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在巫术活动中，人们通过种种仪式，与某种具有人格色彩的鬼神交流。在这里，人类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去作用、影响、强迫甚至控制、主宰鬼神，以求得氏族群体的“吉”、“福”。在这里，人类命运的直接主宰仍然是情绪不定、难以把握的神秘力量。而在《中庸》的天人关系中，人的个体价值已经得到了极度高扬，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已经得到了极度的高扬。“天道”、“天命”作为具有道德色彩的规律，已经是可以被人类破解、掌握、影响。在这里，主宰人类命运的力量是人类自身，确切的说就是人的道德力量。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中庸》第二十六章）

天道的基本特征是，永远处在行动、变化中，这正是天道的“恒”。而中国人尊崇的道德力量，也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奋斗。中庸之“庸”，就是强调恒久，君子在恒久的道德坚守和人生奋斗中，这就与宇宙恒久的运转和创化的大德同构。在这里，宇宙创化万物的最高德行的具体实现就是极致的人，而极致的道德正是宇宙创化和运行的规律。由此，“诚”成为儒家思想中个体价值实现的极致，使理性与情感统一而平衡，使个体修养与家国关怀统一而平衡，使天人关系密不可分而又理智、平衡。经由“诚”，《中庸》完成了儒家辩证的独立精神向宇宙论层面或人格―心灵哲学层面的形而上领域的超越。人成为辩证的独立于天地的第三极。

“慎独”是儒家辩证独立精神的最微观层面。尽管社会的污浊和世故会不可避免的延续到个人的生活之中，但在没有他人和社会的监督之际，君子的心灵仍然要保持独立和高洁，决不能将功利带入心灵之中；社会生活是儒家辩证独立精神的第二个层面，强调超乎世俗利害关系的价值判断和基于这种判断的实践操行；政治生活是儒家辩证独立精神的第三个层面，它要求处在万千重关系之中的士大夫，仍然能够坚持朴素的“忠恕”原则，并通过实践的智慧将之上升为“?矩之道”；最后，是辩证独立精神的宇宙论依据，《中庸》中的“诚”将君子之道与“天道”相连，热烈的歌颂了儒家知识分子虔诚的道德理想、宏大的家国关怀、崇高的个体尊严。经由“诚”，儒家的辩证独立精神获得了宇宙论的依据，而成为了儒家知识分子人格―心灵层面的力量源泉。这样，辩证的独立精神就形成了心灵―社会―家国―心灵的体系化的、自足的人格理想，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建塑提供了基本框架和思想资源。

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

儒家辩证的独立精神塑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产生了深广的历史影响。这里仅能粗略提到这种影响的几个方面：

一、关于宗教：由于儒家辩证的独立精神充溢了从儒家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各个层次和方面，无论着眼于个体灵魂的寄托问题，还是着眼于在家国天下的舞台上自我定位的问题，这种精神都以其“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叁雄”的健和壮美，为儒家知识分子提供的力量。那关系着自我实现和家国天下的大道，总是优先于寄托自己心灵的神祗；那至诚如神的自信，始终不允许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完全拜伏惟一的上帝面前。因而，在中国古代7439的大传统中，始终缺少宗教的立足之地。

二、关于儒道互补：儒家辩证的独立精神，强调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和傲岸。这种精神再推进一步，就已经接近于庄子哲学的出世精神――对个体独立和超然的极度强调。郭沫若认为，颜回“明显地富有避世的倾向”，“孔子本人原来就是有些超现实倾向的人”[15]。道家思想能够渗入到儒家士大夫心灵之中，对中国7439、美学产生深广的影响，应该与两家在独立精神方面的共同之处有关。

三、最重要之处，当然在于儒家辩证的独立精神，赋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执着追求理想的精神、抵抗外界诱惑的精神、强调个体尊严的精神。鲁迅曾经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条中国的脊梁中，始终有儒家辩证的独立精神提供的力量。从不堪国辱、投江自尽的屈原，到历经磨难、潇洒依旧的苏轼，从力挽狂澜、救国危难的于谦，到反对名教、英勇就义的谭嗣同，中国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情怀始终不绝如缕。这份豪情赤胆，始终是《大学》《中庸》高扬的人的主体性的传承，始终是一股独立于时代、局势、环境的正气。

[1]主要依据王岳川，《〈中庸〉作者及其成书过程考辨》，《〈中庸〉〈大学〉讲演录》，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梁涛，《〈大学〉早出新证》，《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大学》早出的论据并不如《中庸》作于子思的证据充分，但在我看来，在思想发展的脉络上，《大学》理应出现较早。

[2]简单梳理这一时期的战争、动乱和政治变革，计有：

①公元前482年、公元前478年，越国两次伐吴，笠泽之战后，越国长期围困吴国，最终与公元前473年迫使吴王夫差自尽。许多史家将是年界定为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界；②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81年，田恒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这是田氏篡夺齐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③公元前468年，鲁三桓攻哀公；④公元前458年，晋智、赵、韩、魏氏合攻范式、中行氏，五年后，赵、韩、魏三家又灭智氏，也有很多史家以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作为划分春秋与战国时代的交界；⑤公元前445年，李悝变法随着魏文侯的即位渐次展开等。

[3]详见余英时，《士与中国7439》第一章：《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以社会分层研究为例》，载于《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5]余英时，《士与中国7439》第一章：《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272页，29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7]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5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8]《中庸》第二十章。

[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10]《论语・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