十岁的干部,不要把它当成是对的。我们不说,就是犯罪啊!……有骨气的共产党员,对于这种事情要拒绝,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对党对国家如何评价的问题。


‘半年了,六个月之久的无休止的斗争。这不是党要采取的方法,我们要出来说话。’


“周恩来在这三次讲话当中,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是以上所引(其中个别地方也用了当时流行的说法),正是主流的、本质的方面。周恩来和谭震林等老革命家的抗争是呼应的,和他们是心心相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