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中指”，最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使用，表示鸡奸，用来鄙视、恐吓或者威胁他人。2017年10月28日，美国女子朱莉・布里克曼骑着单车，向从身边经过的特朗普车队比了中指。随后，尽管她被公司炒鱿鱼，但是却得到了美国很多网民的声援，offer、捐款也纷至沓来。

她成为了英雄。

而对于“竖中指”的历史，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其真正起源于英法百年战争。战前，法国士兵扬言要活捉英军所有弓箭手，并把它们的中指悉数折断，让他们永远拿不起弓箭作战。然而，法国大败，英军的弓箭手全部炫耀地伸出中指，对法军俘虏表示鄙视和羞辱。因此，竖中指在西方兴起。

作为性社会学范畴的“中指”

作为性行为“帮凶”的中指，以及其在性生活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中指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性社会学的隐喻。

“当生物规律还在支配动物的性之时，作为非自然化动物的人类已不再本能地进行性行为。作为社会机构，人类的性活动必定包含了精神活动和肉体活动的协调”。

法国性社会学家米歇尔・博宗在其所著的《性社会学》中坦言，人类的“性”并非由大自然所馈赠，而是在它所处的7439环境的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其反过来又有助于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从而体现了其所包含的浓烈政治重要性和意义。

因而，控制人们的身体和衍生出来的“性”，是极权主义国家屡试不爽的行径。

位于食指与无名指之间的中指，作为人类最长的一根手指，其不仅可以作为佐证达尔文主义的鲜明案例，还承载着政治学的意义。从古至今，性在家庭、社会稳定性、及其对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小小的中指，也折射出了其对人类的既定秩序和生存规所起着重要作用。

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战争中，对其它国家和民族“性”层面上的摧毁、霸占、重建，被视为是对异族的彻底征服。也不难想象，与杀戮相比，战争中最大的罪行莫过于强奸。我们可以从日本在亚洲地区以及苏联在德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窥见一斑。

鉴于此，当我们花费一秒钟向他人比了个中指，则意味着对他人暴风雨般的讽刺和侮辱性的蔑视。于是，在公众场合――特别是在镜头前对他人比中指，则是表达难以挥斥方遒的愤怒和蔑视。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伴随着悠长的唏嘘，随意向他人比中指，不仅会招来恶意，还有可能会饱尝拳脚乃至各种处罚。

朱莉・布里克曼就是佐证。

主体性独立：竖中指的流行

朱莉・布里克曼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弹出的中指，博得美国各界的声援，“为人弹冠相庆。”但是，作为一种“终极”的羞辱，缘何这位母亲会收到来自美国各地的声援和资助？

伴随现代主体性的突出，产生了性领域的独立化。从19世纪性与宗教学说决裂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此之后――至少在西方大部分国家，性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赤裸裸的政治文本，不再是政府及其暴力机器对人们的控制阀。在近代，各异的性经历和性经验，是构建主体和个人化的主要基础。

西方性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让“性”不再是神父和卫道士眼中的肮脏的字眼，不再是有罪的、有损道德的字眼，性行为也不再被冠以“生育”为任务（目的）的人类的自然活动，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主体性自由。媒介所构建和生产的性7439，无论是情色产业还是电影设级制度，已经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中站稳脚跟，并与女权主义和LGBT群体遥相呼应。

在这种并不完全的性解放与性革命当中，饱受雇主非议的同时，也赢得各界声援，二者并不矛盾，不必刻意地将朱莉・ 布里克曼置于“二元论”的沼泽之中，自设罗生门，并展开左右互搏。

相比较西方，中国人在使用中指时，特别是在和朋友们之间互相比中指时，并不代表羞辱和侮辱，而是表达一种戏谑、俏皮抑或是――纯粹为了好玩。

身体的历史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中，描绘了血腥、残忍、令人瞠目的行刑场面：刽子手用烧红的铁钳对刑犯开肠破肚，再将融化的铅、松香、硫磺浇入被撕裂的身体……在福柯看来，人们对身体的观看行为说明了，从关注“身体”本身演变为关注除身体之外的事实，身体已经沦为政治和暴力机器的载体与控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