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代中国，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外儒内法”，就是明面上用儒家，暗地里用法家。但是回到秦始皇的时代，儒法两家可是打得你死我活。秦始皇用法家思想治国，把儒家的经典一把火烧了，这也可以理解。儒家主张用道德来教化人民，法家主张用法律和刑罚来控制人民，这两者看上去也确实水火不容。怎么到了后来，儒家和法家不但和平共处，还能相互配合呢？

汉代是这一转变完成的关键时期。当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叫作“儒法合流”，就是儒家和法家相互融合。儒法合流主要是通过“法律儒家化”才得以实现的。

所谓法律儒家化，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观念去指导立法，这样儒家思想就渗透进了法家，儒法两家也就逐渐合流了。说起法律的儒家化，就要追溯到遥远的汉朝，而且和《春秋》这部书有密切的联系。汉朝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春秋》为汉制法。”意思是说，《春秋》是孔子留给汉朝的法典。

《春秋》明明是史书，怎么会变成法典呢？你还别说，汉朝真的用《春秋》来审案。举个例子，汉武帝晚年时期，太子遭到陷害，被逼无奈，起兵造反，结果被杀。后来汉武帝的另一个儿子即位，也就是汉昭帝。这时有一个人长得很像死去的太子，冒充太子出来招摇撞骗。汉昭帝不确定是真是假，不知该怎么处置。有一个叫隽不疑的大臣，立刻下令把这个人抓了起来，说管他是真是假，抓起来再说。

因为《春秋》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卫国的君主卫灵公和太子有矛盾，太子就跑到了晋国。卫灵公死后，太子的儿子即位，晋国又想把太子送回卫国，干涉卫国内政，新的国君却拒绝接受自己的父亲回国。对于他的这种行为，《春秋》这部书里表示了赞扬，认为这有利于国家的稳定。现在这个人说自己是前朝太子，就算是真的，他的地位也和当年的卫国太子一样，应该受到处罚。大臣们听了他这番话，都心悦诚服。这就是用《春秋》审案的一个典型案例。

东汉建立之际，儒生们刚经过动乱，头脑清醒了过来，意识到法律儒家化比恢复周礼更为现实。在这种形势下，主张法律儒家化的《公羊传》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刘秀曾经召见过一位名叫钟兴的公羊学家，向他请教《春秋》的大义，还请他做太子的老师，这等于公然表示了自己推崇《公羊传》的立场。

但是，《公羊传》虽然没说要恢复周礼，但也经常批评汉朝的制度，这该怎么应对呢？刘秀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那就是谶纬。所谓谶纬，是谶语和纬书的合称。谶语是对未来的预言，纬书是一堆神话传说，宣扬帝王将相出世都是上天的安排。

谶纬和儒学有一定关系，它经常假托孔子之口来发表观点，但谶纬本质上是经过统治者改造后的儒学，目的是为统治者辩护。而且谶纬还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这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但当时的人却很相信。

刘秀特别重视谶纬，甚至在诏书中都要引用谶纬。儒生要再敢批评汉朝的制度，刘秀就会借谶纬来压制他们。于是，东汉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吕思勉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在西汉和东汉之间发生过一次大的转变。

西汉时能听到读书人攻击政治的声音，东汉时这种声音就渐渐听不到了。这种文化氛围有利于皇帝的统治，使东汉朝廷能够更加从容地将法律儒家化进程推向深入。

东汉时期，法律儒家化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当时有一个名叫陈忠的大臣，上书请求增加这样一条规定：对那些母子、兄弟之间争着替对方去接受死刑的，可以免掉死罪。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这条规定中的儒家色彩非常浓厚，在儒家眼中，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吓唬人民，而是“教化”，就是教导人民遵守儒家道德。

东汉时期还产生了一种现象，叫作“以经注律”，就是引用儒家经典来注释法律。某些注释还获得了国家认可，具有法律效力。《晋书・刑法志》中记载，东汉时期引用儒家经典注释法律的一共有十几家，他们写的注释中具有法律效力的一共有两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两千两百多字。可见，引经注律在东汉已经不是个别案例，而是一种大范围的社会现象。

法律儒家化的持续推进，带来了儒法两家的最终合流。从秦始皇焚书，到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之议，再到王莽的托古改制，儒家和法家这对老冤家来回斗了好几个回合。历史就像一个钟摆，在儒法两家之间来回摇荡。而到了东汉，曾经水火不容的儒法两家却渐渐融合到了一起。

东汉的很多儒家士大夫都精通法律，比如有一个名叫钟皓的大学者，在家开班教学，学生有一千多人。他主要使用两本教材，一本是儒家的《诗经》，另一本就是汉朝的法律。到了东汉末年，有一个叫王粲的名士，建安七子之一，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儒吏论》。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意思是官吏也懂得儒学，儒生也精通法律。你看，儒家和法家已经合流了。这种合流是法律儒家化带来的成果。

法律的儒家化在东汉以后继续推进，在隋唐时期变得更为成熟完善。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修订了一部法典，名叫《唐律疏议》，其中提到了一条重要的立法原则，叫“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意思是法律的根本目的是教化，道德是教化的根本，刑罚是教化的手段。这个原则既承认儒家道德的地位，也不否认法家刑罚的价值，可以说是儒法合流的缩影。

《唐律疏议》中还规定了“十恶”，这个特别值得一说。我们都听过“十恶不赦”这个词，这里的“十恶”可不是“十分罪恶”的意思，而是“十大罪恶”。这十大罪恶是法律中明确规定的，除了谋反这样的大罪以外，还包括“不孝”和“不睦”。“不孝”就是不善待父母，“不睦”就是不善待家族中的亲属。

你看，这两项在今天一般都属于民法管辖范围，国家一般只会出面调解，但在古代，这可是国家明文规定的大罪，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东汉时期，经过灾难洗礼的儒生冷静了下来，开始意识到法律儒家化比恢复周礼更为现实。于是光武帝刘秀一边用谶纬压制儒生的批评意见，一边重新推崇《公羊传》，将法律儒家化推向深入。这带来了儒法两家的最终合流。古代中国的“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经常是一回事，这背后是儒法两家从斗争到合流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