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暑期档清宫剧的福，“乾隆与华盛顿”的命题议论文在简体中文网络颇火了一阵。前年被英国拍卖行售出的乾隆御用火枪，也被翻炒出来。

乾隆帝《获鹿》诗：“每因有暇即其，岂碍无虞试已寻。一御火枪馥焉仆，即颁藩部簇而歆”。在英国媒体关于拍卖的报道中多次提及。此诗英文版的白话转译被当成御制诗正典，被马未都等“专家”引用：“何物令朕心欢畅，第一要数大火枪；瞄准小鹿扣扳机，猎物倒地收获忙”。

在“乾隆与华盛顿”的命题作文中，不乏有人复读中学时背的鲁迅语录：“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

当然，事实永远比中学课本要复杂：西方将火药应用于军事的历程并不特别晚于中国，中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的努力也从未间断过，但仍然无法避免之后激发国耻想象的火器代差。

不管中学课本怎么说，其实西方将火药应用于军事的起始点，几乎与中国同步。蒙元与南宋之间的战争、穆斯林帝国与法兰克人的十字军之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先后显著地使用了火药燃烧剂与火药推力的兵器。十字军的铳炮与蒙元的大炮形制类同。英国军人在法国作战时，也和宋军一样，使用了火药推动的箭矢喷射器与燃烧性火药。

1326年英国典籍中的“铁瓶箭炮”图，是西方存世最早的火器图绘

火器技术进步，取决于中西制度差异

但从蒙元帝国开始，中国与世界其余地域的枪炮发展路径开始分叉。中国火器的技术进步曲线明显平缓于欧洲、西亚甚至日本。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比这些地方落后――或者先进――太多，至于是落后抑或先进，端看观察者的角度。

如果观察者视“中央集权”为人类政体进步的表征，那么古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领先西欧一个千年、领先西亚与中东七个世纪、领先日本至少三四个百年，早早地在极权单一制政体的领域夺冠。如果观察者视“自由丰富”为人类政体先进的表征，那么古中国从公元九世纪开始就落后西欧。

不论视角如何，效果是一样的。在同样广袤的土地上，古欧洲的人民拥有至少两位数的政治实体与君长，但古中国只有一个帝朝。城堡与骑士制度的兴衰、不同形式的政体与邦国之间的竞合、财产权与自由贸易的兴起，刺激了欧洲的“军事革命”，火器技术的进步也包括在内。而这些要素的缺失，让古中国的火器技术走向了另一条发展路径。

比如在14世纪初，全世界的军队里，火炮发射一次的成本都略等于单个普通步兵一月的薪饷。但对于西欧的君主来说，革新火炮与火枪虽然远比雇佣大批步兵昂贵，但远比征召大批骑士便宜。而古中国的军队在11世纪就已经进化到流氓再就业项目与贫民福利院，革新火炮与火枪的技术成本对于朝廷而言就是毫不必要的，因为做肉垫的社会不稳定分子永不缺乏。

再比如，规模化生产其实先于工业革命就在西欧开花结果。意大利的铸钟工坊、瑞士的金匠工坊、低地国家的风力舂磨坊、英法的织染工坊，使用的技术与机械，稍加改动就能用于铸炮、制枪、造火药。军火的标准化生产、质量品管、成本控制，对于哈布斯堡家族与瓦卢瓦家族的君王们是现成果实，对大明的皇上与大人们就是天方夜谭。

15世纪的舂磨火药图绘。百年后的大明军队，火药还得铳手自制

又比如，14-16世纪中，法王首创的巨型臼炮改变了攻城战的面貌。在臼炮配装前，坚岩与原始混凝土构筑的欧洲城堡难建亦难攻，攻陷一处的平均时间基本是一年。在臼炮配装后，西欧的堡垒建筑以一年近百处的速度易主。由巨炮的刺激，全欧洲的技师们开发出星堡、棱堡、快速筑城等技术。而大明的夯土城墙与大宋、大元的夯土城墙没有技术上的根本区别，自然没有必要开发新型攻城火炮。

1340年西欧典型的围城战画面，攻城方的主械仍是弓弩

1476年西欧典型的城镇攻防画面，主械已是铳炮

戚继光只爱山寨洋枪，鄙视国产火铳

16世纪后期，中国与西方的火器代差已经拉开一到两个世纪以上。大明嘉靖年间的国产铳炮并不比大元泰定年间的先进。但詹姆斯一世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制式火器，与英法百年战争的枪炮相比可谓天翻地覆。

近古中国的军人最直接感受到了两个世界的兵器差距。大明正德-嘉靖年间，官军最欢迎的火器是佛朗机、噜密铳、鸟铳。前两样光看名字就知道来自于西欧与土耳其，而鸟铳的原产地是日本。且从鸟铳的中国化历程可以看出，除非洋人手把手输入技术，否则当时的中国官方连山寨西欧军火都做不好。

近古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接触西欧的火绳枪技术与样品。1544年，日本种子岛居民接触到葡萄牙商船上的火绳枪，“其发也，如掣电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轰。”种子岛成为日本首处大规模仿制火绳枪的产地。1545年，日本江州藩的国友锻造坊革新仿葡制火绳枪，发明了枪尾的闭锁螺栓，提高成品的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