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拥抱战败》一书这样评价这次战争更名：“‘太平洋战争’的新名称，则将战争的重心转移到太平洋地区，明白无误其首要所指是日美之间的冲突。……他们根本将日本在亚洲的对手排除在占领格局中任何有意义的角色之外，现在又直接将他们从战争命名的字面上删除。这种不得要领的命名，非但不能提醒日本人对战争罪行的自觉，反而推动他们逐渐遗忘对亚洲邻居们所犯下的罪行。”

因此，在东京审判中对天皇战争责任的免除、战争命名的误导以及日本人特有的二战“核阴影”之下，日本民众在自身二战位置中的判定变得十分模糊。

《罗生门》与日本二战认知

在这样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电影《罗生门》是一部完全符合日本战败叙事的电影。

影片中的案件相关者：强盗、武士之妻甚至是武士自己，无一不承认是案件的凶手。强盗承认杀人是为了展现自己的能力，武士妻子承认杀人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贞洁，武士借巫婆还魂说自己自杀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尊严。

事件的三个主角想要通过承认杀人而占据道德制高点，这是常规视角中对于电影《罗生门》的解读。

如果将电影还原到《罗生门》创作的1951年呢？

影片利用多重叙事将事件的始末、事件中人物的心理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与此相反的，刻意将影片中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符号化，突出了影片折射现实的意味。

首先是戏中戏的设置。

雨中罗生门避雨的三人（樵夫、杂工、行脚僧）是审判者，他们对这起事件抒发了彼此的看法。他们看似都是正义的存在，而讽刺的是：这三位审判者中的樵夫本身也在为了利益说谎（樵夫拔走了武士身上的长剑，因此谎称凶器是匕首）。

这映射了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为了自身利益而放弃追究天皇责任的审判者。

其次是对真凶多襄丸的“包庇”。

樵夫没有在法庭说出真相的结果是，直接导致了真凶多襄丸没有受到法律的仲裁。这是潜意识中对真凶多襄丸的“包庇”。

这种“包庇”体现了战后日本潜意识中对于显而易见的战争罪行所展现出来的暧昧态度。

最后，将立意落在了对历史的反思上。

影片的最后，回归到了破败的罗生门的现实空间，通过多重叙事，告诉观众，无论是审判者、加害者还是被害者，只要是案件的参与者，没有人是无辜的。

这反映了战后日本所处的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尴尬位置与自我审判的内在心理。

影片的结尾，黑泽明为这场沉重的审判找寻到了一个解决之路。雨过天晴的罗生门，一位弃婴出现并被樵夫收养。行脚僧感动地说：“多亏了你，我可以继续相信人了。”隐喻着过去的丑恶不可磨灭，但终将过去，未来还有新的希望。

结语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性地关注电影大师们精湛的视听语言和绝妙的叙事手法，却很少关注到电影其实是更与时代相关的一门艺术。也许的确是“人性本恶”，又或许战争真的有“路西法效应”，所有的罪恶在“雨中罗生门”的特殊地点都受到了审判。武士的懦弱、强盗的狡诈、女人的狠毒和樵夫的贪心，这怎不是在特有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