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它以君王自我完善为基础，去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统治者的最高理想。然而实际上，成功的机会少，失望的时候多，于是又出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因此，历代君王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又达观的态度相互结合补充，几千年以来它的影响始终不衰。

事实上那些统治者们对这样崇高的理想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皓镧传》当中的那些君王也不例外，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制定出来让别人去遵守的，反观君王自己的处事方式却都是随心所欲。

对于君王们我行我素的这种做法，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只能是敢怒不敢言。只有吕不韦却在《吕氏春秋》中明确地提出了有关君王需要修身的观点。

吕不韦认为做君王的方法很简单，君主要奉行的原则就在近旁。最高的是自身求得，其次是向别人寻求。

这就是说作为君王要想治理好天下，首先要做到自律。只有君王自己节制好欲望，放弃智巧计谋，摒除虚浮伪诈，让自己的意识在无限的空间遨游，让自己的思想立于无为的境界。

只有做到这些，就没有什么可以危害到君王的身心了。既然没有什么能危害到君王的身心，就能够知道事情的精微之处；了解到事情的精微之处，就能够懂得事理的玄妙之处；懂得了事理的玄妙之处，就可以掌控天下了。

只要君王懂得了掌控天下之法，就能适应世间万物的变化，博大精深，不可测度。那么君王的德行就会彰显，在百姓和大臣们心目中的形象堪与日月同辉。

而懂得这些道理并且付诸于实际行动，就会像天地一样，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胜任的呢？又会有什么事情不能得当呢？这就好比驾驭马车的人，只要反躬自求，就会车轻马快，即使跑很远的路再吃饭，中途也不会疲倦。

在过去很多亡国之君从不修身，不自省，反而把国家不兴盛的罪责归于别人。因此，经常杀伐不断，乃至于亡国之时都不会醒悟。

而古代也有贤明的君主，比如夏、商、周三代兴旺发达时的君王，他们经常反省自己，每天勤于工业，从不松懈，以至于成就了王者大业。

贤明的君王都会识人而用，在日常朝堂之上就会慢慢考察臣子们的品行和才能。如果臣子显达，就考察他平常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如果他尊贵，就考察他给国家举荐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如果他是纳谏之臣，就仔细观察他采纳的都是些什么意见；如果他无所事事闲居在家，就观察他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如果他比较贫穷，就观察他平常是否会受贿，借以检验他的节操。

在《吕氏春秋》中还有一个识人之法就是“六戚四隐”，六戚即父、母、兄、弟、妻、子六种亲属。四隐即朋友、熟人、乡邻、亲信四种较为亲近的人。君王只要凭着六戚、四隐去识人，这样人们的真伪、贪鄙、美恶就能完全知晓、没有遗漏了。

君王如果用六戚、四隐去识人用人，那些谄媚之人想要祸乱朝纲就势比登天都难，因为六戚、四隐的目光盯得让他无处遁形。

子华子曾经说过“成就王业的人乐意做那些使自己成就王业的事，国破家亡的人也乐意做那些使自己灭亡的事。所以，煮食禽兽不可能把那些所煮的禽兽都吃尽，人们专吃自己爱吃的肉就够了。”

如此说来，成就王业的人专喜好理义，国破家亡的人专喜好暴慢。由于他们的喜好不同，因此他们所得到的祸福也就不同。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样的话,可见修身的意义非同一般。只有个人的品行端正,才能治理好家庭;而治理好家庭,又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前提。所以,修身就成了所有一切的前提和出发点。因此，《吕氏春秋》不仅只是针对那些君王的治国之道，对个人的修养也是一个很好的标榜。

吕不韦认为君王治理国家就像老师教育学生一样。不善于教育的老师一般心智不和谐，没有恒心，还喜怒无常，言谈多变，放纵自己的行为。

那种老师从来认识不到自己的过错，有时候明明自己有错却不善于自我批评，明知有错还不接受别人的忠告，固执己见一错到底。

那样的老师喜欢趋炎附势亲近有权有钱的人，对待那些权贵人家的子弟从来不衡量他们的才华，也不考察他们的品行，对他们曲意逢迎。而对待那些操守清白、品貌出众、见多识广、勤于向老师请教问题的学生，却是去一味地压制、诘难、疏远，甚至于嫉妒厌恶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