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官僚、地主、大商人、高利贷四位一体共同盘剥劳动者的格局就会形成，会逼得农民无法生存下去，最终造成官逼民反的情形。同时随着豪强贵族势力逐渐坐大，其野心也会逐渐滋长，会越来越纵横不法，会严重影响国家的稳定。因此，皇帝需要用一些比较严酷的官吏来打击豪强，抑制贵戚和商贾，加强中央集权，聚敛财富以应付政府的财政需要。这个时候酷吏就应运而生了。

这里面有的人不是真的酷吏，他们只不过是严于执法，敢于打击不法的豪强贵族，而被大贵族们认为是酷吏，这是“酷吏”中的上品。另外一些人只知道阿谀奉承皇帝，对不法的豪强贵族纵容包庇、不敢惩办，而一味严酷地敲诈勒索甚至杀害百姓，这就是酷吏中的下流了。

郅都就是其中比较好的一个。他在汉文帝的时候做过郎官，到了汉景帝时期受到了重用。济南的豪强?氏，宗族有三百多户，非常强横奸猾，横行地方多年，蔑视国法，鱼肉百姓，成为地方上一大公害。以前的官吏或者和他们勾结，或者畏惧他们的势力，没有人敢于触碰。汉景帝任命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到任之后立即把其中的首恶给予灭族惩罚，其余的都吓得服服帖帖。不过一年多，整个郡中的治安大为好转，出现了路不拾遗的局面。附近其他郡的郡守非常敬畏郅都，见他的时候就像见上级一样。

郅都为人耿直刚正，敢于直言进谏，常常在朝廷上当面斥责高官权贵，就是见了丞相周勃这样地位尊贵的大贵族，也不过拱手一揖作为礼节。他执法严厉不避权贵，列侯宗室见了他都不敢正视，背地里叫他“苍鹰”。他勇敢而且公正廉明，从来不接私人信件，也不接受私人请托，更不接受贿赂。他经常说：“自己既然已经背离父母出来做官，就应该奉公守法以身殉职，不能再考虑妻子和孩子们了。”

郅都不仅在内政上有成绩，治理边境防务也很有一套。为了抵御匈奴入侵，汉景帝任命郅都为雁门郡（位于今天山西省北部）太守，还赐予他遇到事情可以先行处理不必提前请示的权力。郅都由于严格执法且公正廉明，很受士兵的爱戴，士兵们都愿意为他作战。匈奴人听说郅都的威名就赶紧撤退了，直到郅都死都不敢靠近雁门。

临江王刘荣因为侵占宗庙土地修建宫殿而获罪，汉景帝让郅都负责审讯他。郅都问责的非常严厉，导致刘荣非常恐惧而自杀。刘荣是汉景帝的儿子，窦太后的孙子，因此他的死引起了窦太后极大的愤怒。窦太后就找了一个罪名加给郅都，把他免职回家了。后来汉景帝又任命郅都为官，窦太后知道之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死刑。汉景帝不想杀郅都，说：“郅都是忠臣”。窦太后说：“那临江王不是忠臣吗？”最终郅都被斩首。

郅都的悲剧在于他不了解皇帝和权贵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他们之间有矛盾，臣子权力太大就会压倒君主，君主对这些大贵族非常忌惮，需要有人去抑制他们；然而另一方面，大贵族又是君主进行统治的基础，能获得大权的都是君主的心腹、子女、妻妾、族人或亲戚等，他们和君主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当君主需要遏制贵族时就使用郅都这种人去严厉地执法，但如果这种行动过火，惹得整个贵族集团都非常不满的时候，君主很可能就会拿这种所谓的酷吏当替死鬼，杀之以平息大贵族们的愤怒。

郅都贯彻法律，不畏强权，有利于保护保护百姓少受侵凌，而且他品德很好，奉公守法、公正廉明，有点像后世的包拯等人。当然，郅都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清官，他的这些举措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当时能做到这点已经不容易了。

相比郅都张汤就要差一些了。张汤这个人在奉公守法上不及郅都，在同人交往当中喜欢使用权术控制对方。在执法的时候，张汤不是凭着法律本身来裁断，而是顺着皇帝的心意，不能像郅都那样直言敢谏：汉武帝想要严惩的人，张汤就交给性格严酷的官吏去办；汉武帝想要释放的，他就交给性格宽厚的官吏去办。

当然张汤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他同样在打击豪强方面毫不手软，看到犯法的是权贵豪强，张汤就故意使用法律中比较严厉的条文给他们定罪，总是舞弄刀笔想办法给他们重判。如果是贫苦无依的平民犯了法，张汤虽然自己可以判罪，但总是口头汇报给汉武帝裁定，而且往往是轻描淡写，最终这些人几乎总被宽释。他对待属下小吏的子弟和贫寒的族人都很好，对他们很是照顾，结交朋友的时候饮食不分彼此。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在官僚、地主、大商人、高利贷四位一体的盘剥下越来越没法生存，土地兼并越来越激烈，一方面迫使农民离开土地成为游民或“盗匪”，另一方面又使得豪强地主势力越来越大，这不但让政府的财政税收受到影响，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这个时候张汤等人就帮助汉武帝创造了新的货币，并进行盐铁的国家垄断经营，排挤大商人，还颁布法令打击巧取豪夺他人土地的豪强之家。然而张汤等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整个王朝走向腐朽的过程中，他的官僚执行体系当然不能自外于这种腐朽的社会关系，或说它自身也是这种腐朽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国家采取的这种抑制兼并、调整税收甚至是扶贫济困的政策，又反而成了官僚和地主勾结起来发财致富、鱼肉百姓的新手段。

张汤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这些靠着新政策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严厉打击，因此百姓、王侯、大官僚都对他非常不满。最终，由于权贵集团的陷害，他被污蔑利用国家政策中饱私囊而被迫自杀。张汤死后朝廷才发现其家产不过五百金，都是平时俸禄积攒，根本没有勾结商人发财一事。

法律在古代本来就是官僚、地主、贵族统治百姓的手段，等到王朝走向腐朽的过程中，严于执法就会渐渐由严厉打击权贵变为严酷地镇压百姓，鱼肉人民了。在朝政越来越腐朽的环境里，郅都、张汤这类清官就越来越难以生存，那些迎合权贵、贪腐不法的人反而越来越得势。后来的王温舒、杜周等人就是打击权贵不力而鱼肉百姓有方的典型。

王温舒对待权高势大的贵族是一味讨好，对待无权无势的人则颐指气使。有权有势的人即使犯了再多罪，他也不敢去查办；如果是失势的人，他就尽力***。后来王温舒因为接受皇帝侍从的贿赂而被灭族。

杜周内心非常阴险，常把成千上百的犯人押到京师集中审讯，逼迫犯人们按照被告发的罪状认罪，如果犯人不招供，他就动用严刑加以逼迫。这样一来屈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他担任最高司法机关主管期间，在京师逮捕的案犯有六七万人，地方上也新逮捕十几万人，这个犯人数字在当时人口基数很小的情况下，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汉武帝认为杜周奉公守法，一再给他加官进爵，让他做到了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然而他没有郅都那样的节操，而是靠着司法大权为自己捞取了上亿的金钱。

看着这样干能升官发财，各地的地方官都效法王温舒、杜周这些人，不是严厉打击豪强，而是把越来越严酷的法网加到普通百姓身上。百姓在豪强地主、商人、高利贷等势力的压榨下已经难以生存，再加上这些贪官酷吏的欺凌就更加走投无路，于是纷纷起来起义。到汉武帝时期汉朝虽然达到了鼎盛，但也开始走向腐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汉朝虽然极力进行镇压，把大的起义暂时打下去了，但依然无法彻底剿灭他们。

因此，幻想仅仅靠皇帝及其班子打击贪腐，不如设想一种新的大众民主制度，而这需要劳动者都从原有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都能平等参与政治，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