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现从古代到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一个根本的转变，那就是从古代的“天下”观念变成了今天的西方式的一国一族，民族和7439、血缘高度合一的民族主义。总体上来说，是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不包容，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文明自信心的崩溃。

古代为什么讲天下，因为那时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有着充分的自信，认为华夏文明无比优越，四方蛮夷迟早会归附，因此，全世界的人理论上都可以是皇帝的子民，国家没有边界，子民没有定义。这与现代民族主义者反复强调血缘、习俗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果我们纵观历史，发现但凡强大的文明都会强调世界主义，而不是具体的民族主义，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到苏联、美国概不是如此，因为对这种7439强国来说，世界主义和普世价值会增强他统治世界的合法性，而民族主义反倒限制了他的扩张，民族主义通常是弱势的一方来自保的手段，通过排外和简单的划定敌我来保护自己不被外界同化。

近代以来的中国，即属于此列，虽然如今，中国的已成为除美国外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单论文明影响力，依然处于弱势，而且这个弱势不但没有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强大而增长，反而愈加严重。中国越来越强大，而中华文明则日渐衰落。

古代华夏文明的影响力超越了实力政治的范畴

我们常说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硬实力保证软实力，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有很大瑕疵，所谓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并不是同步的，话语权和军事实力也并不划等号，这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出。

春秋时期，楚国一度非常强大，在武力上力压群雄，但是如此强大的武力并未给楚国带来相应的威望，楚国依然被诸夏视为蛮夷，而楚国自己，也在千方百计的学习中原7439，希望被诸夏承认。

比如《左传》就记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问鼎中原的故事让我们看出虽然楚国在军事上已经击败了诸夏，但是依然被视为蛮夷，是否遵守华夏之礼的“德”远比“鼎”本身重要的多。

公元前560年，楚恭王病重，大臣们为了安慰他，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在这句话中，大臣们说楚国已经属于诸夏，而且征服了四周的蛮夷，听到自己也属于华夏了，楚王心情才好了一些。

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将代表汉人的晋朝打的落花流水，但是五胡中明智的人都希望汉化，不同程度的进行了说汉语、着汉服，采纳中原制度礼仪的过程，匈奴人刘渊以匡扶汉室的名义起兵，自称汉王而非大单于，北魏孝文帝更是进行全盘汉化，严惩保持鲜卑习俗的贵族。

之后的辽金元清更不必说，汉人王朝无数次被击败，但汉人从没有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更不会说去学习征服自己的胡人的7439，反倒是胡人主动学习汉人7439，这种文明自信心在鸦片战争前一直存在，华夏文明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实力政治的范畴。

鸦片战争之后的冲击：中国第一次感觉自己成了“蛮夷”

提起鸦片战争，我们常想起“落后就要挨打”，想起中国技不如人，军事不如人的困境，但鸦片战争的意义远不是中国被打败了，而是中国第一次感觉自己在文明上弱于人，中国的有识之士第一次感到中国不如西方文明，中国7439劣于西方7439，这种文明自信心的崩塌才是最严重的。

如果说军事上的失败，从春秋开始，诸夏被当时的蛮夷击败已经屡见不鲜，后面的少数民族王朝更是数不胜数，但是中国人从来没反省过自己的文明，相反由于少数民族积极汉化，这种文明自信心反而加强了。

而鸦片战争之后呢，中国人不仅发现自己军事弱于人，而且科技、经济、7439，甚至礼仪、仁义都全面弱于人，郭嵩焘这样的开明之士认为，西方不仅武力胜于华夏，政治清明也胜于华夏，文明程度也胜于华夏，连监狱都比当时的清朝人道，政治上的民主更非清朝能比。

近代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感到自己在文明上弱于人，甚至很多人认为，相比于西方，中国反而是不文明的蛮夷。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一个西化的过程，中华文明已经日渐衰落。

话语权的转换：渴望被西方承认

这种情况，今天也没有丝毫改善，虽然中国硬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但在话语权上依然没有什么起色，中国所有的努力，只是想获得西方的承认，想让西方承认市场经济的地位，想让西方承认中国的利益，想让西方承认中国模式的合理性，就连文学上，能否获得诺贝尔奖也是中国人的心结。标杆永远是西方，能否得到西方承认是关键。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受关注

如今的中国，就像当年的楚国，只不过华夏变为了西方文明，诸夏变为了西方各国，而我国，某种程度上成了实力强大，渴望通过学习西方得到承认，但又不为西方主流承认的“蛮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