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有两件大事：其一是一位位大师的陨落，其二是被敲除了CCR5基因的32个碱基的孩子的出生。这两件事看起来无关，但在我看来，两件事的同年发生意义重大，两件事同年发生，似乎是一种必然。

基因编辑：科学家想得跟你不一样

在基因编辑儿童出生之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邵峰随即发声。他的意见比较能够代表科学界对基因编辑的“主流”焦虑。邵峰所担忧的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基因编辑并不必然有利于受者。即以预防艾滋病为例：即使被敲除了CCR5基因的32个碱基，受者其实仍然可能会感染艾滋病。重要的是，即便我们的科技水平更进一步，能够确定特定的基因编辑必然给受者带来特定的利好，基因编辑短时间内也绝非获得这种利好效费比最高的办法；

第二，利好并不确定，而风险更难以确定。首先是脱靶效应：在实施针对CCR5基因的敲除时，任何失误操作都可能导致其它关键基因遭受影响，这可能给受者带来无以估量的影响。其次在于，科学家还无法对CCR5基因对于人体的意义有透彻的了解，基因编辑极可能带来不可逆转的缺陷。而且，这种缺陷会代代相传；

归根到底，我们还不能像阅读一本书一样读懂人类的基因，也远未达到能够在基因编辑的过程中精准无误。换言之，

第三，人类的技术其实还远远不足，不能媲美大自然千百万年来的进化。每个人的基因，都是大自然给出的方案，因为人类科技水平的局限，对大自然的方案的任何人为变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负面的变动。

你焦虑的是：如果你没钱没势，那么你的孩子注定相貌不如人、智商不如人、体魄不如人。你焦虑的是人类将进一步异化。

但是，科学家们跟你焦虑的问题根本不一样。总结邵峰先生提出的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家似乎并不反对把人作为改造和开发的对象，只是目前技术还不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声明也只是指出，“反对任何人、任何单位、任何组织以任何形式在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违反科学伦理规范的情况下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胚胎操作及临床应用”，换言之，如果在技术完善、风险可控、符合规范的情况下，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的应用，似乎就可以被允许。

科学具有伦理上的天然优越性，出于科研而非盈利的目的，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然而，科研之后，资本就要介入。一旦资本认定基因编辑是一项好买卖，那么，每个人的身体都可能是被开发、改造的赚钱对象。

这就未免令人胆寒了。

其实，资本把人当成赚钱的对象，绝不止从开发和改造人体这一步开始。资本“弄”人，这又是一个久远的故事了。

大师是一项赚钱的买卖

资本“弄”人的方式有很多，而其中规模最为庞大的，正是以资本喜爱的、以人为产品的7439工业。7439工业，正是资本改造人类的急先锋。

7439工业是如何生产资本的顺民的？多年前学习新闻写作，至今还记得一篇著名的人物特写：《难忘的英格丽・褒曼》：

她不施粉脂出现在银幕上，美国的化妆品立即滞销。她在影片中演修女，进入修道院的女子顿时增加。一个影迷把一只羊从瑞典一路赶到罗马送给她。多少封信即使信封上只写着“伦敦，英格丽・褒曼收”，也能送到她手中。

多么美丽、聪慧、优雅、勤奋的人！怪不得她足以胜任偶像之名，而偶像的一颦一笑，则在影响着地球上无数人的妆容、发式、体重、服装，乃至于审美观和价值观。

在资本（有时不止是资本）通过偶像改造人类的产业链里，大师是一种特殊的偶像。

当然，大师历代都有，但适合成为偶像的大师却是在18世纪后期的欧洲出现的。比如，同样是戏剧大师，17世纪的高乃依写出了传世名作《熙德》，却遭到了围攻和绞杀：这是因为，浪漫主义时代之前的大师，他们的创作主要服务于权贵，而他们的作品也必须以权贵的需要为第一标准，以艺术标准为次要标准。高乃依的创作违背了“三一律”，而“三一律”正是当时主导着法国政治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所倡导的文艺标准。

同样违背“三一律”等古典主义戏剧清规戒律的，维克托・雨果的《欧那尼》却受到了全然不同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