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早晨，醒来，刚睁开眼，便听到咕咕——咕咕——的鸟叫声。这是斑鸠。虽然久违这种鸟叫声，却不陌生。

悄声静气地靠近窗户，透过玻璃望出去，后屋的前檐上，果然有两只斑鸠。一只站在瓦楞上，另一只围着它转着；一边转着，一边点头，发出咕咕咕咕的叫声。显然是雄斑鸠在向雌斑鸠求爱。如果用当地农民的话说，公斑鸠给母斑鸠骚情哩!

雌斑鸠矜持地扬着小脑袋，似乎不为所动。被雄斑鸠骚扰得烦了，雌斑鸠便跳出两道瓦楞。雄斑鸠依旧紧跟不舍，雌的飞到房脊上，雄的追飞到房脊上。雌的逃落到东边的围墙又转到西边的围墙，雄的都紧随紧跟痴心不改。

这是我回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早晨看见的情景。一个始料不及的美妙的早晨。

六年前的大约这个时节，我和文学评论家王仲生教授在波士顿郊外他的胞弟家里。那是一排房子的后院连着后面一排小楼房的后院，中间有一排粗大高耸的树木分隔。树木的杈枝上，栖息着一群鸟儿。在人刚一开后门走到草坪边的时候，鸟便从树枝上飞下来，期待着人撒出面包屑或什么吃食。你撒了吃剩的面包屑或米粒儿，它们就在你面前的草地上争食，甚至大胆地跳到人的脚前来。偶尔，还会有一只两只松鼠不知从哪棵树上蹿下来，和鸟儿在草地上抢夺食物。

我和王教授一边抽烟，一边看着鸟儿和松鼠在脚下活蹦乱跳，常常把在异国他乡看到的发达和豪华忘得一干二净。

我在那个人与鸟兽共处的草坪上，曾经想过在我家的小院里，如若也能有这样的情景就好了。我们的鸟儿和兽儿，对人的恐惧和绝对的不信任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把爱鸟爱兽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意识来提倡，不过是十来年间的事。我们把鸟儿兽儿作为美食作为美裳作为玩物作为发财的对象而心狠手辣的年月，却无法算计。我能记得和看到的，一是一九五八年对麻雀发动的全民战争，麻雀虽未绝种，倒是把所有飞翔在天空的各色鸟儿吓得肝胆欲裂，它们肯定会把对人们恐惧和防范以生存戒律传递给子子孙孙。再是种种药剂和化肥，杀了害虫长了庄稼，却把许多食虫食草的鸟儿整得种族灭绝。更不要说那些丧尽良知的捕杀濒临灭绝的珍禽异兽者。

还是说我家的斑鸠。

我有记事能力的时候就认识并记住了斑鸠，斑鸠在我的滋水家乡的鸟类中，是最最不显眼近乎丑陋的一种鸟。灰褐色的羽毛，没有长喙和高足，没有动人的叫声。它的巢也是简单到了仅用可以数清的几十根柴枝，横竖搭置成一个浅浅的潦草的窝。小时候我站在树下，可以从窝的底部的缝隙透见窝里有几枚蛋。我曾经在六十年代的小学课本上看到过以斑鸠为题编写的课文，说斑鸠是最懒惰的鸟，懒得连窝也不认真搭建，冬天便冻死在这种既不遮风亦不挡雨的窝里。

我自然不会轻信这类童话。然而斑鸠却在不知不觉中从我家乡的天空消失了。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我没有看见过一只斑鸠。尽管我搞不清斑鸠消亡的原因，却肯定不会是如童话所阐述的陋窝所致，倒是倾向于某种农药或化肥的种类性绝杀。这种普通的毫不起眼的鸟儿的绝踪，没有引起任何村人的注意。我以为在家院的周围也看不到斑鸠了。

斑鸠却在我重返家乡的第一个清晨出现了，就在我的房檐上。

我便轻手开门，哗啦一声它们就从屋脊或围墙上起飞了，往高高的村树上去了。我往小院里撒抛米谷，一天又一天。直到某一日，我开门出来，两只斑鸠突然从院中飞起，落到房檐上，还在探头探脑瞅着院中尚未吃完的米谷。我的心里一动，它终于有胆子到院内落脚觅食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

然而有我在场的时候，它们绝不飞落到院里来觅食，无论我抛撒的米谷多么富于诱惑。这一刻，我就清晰地意识到，它们还不完全是我家的斑鸠。

要让斑鸠随心无虞地落到小院里，心地踏实地觅食，在我的眼下，在我的脚前，尚需一些时日。我将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