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到要了明王朝命的明末农民战争，后人大多关注的是崇祯年间各地农民军汹涌的场面。但其实在先前的天启年间，也就是魏忠贤专权时代。这件事就已经有“预警”――在那个自然灾害不算酷烈的几年里，就已经发生农民起义了。

比如明朝天启二年，山东与河北的农村，就陆续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先是山东人许鸿儒起事，当地的乡民们竟然“多携持妇子，牵牛驾车”来参加。突发的起义打的明王朝措手不及，郓城，邹县，滕县相继沦陷。许鸿儒竟然还计划挥师南下，打通京杭大运河，夺取了明朝漕粮后再北上攻击北京。虽说这场起义很快被扑灭，但着实把明王朝惊出一身冷汗。

而在天启四年时，安徽颍州至河南永城一带，乡民杨从儒等人也密谋起义，甚至连开国的年号都想好了：懿德元年。好在也迅速被明王朝扑灭。总起来说，魏忠贤权势滔天的天启年间，农民起义虽说规模不大，但确实有！

但是，就是这些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却已经折射了当时明王朝的危机：此时的大明王朝，几乎已经成了火药桶。

明朝的农民起义爆发，难道仅仅因为天灾？其实，早在张居正溘然长逝，万历皇帝南征北讨，书写“三大征”辉煌时，许多有识之士，就已经发出了警告声：安州知州张遂的《兴除议》里就指出，此时的明王朝，行政效率极其瘫痪，地方官员人浮于事，赋税更被官员士绅层层压在小民身上，长此以往下去，“唐之亡非以黄巢乎？”大唐灭亡的教训，就要在明王朝重演啊。

而改革家张居正生前十分欣赏的学生于慎行，更在著作《谷山笔尘》里，发出重要警告：自从一条鞭法推广，而张居正的考成法废黜之后，商人们偷税漏税，就有了更多的空子，大量的赋税都会被甩锅给平民百姓，以至于“农重而商宽”，大乱不是危言耸听。

其实，何止是天启年间，自从万历皇帝清算了张居正，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以后，明王朝的农民起义，就有悄然越演越烈的趋势。从万历二十七年起，徐州南京等地，就陆续爆发过农民起义。

到了天启年间时，虽说起义规模不大。但是官员吴应箕的书信里，却生动记录了河南农村的景象：因为沉重的赋税都给甩给贫农，农民们宁可卖牛外出打工，都不愿在农村种地。以至于当时风调雨顺的年景，肥沃的土地竟全是荒草。目睹景象的吴应箕，也只能“不觉浩叹”。除了叹息，还能说什么？

风调雨顺年景尚且如此，崇祯年间席卷全国的大起义，更是毫不意外，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可惜找错病因的崇祯帝，直到煤山上吊时都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