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葡萄牙人在远东仅剩的基地，澳门在17世纪后期已经渡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在城市建立之初，澳门当局依靠联通长崎、马尼拉和马六甲之间的国际航运贸易，成为远东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功 也极大的压缩了葡萄牙势力

随着荷兰人不断发起挑战，澳门的形式已经岌岌可危。荷兰人曾数次发起对城市的进攻，扰乱了正常的贸易秩序。同时，挑战者从其他地区下手，逐步蚕食掉葡萄牙人建立的势力范围。

日本的德川幕府，就在17世纪30年代开始颁布一系列锁国令。葡萄牙人最终被曾经欢迎他们的日本人永久驱逐，用于远东转手贸易的日本白银就此断供。接着，马六甲在1641年被荷兰与柔佛人的联军攻克。澳门与印度果阿总部之间的交通线，变得危险而时断时续。同时，葡萄牙本土已经爆发了脱离西班牙王室统治的起义。马尼拉的西班牙当局，自然开始断绝同澳门的贸易。这样就意味着来自墨西哥的美洲白银和生意也没有了。

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后损失惨重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澳门就比过去更加依赖同两广及远东内陆的贸易。但明末的乱世又让内陆的商品和物资供给变得困难。所以，当支持南明的耶稣会传教士开始牵头后，澳门当局非常乐意帮助恢复内陆的局面。300人规模的部队看似渺小，但对于人口有限的澳门来说，已经是非常尽力的表现。

当时的葡萄牙人在澳门是没有正式的常备驻军的。整个澳门的防务依靠一些武装商船的水手和市民承担。1626年，尚在黄金时代尾声的他们，也不过是凑出了150人的卫队去抵抗荷兰人的强攻。所以，在1647年协防桂林的雇佣军，势必是招募大量市民和冒险家才凑出来的。这些人员的离开，也就意味着城市本身防御力量的真空。一旦局势出现任何风吹草动，澳门当局都有理由将他们召回。

1626年 进攻澳门的荷兰舰队仅仅面对着150人的守军

这支300人的雇佣军部队，很可能在当年就回到澳门并被解散。原因也不难理解，就是永历政权在实质上没有稳定的赋税和财政。葡萄牙人虽然愿意帮助南明，却也需要后者承担士兵的工资与粮秣。但永历的小朝廷在根本上没有足够的军费去长期维持佣兵。在桂林之战后的几年里，大量驻扎在湖南前线的明军投诚满清。就是因为皇帝没钱给他们发饷。一些穷疯了的明军部队，甚至在溃退中肆虐周围的乡村，造成了不输于清军的破坏。这也让永历政权进入了建立之后的第二次重大危机。

1648年，深感局势危机的南明还再次向葡萄牙人借兵。德国人瞿安德再次抵达澳门，却只招募到了1队士兵和2门大炮。匆忙成军第二批佣兵部队，也没有直接去永历皇帝的所在地效力，而是被用于防守重回南明一边的广州。到1650年，广州再次因为内部问题而迅速陷落。澳门当局已经在对华政策上，开始了决定性的转变。

近在咫尺的广州陷落 对澳门当局的触动很大

南下广东的清军部队，非常希望获得新朝廷的命令去攻陷澳门，以便夺取城里储存的剩余财富。他们为对付郑成功势力而开始的海禁，也波及这座城市。远在北京的清廷下令葡萄牙人不得出海贸易，对城市经济造成了更深层次的重创。澳门的葡萄牙人只能在搞有限的走私之余，不断贿赂广州地方官。以便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前哨基地。

至此，澳门当局从过去支持南明反攻的立场，完全切换到获得清朝朝廷的认可。他们不仅不再派出雇佣兵参战，连相关事情也很少提及。

贸易中断让当时的澳门已经朝不保夕

作为南明特使的波兰人卜弥格，就是在当年抵达那里。结果，澳门当局一度将他扣留，禁止其闹出让满清不愉快的外交风波。数年后，卜弥格从欧洲返回，又被禁止在澳门口岸登陆。无何奈何的大明洋忠臣，只能改走更为艰辛的内陆，最后病死在边境上。

澳门的葡萄牙人，其实非常忌惮那些依然为南明残余势力效忠的天主教传教士。同时，他们也有站在清朝一边为自己说话的传教士队伍。大名鼎鼎的南怀仁，就是其中代表。葡萄牙人的担忧，也促成了天主教教会的内部分歧产生。

身穿清朝官服的拥抱满清派传教士 南怀仁

分裂的教会

明清易代 也让耶稣会与教廷的中国政策发生了分裂

基于以上所说的背景，抵达远东的传教士团体，已经分为了亲近南明派与拥抱清朝派。前者希望继续支持南明抵抗，后者则已经敲开了紫禁城的大门。双方虽然都致力于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播，但选择的路线却大相径庭。于是便利用文化攻势，为自己的政策合理性辩护，顺便也夹杂私货的压制对方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