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寻求市场与艺术平衡点的导演，和一个急需用作品和演技完成转型的流量小花，这次合作却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互相成全。

流量提升了《宝贝儿》的知名度，能够让这部小众的文艺电影被更多人看到，但流量也注定了相比于关注社会弃儿的讨论，影片更大的争议点在于主演杨幂。

而上一次文艺片能够获得铺天盖地的话题的，是冯小刚与范冰冰的《我不是潘金莲》。

即使是村妇，对比《我不是潘金莲》中的范冰冰与其他人，依旧有着巨大的区别。单从海报而言，美版范冰冰对“丑”版温柔俯视，形象对比之下，范冰冰扮丑转型的大肆宣传，似乎才是这部作品的最大话题度。

甚至连冯小刚导演自己都这样表示：“找公认的演得好的女演员来演，得奖了，跟我有关系吗？我要是找了一个大家都觉得不行的，在我的指导下演了，得了奖了，那就跟我有关系了嘛。”

对于《宝贝儿》里的杨幂，似乎也不过重复了范冰冰的旧路。但可惜的是，即使话题不断，对于范冰冰的演技而言，还是有不少观众表示肯定，但对于杨幂，多数人的评价为：尊重她的勇气，但这还不足以成为判断她将改写事业的依据。

毕竟如果无法将人物的内核与深层次的行为驱动，通过演技传达出来，那么这类的“形象突破”将仅仅只是停留在表面，甚至会让部分观众产生“这只是噱头”的既有印象。

上线第四天，《宝贝儿》的总票房累计至2246万，豆瓣评分从6分跌至5.7分，两人当初在点映场上的玩笑话一语成谶。

只靠“扮丑”，转型之路道阻且长。

“审丑”悲哀

事实上，杨幂和范冰冰也不过是女星转型中的一个小小缩影。在如今的大荧幕上，美貌女明星想拿奖先“扮丑”，似乎已经成为了电影圈不成文的规矩。

赵薇凭借《亲爱的》中粗鄙无知、买卖孩子的农村妇女，首次拿下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颜丙燕凭借《万箭穿心》中的城市底层妇女，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电影百合奖、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女主角奖等一众奖项统统收入囊中；在电影《杀生》中，梁静对举止夸张言语粗鄙的“接生婆”的塑造，让她获得了金马奖。

即使是作为权威存在的奥斯卡，这么多年对寡妇、丧子母亲、丑女等形象也有着不一样的偏爱。最为典型查理兹・塞隆在29岁时凭借《女魔头》中的连环杀手一角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而在这之前，她拿到的都是花瓶角色。

作为观众认证的实力派，梁静曾开玩笑称：“女演员们，不要怕扮丑，你们看我，这么漂亮一美女，一扮丑，就拿了奖”。

虽然很多女演员自毁形象的或许并非出于拿奖的心态，但是颠覆形象的表演更容易拿奖，的确一件毋庸置疑的事实。

纵观受到肯定的女性银幕形象，观众似乎更偏爱于绝境下的女性角色，他们喜欢看着女性哭泣、崩溃、绝望，即使有着丑陋的容貌但有着或善良或坚定的内心……为了塑造这样的形象，女演员需要扮丑、增肥，尽量远离美丽这个词，以此获取评委的垂青。

这也致使越来越多的女星加入扮丑行列，一方面是对自我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是市场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利用“丑”在女星身上的戏谑感营造一种“审丑”心理。

复旦教授杨俊蕾在《“女星扮丑”成为形式，是对真实民间的误解》中指出，“导演与原著作者各怀心思的仓促拍摄和奢望欲念，既想让女星扮丑成为引人发噱的搞笑材料，又想让扮丑后的底层人物获得普通观众的普遍关注与道德优势。”

在这样的环境下，或许就如同爆款文中对“如何在三十天内减肥”的问答一样，“扮丑”也成为了“如何在短时间内获奖”这一问题最简单粗暴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