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酒弄琴高歌，人生几度春秋 。“春秋”是什么？是春华秋实的四季变化，还是韶华易逝的生命进程？是孔子修订的史书经典，还是精彩纷呈的轴心时代？其实，春秋不过是一泓秋水，它回溯着过去，观照着当代，也指引着未来。它告诉我们不可忘恩负义，也告诫我们莫要数典忘祖，“春秋”流淌的不惟是浩瀚之历史荣光，亦是民族的脊梁。

那时候，没有三跪九叩、奴才主子，有的只是分庭抗礼、君臣兄弟；那时候没有文化专制、思想统一，有的只是百家争鸣、畅所欲言；那时候，有祸起萧墙，也有外族入侵，有坑蒙拐骗，也有恃强凌弱，但更多的是民族的光辉、信义的发扬、国家的尊严、人格的魅力。

这便是“春秋”，一个因书而得名的时代。

《汉书・艺文志》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春秋》是一本记事的史书，相传为孔子修订编撰，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最早的由私人所著的历史著作。

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14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历史大事件，其内容看似以鲁国为视角，按照鲁国12位君主的时间顺序来记录历史，实际上却是以“春秋霸主”为节点脉络，将这近300年的历史事件围绕着一次次称霸会盟生动地表现出来。

如果说以霸主为节点的时间顺序是《春秋》的最大特色与创新，那么语言的严谨精微则是其另一特色。正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什么叫“春秋笔法”？“春秋笔法”就是遣词造句精简而深刻，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骂人直截了当且不带脏字。

“辞约指博”不过是《春秋》的表现手法，而其终极目的则是“惩恶劝善”。正如孟子所描述的那样：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以臣弑君、以子杀父者所在多有，这让孔子很是忧心，所以他决定修订春秋，以此来勘正风气、振兴礼乐。自此以往，孔子的那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成了历代史书功能的代言。

《春秋》虽然开创了史书领域的多项先河，但却因为过于简略而失去了相应的历史真相。其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大多以评为主，有时甚至单单一个字，就概括出整个事件的发展经过，这对于历史已知者，固然是无足轻重的，但对于后世的事件追寻者来说，无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我们既然无法了解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便无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找寻历史规律，从这点来说，《春秋》大大削弱了司马光“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著史原则，难怪王安石要批评其为“断烂朝报”了。

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春秋》不仅晦涩难懂、过于简略，还缺乏史书最为深刻的价值，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孜孜不倦地去学习并挖掘它呢？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春秋历史又是从何而来呢？这就要多亏我们古人“以传传经”的文化传统了。

正是因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令很多人看不懂，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为解读春秋而作的“春秋三传”：《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其中更以左丘明的《左传》流传最为广泛。

左丘明是春秋末期鲁国的史官，按照太史公“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言可知左丘明不仅写了《左传》一本书，还写了《国语》。其实在春秋时期，各国的史官与乐师大多以“瞽人”（瞎子）来担任，这大概是由于这种人看不到尘嚣日上的世界，可以独自抱有内心的一丝正直纯真吧。

左丘明与孔子，无论是从空间时间，还是从本心能力来看，都具有高度相似性，他来为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做传，算得上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也因此而被孔子、司马迁等人尊为“君子”，是当之无愧的“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

到了汉代，《左氏春秋》已经成了解读经典的传世之作，深受刘向父子推崇，而随着经史文化的发展，这部解读经典的“传文”也渐渐与儒家经典《春秋》合二为一了。就如同“三国志”与“裴松之注”一般，《春秋》与《左氏春秋》逐渐变得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再也分不开了，而融合了两部史学巨作的新书也有了属于它自己的名字――《春秋左氏传》（现在简称《左传》）。

如果说《春秋》是编年史的开拓者，那么《春秋左氏传》则是正式完成者。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到的，融合了两本书之后的《左传》拥有了编年史健全的体制与特色。

首先该书不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是以“大国”为核心，从而发散到周边各个小国上去，从而形成了一种“雨露均沾”的叙述格局；其次，该书叙述的内容不单局限于一个方面，而是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涉及了当时社会国家的各个领域；最后该书的叙述极有章法，有时追本溯源，有时举一反三，不仅生动刻画出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还创造出许多经典的成语典故。

超级大国要争霸，普通大国要尊严，弱势小国要生存，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追求；王室要维持面子，霸主要树立威信，诸侯要保全国祚，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坚守。

莫道“春秋少礼乐”，莫道“春秋无义战”，春秋是什么？“春秋”是“天道人心”、是“仁义礼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