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其人

1944年，欧洲各地的犹太社区大多已被纳粹扫平，乔治·索罗斯一家躲在布达佩斯的地窖之中，他们持有非犹太人的假身份证明。索罗斯称，1944年是他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从生死危难中学会了生存的技巧，这其中的两条经验对他此后的投机生涯很有帮助，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险，第二是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那时，英国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在写两卷本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面对世界大战，波普较为抽象地指出，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是成为“封闭社会”，每个人都被迫相信同样的事；其二是成为“开放社会”，有更多的自由与宽容，成员能免于民族之间的战争。尽管在开放社会中，相互冲突的信仰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但都必须承受，开放社会虽然不确定不安定，但要优于封闭社会。

1949年，索罗斯离开匈牙利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他在经济学课程中并没有太多的收益，但他熟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还曾拿了几篇论文给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波普看。波普本以为会有个西方世界的年轻人能够深刻理解他对开放社会及封闭社会的分析，但他知道索罗斯来自匈牙利后未免有些失望，因为在波普看来，那里正是个封闭社会。

1956年，26岁的索罗斯结束了他在伦敦一家银行的工作，揣着5000美元来到了美国的华尔街。他先后做过套利交易员和金融分析师。1969年，索罗斯与杰姆·罗杰斯合伙以25万美元起家创立了“双鹰基金”，专门经营证券的投资与管理。1979年，他把“双鹰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以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海森伯发现了量子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而索罗斯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测不准”。这位曾苦苦研读哲学、想当个大知识分子的商人认为在金融市场中毫无理性可言。

70年代后期，索罗斯的基金操作得十分出色。他说：“我和基金融为一体，它因我而生，我和它生活在一起，睡在一起，它是我的情妇。”有了这样的情人，索罗斯的婚姻自然就出现了裂痕。1978年，他与妻子分居，与孩子的关系也日趋冷淡。

1980年，他最初的合伙人杰姆·罗杰斯离开了“量子基金”，骑着摩托车去周游世界。他带走了公司20％的股份，价值1400万美元。索罗斯80％的股份价值为5600万美元。

索罗斯由此创立了他的第一家慈善基金会。事实上，早在1962年，他没有多少钱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意识的负担》中说，人不一定更注重拥有物质，而不重视拥有精神、艺术和道德的价值，但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简化为货币条件。他相信市场机能的原则可以延伸至极为广泛的领域，如艺术、政治、社会生活、性和宗教。

狙击英镑

1992年9月，索罗斯对英镑的狙击成为国际金融投机领域的传奇。9月15日下午5时许，索罗斯坐在曼哈顿中区一栋俯瞰中央公园的摩天大楼的33层办公室里，他在一周之内调动了100亿美元，赌英镑下跌。他的专用办公室外是员工办公室，那里贴着一幅用计算机打出来的条幅：“我生而贫穷，但不会穷死。”索罗斯来到办公室只为了感受一下这场金融史上最大的一次赌博的气氛。随后，他回到他在纽约第五大街的寓所，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之后就上床休息。

早在1990年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简称ERM）之时，索罗斯就在等待。在他看来，英国犯了一个错误，因为ERM要求成员国的货币必须盯住德国马克。索罗斯认为，当时英国的经济并不强劲，加入ERM，就等于把自己和西欧最强的经济体——统一后的德国联结在了一起，英国将为此付出代价。1992年，英国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加剧。英国首相梅杰在格拉斯哥对苏格兰英国工业总会演讲时说：“软弱的选择、贬值论者的选择、助长通货膨胀的选择，在我看，是在此刻背叛我们的未来。我可以十分明白地告诉你们，那不是政府的政策。”

应该说，正是梅杰政府的决策给索罗斯提供了好机会。他在1988年已经把基金会的大部分工作交给了年轻有为的斯坦利·杜肯米勒管理。杜肯米勒针对英国财政的漏洞，想建一个30亿到40亿美元的放空英镑的仓位，索罗斯的建议是将整个仓位建在100亿美元左右。这是“量子基金”全部资本的一倍半，这意味着索罗斯要借30亿美元来一场大赌博。

9月16日，英国金融界将之称为“黑色星期三”，财务大臣拉蒙特在一天内两次宣布提高利率。但对索罗斯来说，那个星期三是阳光明媚的。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杜肯米勒打电话叫醒了睡梦中的索罗斯：“乔治，你刚赚了9.58亿美元。”后来表明，索罗斯在那个“黑色星期三”开始发生的种种事情中赚得将近20亿美元，其中10亿来自英镑，另有10亿来自意大利里拉的动荡和东京股票市场。整个市场卖出英镑的投机行为击败了英格兰银行，索罗斯是其中一股较大的力量。

在1992年9月的传奇中，索罗斯赚到的钱等于是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拿走了12.5英镑，但对大部分英国人来说，他是个传奇中的英雄。英国民众以典型的英国式作风说：“他真行，如果他因为我们政府的愚蠢而赚了10亿美元，那他一定很聪明能干。”

金钱与政治

“财富有如蘑菇，长在阴暗之处。”但索罗斯并不理会这一点。自1992年狙击英镑之后，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公众人物。1992年12月，一位电视记者采访索罗斯：“你投资于黄金，大家便都认为该投资黄金，你写文章质疑德国马克，马克的汇价就下跌，你投资于伦敦的房地产，那里的房地产就被看好。一个人应该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事实上，索罗斯正是想通过金钱来推广他的社会理念。从1980年起，索罗斯开始给东欧异议分子以金钱资助，1984年，他以每年捐助300万美元的规模在匈牙利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进行文化教育活动。索罗斯选择了米可洛思·瓦萨赫利担任匈牙利基金会的总裁。瓦萨赫利是1956年匈牙利动乱之时该国总理的新闻发言人，苏联入主匈牙利后，瓦萨赫利被逐出共产党，判刑5年。

80年代后期，索罗斯试图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面以讨论一项援助苏联的计划。他将这个设想中的计划命名为“撒切尔计划”。遗憾的是，撒切尔夫人直到下台之后才与索罗斯通过一次电话。1989年，索罗斯又想与美国总统布什谈一谈应付苏联的新策略，虽然他要见一见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未能如愿，索罗斯还是用1亿美元建立了国际科学基金会来向俄罗斯的科学家们提供帮助，使3万多名科学家每人能拿到500美元的救助。

索罗斯资助欧洲的行为赢得了“一人马歇尔计划”的赞誉。以1996年为例，他向俄罗斯捐助了约58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为1亿美元。那年，包括俄罗斯在内，索罗斯共向10个东欧及中欧国家撒出了1.5亿美元以上，其中他对匈牙利等3个国家的资助超过了美国政府给予那些国家的经济援助。

在东欧用金钱推动其“开放社会”理念的同时，索罗斯也希望能把美国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1996年，他花费了100万美元以说服加利福尼亚的选民同意医生可以在给吸毒者的处方中开出大麻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他还打算在5年之内为一个毒品政策研究小组提供1500万美元的经费，来反对美国现行的“反毒品战”。他对美国有160万囚犯的事实也颇为不满，用500万美元建立了一家研究犯罪文化的中心。他对美国每年死掉不少人的状况不满意，花2500万美元资助一个死亡研究中心，力求加大临终关怀的力量和减少新生儿夭亡的情况。他对美国的移民政策同样也不满意，捐出5000万美元的经费帮助移民能够获得美国国籍。他索性在巴尔的摩成立了一家办公室，给出2500万美元的经费来看一看他还能对美国的哪一种现状表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