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实现。”

我想应该把这句话修改一下，足以概括路遥在这本小说中的主题：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合理和美好的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实现。而且，路遥在作品中给安排下的那些美好也实在算不得什么美好，一个把苦难当宗教的人，对于人性总是看不惯的，这还是在路遥刻意规避了自己的愤怒的时候。

《平凡的世界》基本上是以陕北农村的两兄弟为主线讲述的，一个是孙少平，一个是孙少安。孙少安在家劳动，与村支书田福堂的女儿――县城教师田润叶青梅竹马。少安和润叶互有爱慕之心，却遭到田福堂反对。经过痛苦的煎熬，少安到山西与勤劳善良的秀莲相亲并结了婚，润叶也只得含泪与父亲介绍的一直对她有爱慕之情的李向前结婚。少平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教师。但他并没有消沉，他与县革委副主任田福军女儿田晓霞建立了友情，在晓霞帮助下关注着外面的世界。少平青春的梦想和追求也激励着他到外面去“闯荡世界”，他从漂泊的揽工汉成为正式的建筑工人，最后又获得了当煤矿工人的好机遇，他的女友晓霞从师专毕业后到省报当了记者，他们相约两年后再相会，却不料田晓霞死于洪水。孙少平拒绝了金波之妹表白，处于义务和责任，回到了惠英的身边。

孙少安拱手相让了自己的合理和美好，孙少平的美好让作者完全刻意剥夺了，因为路遥觉得不合理。路遥以他用生命沉淀出来的诚挚品格，刻意掩盖了合理和美好的自然性，让人在道德上主动走上积极改造自己的道路上去。

《平凡的世界》被认为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但是对苦难的赞歌，和对改造的迷狂，才是路遥真正热衷并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主题，尤其是小说的第一部，有着粗狂而细腻的生命的肌理，和从苦难中升华出迷狂般的宏大诗意。

中国人不仅关注自己，也连带关注身边的有限的几个人，于是积极改造自己的同时，也就积极改造身边的人，或促使身边的人进行自我改造。为了迎合改造，人最初的那点对美好的追求，都成了不良善的结果，像兰花嫁给了自己最初的爱，王满银，结果这个男人是最不值得嫁的人。于是路遥让他们各自经历了苦难之后，人生才终于迎来了那点屈指可数的圆满。

为什么路遥如此执着于描述苦难？他笔下的所有人，让我们发现他对于圆满结果之前的苦难如此钟情。这跟他的经历也大有关系。在很多作品中，我们读到了路遥关于饥饿的、让人震惊难忘的文字，这其实就是路遥曾经真实生活的写照。他家兄弟姐妹多，父母养不活他，便把他送到没有生养的亲戚家去带。这让路遥不至于饿死，但饥饿和贫穷依然没有远离他，仍然如影随形。于是，美好就只能期待从苦难中改造出来。

为什么路遥小说中的美好，都是改造出来的？这跟他所生活的年代大有关系。《平凡的世界》发生在文革结束的时期，贯穿了中国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尚未开始的几年的历史背景。里面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至少十年的7439革命，新中国在方方面面的改造中，崛起。路遥对于人性改造的迷狂，必然和这个历史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以致于他对改造的迷狂，上升到对苦难的歌颂的地步。整个社会的荒芜，正好对应了黄土高原的荒芜，在那个望不尽满眼风沙的地方，人们期盼着一层层绿色，一汪汪泉水。这是一种宗教情感，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在苦难中升华自己的民族特性，以迎合艰难环境中的不屈不挠的生存。完美人格的形成，必定需要经过失去的沉重打击，然后才能获得圆满。这种宗教的升华，几乎完成了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向前、润生、金波等主要人物的艰难蜕变之中。他们全都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人，然后带着情感的残缺，去获得更加一层次的补偿。

小说其实在颂歌，人格的圆满需要锤炼。而对于不经过锤炼的人性的丑陋，深恶痛绝。路遥还写了孙少平从包工头手中解救出来的一个被性侵的小女孩，他发现这个小女孩不久之后又重新落入到原来的窠臼之中。人性在消费主义的诱惑之下，只会堕落，毫无解救的可能。但是，这样一个浪荡在外的小女孩不可挽救地堕落了，她主动陷在了消费主义的深渊之中。但是并不是她一个人经不起改造，毕竟她还小，就像兰花，孙少平和孙少安的大姐，也同样经不起改造。对苦难的赞成，解读成了对残缺的追求。所有人都没有选择最初的那个理想，除了兰花。这个慕男狂一般爱恋着王满银的女人，为什么没有堕落？是她充满了苦难的劳动生活挽救了她。事实上，她也在经受着劳动和苦难的改造。而王满银，这个风尘世界中的浪荡子，也终于被宏大的世界改造成了一个在故土落地生根的老实人。

人的欲望与社会秩序一向就充满了冲突和纠结的矛盾。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平凡的人们的被固定的命运，是路遥本人无法改变的，但是这些人物仍旧在他们的世界中充满了各种抉择。有些抉择我们明明可以看到会让他们的命运更好，但是却终于还是被他们谢绝，这些人物主动选择了苦难和改造。孙少安和田润叶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也几乎是小说写的最强有力、最具时代性、也最具超脱时代的中国农村的青年男女形象。孙少安，这个贫苦农村家庭走出来的长子，几乎连他应得的那份美好爱情，都拱手相让。他抑制自己的欲望，以期得到他整个世界的生存上的保佑。因为他一旦在欲望上越位，他肯定会把生活中任何方面的打击，归之于他放纵自己的欲望上头，尽管他和润叶的爱情是青梅竹马，没有任何放纵的地方。但是，儒家社会中的等级和身份，他会跨越，从儒家演化来的社会主义实验，仍旧有过多的条条框框，拘束着他。孙少安和田润叶尽管都从退而求其次的爱情中，将残缺弥补，都各有其重大的缺憾在里头。孙少安连争取都没有争取，只进行了一次心理挣扎，便放弃了。与其路遥在歌颂这种抱残守缺的生活，不如说他在承认这种残缺的生活中，主动改造，歌颂苦难的主题。

路遥的社会既然钟情于改造，那么改造成什么样子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路遥是有自己的一套朴素的价值标准的，这套朴素的价值观，正好吻合了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孙少平和孙少安为工人和农民的形象，提供了标准。还有田福军，是具有实干意义的领导干部的代表。这三种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一起助力把中国往新儒家的方向推进。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体处于一种软弱的负面状态。这也是为什么，路遥基于压抑了自己正常欲望、积极改造自我、并成为大我形象的文学教科书般的作品，不受当代文学史家的欢迎的原因。

在路遥的世界中，苦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而人通过苦难、积极改造自我之后，能否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和温暖，而不是对这个世界形成新的苦难？我们还从孙少平解救的那个小女孩说起。孙少平很绝望地放手了，他没有办法以一己之力量，把那个深陷消费主义漩涡的小女孩从苦难中解救出来。那个小女孩，或许几年之后，就会成了新世纪的一种力量，不再相信改造，绝不相信苦难，人也不需要救赎的拜金主义者。他们知道生活并不光明，一定要积极的享乐当下。拜金主义者或许更不可怕，毕竟金钱提供了一种更加客观而公平的评判标准。

路遥是要写史的，像所有有志气的中国作家一样，仿佛文学不表达历史，就不上品。《平凡的世界》的开头便是纪年。他在人性的悲剧表达上，几乎是幼稚的。这几乎暴露了路遥真正的道德观。几个并不重要的知识分子，集中能够展现路遥的道德观。他们都是诗人和作家，在文革末期发挥出了强烈的战斗性，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在道德上迷失了方向。路遥试图去展示人性的复杂和深度，却显得可笑。在他们身上提炼不出苦难这种宗教品格的时候，他们在路遥的笔下更像是一群跳梁小丑，全失了价值和意义。

路遥所经历的社会，有一种对成长的狂热追求。这种成长是对正常人性的带有狂喜的扭曲。虽然痛苦，但是满带着痛苦的快感。就像少安主动谢绝了他青梅竹马的爱人润叶，就像少平永诀了青春期的恋人晓霞，就像金波爱上了一位海市蜃楼般的异域姑娘。像兰花慕男狂般的热爱着王满银一样。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是如何思考个人主义的人格的？在威权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世界中，个人连基本的生存都很难保住。尊严却成了苦难中最经受考验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路遥把尊严看成是一种从苦难中升华出来的东西。这便是诗意。

路遥对社会的深深的失望，他放弃了许多，唯独没有放弃自己。这是路遥最大的精神上的力量感召。他把青春和生命，变成了一首关于“改造自我”的诗，这首诗和80年代最伟大的中国诗人的精神，是同源的。也就是这一部分，成为《平凡的世界》最饱满和永恒的地方。对于民间的苦难，知识者是很难体验并意识到的。但是民间却以崇高的敬意，让路遥的生命之树长青。

路遥对于劳动和苦难的宏大诗意，就集中体现在孙少平这个人物身上。我心中的孙少平，是个“讲究”人，在平凡的人生境遇中，对自己的精神世界仍一丝不苟，尽管路遥让孙少平在打小工的时候给一群瓦匠工人叙述《红与黑》总显得那么刻意和不贴切。不管路遥使用多么不贴切的方式，将一种生存环境和精神追求，极不贴切地应用在他一个人身上。和他相比，21世纪中国的这些盛气凌人的“成功人士”们却大多活得像个动物。

儒家讲“慎独”，是在没有监督时的道德自律。而孙少平的精神追求，也是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的个人的选择。他的周围不是一个能够欣赏和奖励他的这种追求的环境；他也没有如许多“爱书之人”那样如孔雀般陶醉于自己的才情，展示自己的品味；他甚至不是因为专业上的纯粹的热爱而去学习。他对精神世界的一丝不苟，仅仅是因为他把自己作为一个高贵的人，来由衷地尊敬和爱戴；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个动物，潦草的对待。这样的态度比任何话语都有力量，这样一个高贵的普通人比任何社会角色都更令人诚服。尊重自己，做个高贵的人。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有不受体制内权贵阶层召唤的孤苦与激愤，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新中国挖掘出来的反抗价值观的继承。

路遥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孙少平的航向，没让他迷航。但是路遥从中国传统的“诗言志”的美学上，也没有让孙少平的形象飞得更高。孙少平终于还是渐渐地融入到体制之内，开始使用经济的手段，介入到煤矿的基层管理，路遥将孙少平置入到新的改革开放的春天中，那种已然冒头的精神追求，逐渐让位给了一个合格的新的、具有儒家精神的管理者。他的反抗和诗意没有了，他最后的关于生死的追问是与外星人在关于技术层面的追问，很快他便抛弃了这一切疑问。他并没有走向形而上，去做一个永恒的漂泊的反抗者，他的反抗充其量是在伦理上娶了一个带孩子的寡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