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元年（221年）秋，甫登帝位的刘备先后遭遇关羽被杀、荆州沦陷和张飞被害，盛怒之下亲自统领大军征伐东吴，联营七百余里，却在V亭遭到陆逊火攻而大败，蜀军节节败退，刘备退守白帝城。

次年春，刘备病重，丞相诸葛亮奔赴永安宫受命。《三国志》记载，刘备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定下了政治遗嘱，给后主刘禅抛下元气大伤、疲弱不堪的蜀汉烂摊子，带着未竟之志溘然长逝。

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刘备主动对总揽朝政的诸葛亮许下“君可自取”的政治诺言，出人意料，匪夷所思。历来帝王托孤，都着眼于稳定新君的法统实力，岂有传位新君又另许大臣之理？这既招致新君不满，又使大臣生窥窃神器之心，相互掣肘，后患无穷。刘备如此安排的用意何在呢？

对白帝城托孤之举，历来不乏赞美讴歌和险恶忖度。或以为这是君臣鱼水之情，甘以天下相托，或以为此乃帝王心术，病榻后其实暗藏着刀光剑影。表面上看，白帝城托孤是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对手戏，实际上，舞台的黑暗中还站着一个人，“君可自取”的惊天之语，其实是对他说的。

他是谁？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托孤场景

蜀汉的政治危局

原来，在白帝城托孤中隐而不彰的那个人，是刚刚从地方被召到刘备病榻前加封为尚书令的蜀中干才李严。正是他和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支撑起了整个蜀汉政局，也可能成为蜀汉最大的危险。

历来最高权力交接之所以凶险异常，关键就在于权力交接时极易引发内外各方势力的干预。章武二年（222年）夏，V亭大战后，蜀军节节败退，刘备次年二月托孤，四月病逝，此时三国斗争的主线已转为吴魏交战。战胜的吴国山越不宁，濡须、江陵面临魏军极大压力，自保不暇，已无余力攻取蜀国。而战败的刘备对此也是洞若观火，于是两国在战后当年冬便互相遣使议和，两国对立实际上已经平息。

刘备托孤的永安宫遗址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即指出，蜀汉此时之危，不在东吴，而在萧墙之内。这其实是三国政权共有的问题。魏蜀吴三国均是由一个突出的军事政治集团在博得地方大族的认可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曹魏之于中原，孙吴之于江东，蜀汉之于四川，莫不如此。在蜀汉内部，长期以来便潜伏着蜀汉本土势力和刘备荆州集团的对抗和摩擦，这构成了蜀汉政治的基本主题。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已经为刘备规划了基本的战略路线，那就是“跨有荆益”，等待变局便北上逐鹿中原，恢复汉室。随着荆州丢失、关羽殒命、张飞被害，刘备集团的根本就只剩下益州。然而，对于益州，刘备及其部属却是“新人”，是外来者，不得不尊崇并重用本地名士法正、许靖、董和、黄权和李严等“旧人”，以安定蜀地百姓将士之心。

电视剧《虎啸龙吟》中的李严形象

然而蜀地本土士人对外来的刘备集团积怨已久，两方冲突不断。刘备的义子刘封仗势欺人，导致了蜀地“旧人”孟达的不满，叛蜀降魏。为了平息将士的怨恨，诸葛亮劝刘备杀刘封，以谢蜀中“旧人”。

刘备称帝后所立的皇后，也是蜀地旧主刘璋之兄刘瑁的遗孀吴氏，吴氏之兄吴懿也得到重用，可见刘备为了安稳蜀中人心所做的努力，也反映出来刘备称帝的基础并不稳固。如今军队大败，蜀地人心离散，再加上刘备病危，蜀汉政权已经有动摇的危险。

夷陵之战前，法正等旧人重臣已经去世，黄权降魏，此时真正能够代表蜀中势力的关键人物只有李严。李严本人虽非蜀地世家大族之后，但很早就投奔蜀主刘璋，被任命为成都令而“有能名”，可见李严政治才能出众，受蜀地士人信赖。归降刘备后李严镇守地方，数次遇到盗贼起义皆能迅速平定，被封为辅汉将军，可见李严还是将才。

刘备托孤，以丞相诸葛亮为正，尚书令李严为副，正副配合，文武相应，既坚持了蜀汉北图中原的基本国策，又能有效安抚蜀地“旧人”，使新旧各得其所，彼此相安，实在是高明的安排。

君可自取有几个意思？

实际上，同样是“托孤”，刘备与当年的孙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遭到仇家刺杀，临终之前传位其弟孙权，托孤张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因而有了孙权以张昭为长史，以周瑜为中护军的安排。

刘禅即位后以诸葛亮为丞相，以李严为中都护，如此文武格局，恰与孙吴相同，可见刘备的苦心安排和孙策颇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