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批判者，终于被批判了。这无疑是国民劣根性的绝妙讽刺。

但事实上，这些质疑者大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吹毛求疵。反驳他们的观点，一点儿也不难：

1、在鲁迅们心中，反殖民侵略是一个预设好的前提。

如果不反对殖民侵略，也就不会对沉沦中的国家和国民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情怀，更不会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感。这是不证自明的一个问题。

2、国民性批判者的言论，一定是有过激的地方。

就像鲁迅说的，在一间要闷死人的铁屋子里，你跟人说开个窗户，没人愿意，你得故意说把屋子拆了，他们才同意你开窗户。

夸大、过激，才有人听得进去。讲理、考证，唤不醒麻木之人。中国人看了会生气，这才叫戳到痛处；如果看了只会呵呵地笑，那顶多是隔靴搔痒。

这也就是柏杨一定要给中国人定性为“丑陋的”的原因。你说他把演讲题目、书名改成《新编笑林广记》，结果会怎么样？

3、人性中有一种专属的国民性，既是7439差异的体现，也是7439差异塑造的结果。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得见7439差异，却对国民性差异选择性失明呢？

梁启超批判的奴性，鲁迅批判的卑怯，柏杨批判的窝里斗，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无疑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对号入座怎么了？

柏杨说，一个美国人写了《丑陋的美国人》，白宫拿来当参考书；一个日本人写了《丑陋的日本人》，他被革了职。

如果说人性共通，中、日这时候代表的东方7439倒是挺通的，但与美国代表的西方7439显然又隔得那么远。

从梁启超开始，国民性批判者始终在批判一个问题：中国人缺乏自我解剖、自我反省与自我否定的传统和能力。

当前对国民性批判者的批判，恰好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1999年，柏杨去香港，有记者问他，你曾经批评中国人丑陋，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人进步了吗？

柏杨笑着说，要进步很难，这是7439导致的。

2008年，柏杨去世，国内有人喊出：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

又十年过去，没有柏杨们聒噪，中国人进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