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是基督教的教义让中世纪的女性陷入了围绕性现实的，无穷无尽的纠结之中。其实这一点也让部分神学家和雄辩者头疼。因为毕竟男男女女都要结婚，结了婚再出轨，必定不仅是寓言诗里的笑料，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的确确会产生的各种问题：如果婚姻的誓约是神圣的，那么婚姻之中的性愉悦何以是罪恶的？如果欢愉是可以原谅的罪过，那么它在哪一点上，就变成了属于致命罪恶的***或极端的欲望？为了生育而在婚姻之外养育孩子，要比在婚姻之内只为欢愉而进行的交媾更有罪吗？难道无生育的贞洁婚姻要比夫妇的交媾更神圣吗？如果一个男人在妻子怀孕时或闭经后与她睡觉，因而生育不可能成为其目的的时候，耶稣该拿他怎么办？或者，当他因为受到其他女人的诱惑而与妻子睡觉以“冷却”其不法的欲望，也就是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为了避免一种罪恶而犯下另一种罪恶时，又该怎么办？或者如果他有违生育之旨，却是为了教会的利益，在未征得妻子的许可或不带着她一起的情况下参加十字军东征，又当如何？这些问题不光是当时让辩论家们比普通人更为关心的，并且我们如果仔细体会，这些“魔教”在现代社会中也有所余孽。

虽然像我们熟知的高利贷一样，性违背了教义之道，只有一条意见一致的原则除外:任何有违“自然规定”的安排和结局都是有罪的。鸡奸，它不仅意味着同性恋，而且指与同性或异性使用“不恰当”孔口或“不恰当”姿势进行的***，或是像《圣经》中的俄南那样，漏失，或自嗨遗精，或与牲畜交媾。这些都属鸡奸，它因阻碍自然之道而违背上帝，因此被视为***中的最恶劣。

那么问题又来了，婚姻是合并重大利益的两性关系，相较于出轨通奸这一话题，中世纪社会中它的另一个主宰性话题是，丈夫与太太之间谁说了算？在现实生活中，有关服从的问题，《远方之镜》中是这么解释史料的：

她应当遵从丈夫的命令，按照他的快乐而非她自己的快乐行事。因为“应当后丈夫之乐而乐”，她不应傲慢自大，或是同他顶嘴或反驳他，尤其是当着众人的时候。因为“女人应当顺从男人，这是上帝之命…聪明的女人通过对丈夫言听计从，来赢得他的爱情并最终拥有她从他身上想要得到的东西”。她应当巧妙而谨慎地劝告他，以免他做傻事，但她决不唠叨，“因为女人的控制和主宰很难纠正男人的内心”。一位丈夫在其妻子当着众人的面冷酷地批评了自己后，“因为她的管教而怒火中烧，一拳将她打倒在地”，然后踢她的脸，弄断了她的鼻子，使她从那以后毁了容，“也许再也不好意思露出自己的容貌”。她这是罪有应得，“是她的邪恶和对丈夫习惯说出的大话所带给她的结果”。

在一篇14世纪的富有启蒙意味的手抄本中，骄傲是个骑狮子的骑士，嫉妒是骑狗的僧侣，懒惰是骑猴子的农民，贪婪是个骑獾的商人，贪吃是个骑狼的年轻人，奢侈是个骑山羊的女人，而愤怒是个骑公猪的女人。看来，中世纪的愤怒总与女人联系在一起。如果中世纪妇女的世俗形象是悍妇和泼妇，那么这也许是因为，责骂丈夫，可能是她反抗对男人的服从的唯一源泉，不管是从婚姻的束缚来看，又或是性的束缚来看，又或是阶级地位的束缚来看。

如此反复地频频地强调柔顺和服从的做法，正说明现实中相反的品性更加司空见惯。不管是女性与性，亦或是生活的其他方面，可能不光是中世纪，余毒还在现代社会中，甚至某些核心政治领域中流淌。远方之镜，照见的是我们当下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