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与毛泽东破天荒地聚首于陪都重庆，就战后中国的政治前景展开磋商，经过国、共两方代表的密集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重庆和谈与“双十协定”的出台一直是个饶富兴味的历史话题，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定展开此次和谈的？和谈是否有外部因素的促成？“双十协定”确立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为什么最终演化成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呢？

时值“双十协定”签署73周年，笔者拟依据相关史料简单回顾一下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突如其来的胜利

蒋介石与毛泽东对于抗日战争的突然胜利几乎都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国军在1944年日军发起的“一号作战”（Operation Ichi-go）中损失过于惨重，1945年初，蒋介石在《日记》 中规划的全年“军事目标”已将调门放得很低：

“甲、第一期收复南宁与柳州（六月）；乙、第二期收复香港、广韶，占领广州湾与香港海口（十月）；丙、第三期收复衡阳、长沙、岳阳与武汉、宜昌（十二月），并收复台湾。”

可见，当时蒋介石只是期待经由三期反攻，可逐渐收复华中、华南地区，而上述设想衡诸当时国军战力，已属相当乐观，至于在中国战场彻底击败日军，根本不在蒋的计划之内。

时间到了1945年夏季，各种迹象都表明盟军的对日作战已进入尾声。8月6日，美军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9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的投降似乎已成为了一个时间问题。

在闻讯苏军进入东北后，蒋介石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晨接俄国已对日宣战之消息，忧喜参半，而对国家存亡之前途与外蒙今后祸福之关系，以及东亚民族之盛衰强弱，皆系于一身，能不战栗恐惧乎哉。”由于担忧苏联会借助控制东北的机会，积极支援中共，阻挠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恢复对华北及东北的统治，蒋介石直到此时方才开始真正着手战后准备的工作。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街头接受民众欢呼

与蒋介石的情况相同，身处延安的毛泽东同样没有预料到抗战会在1945年结束。在“七大”闭幕后，毛泽东曾发电报给率领“南下支队”前往湖南、广东开辟新根据地的王震和王首道，对战争的进程有所预测：

“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过此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可能，到那时你们的根据地须具相当规模以便应付内战，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可见，毛泽东将战争结束的可能时间设定在1946年下半年，因而，这一时期中共因应局势的各种策略，包括继续在舆论上宣传组建联合政府，延请黄炎培等六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南方开辟新的根据地借以牵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都是带有长期性的战略布局，并不是应对战争结束情况下的具有针对性的举措。

不过，苏联出兵东北的消息令毛泽东意识到抗战已进入尾声了。8月9日，中共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阶段中国的任务是“配合苏军作战、制止内战、统一集中、国共谈判”，他认为，内战的危险正随着日本垮台而快速增加，为了能在即将来临的国共军事冲突中占据有利态势，共产党在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取之于日伪，扩大地方，扩大力量，借以“对付内战的威胁”。

▲1945年4月，毛泽东为中共七大致开幕词

就在苏军越境进入中国东北的第二天，毛泽东即向新四军发送电报，指令其利用日伪投降的有利时机，尽可能占领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这其中就包括了上海、南京在内的华东各大主要城市。新四军已拟定计划，以总数三千人的部队潜入上海市内发动起义，一举占领这座“远东第一大都会”。

尽管占领华东城市的计划其后遭到了美、苏方面的强烈干预而没有成为现实，但毛泽东对于局势的应变速度明显比蒋介石要快上许多。8月11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再次强调：

“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

面对中共在战后全面扩张的的态势，蒋介石及国民党亦不得不紧急筹谋有效的“善后方案”了。

二、一触即发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