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是李贽人生的分水岭，他的前半生在明朝末期腐败的官场中谋生，却洁身自好，守着清贫的日子，以求学为乐。直到思想趋于成熟，便辞去了云南姚安知府的官职，开始了著书立说的生活。

只要不受束缚，哪里都是家

按说辞职告老还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是李贽偏不走寻常路。他并没有回老家泉州，而是去了湖北黄安（今红安），住到耿定理家里。后来家乡人也以此责怪他，但他这样做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顺应心性的结果，自有其缘由。

李贽从小就不善于交际，没什么朋友，因而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格外珍惜。在李贽赴姚安任职途中经过黄安，好友耿定理就曾发出邀请，李贽便与他约定待任期满就过来定居，还将女儿女婿留在耿家。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受人管束。他说：“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最让人心烦的是，“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

本以为可以在黄安了此余生，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是理学代表人物，李贽到黄安后就与他在思想上产生较大分歧，更加看不惯他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作派。耿定理一去世，李贽与耿定向的矛盾便彻底爆发。

李贽离开了黄安，将妻女送回老家，自己又回了麻城。想说可以清净做学问了吧，但是家族中时常有人劝他回去，还不远千里用俗事来烦扰。李贽干脆搬到僻静的龙潭湖芝佛院，加上夏天闷热头发碍事，就把头发给剃了，以表不回家的决心，也不再理会凡尘俗事。

李贽也不是真的出家，看他放飞自我的举动就知道了。虽落发却留有胡须，而且还吃肉，在佛堂挂孔子像，却又批判孔子和儒家。这样的行为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现代，都让人觉得完全是胡闹，但这也体现了李贽率性的一面。事实上，从辞官到出家的10多年间，李贽都在进行《焚书》和《藏书》的写作，同时研习佛学，试图参悟生死的难题。

《焚书》出版求知音

1590年李贽的《焚书》在麻城出版。一经出版，便如其名，一石激起千层浪。书中包含他十多年来写的书信、杂述、史论和诗歌，好友赞叹表示大开眼界，而另一些人则杀了李贽的心都有。

李贽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如同他在自序中说的那样：“取名“焚书”，是因为书中答友人的书信，击中了世上道学家的要害，他们肯定恨不得杀了我，所以这本书应该烧掉。但是不仅没烧还出版了，是因为它对人心大有裨益。而且我已经64岁了，希望通过这本书寻觅更多的知音。”

书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耿李之争。这些书信耿定向早就看过，无论是学术分歧还是私人矛盾，彼此都心知肚明。但是耿定向在《焚书》出版后的回应文章显示，他看到书后十分恼怒，称其为“诽谤之书”。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让耿定向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耿李之争，厄运将至

事情还要从耿定理死后开始说起。李贽好好地教授耿家兄弟的孩子，耿定向却认为李贽的思想有问题，是在误人子弟。耿定理死后，两人的矛盾一触即发。李贽之气难平，一离开黄安就写信与耿定向论战，爆耿定向的料，并以他为代表，揭露虚伪道学先生的丑恶嘴脸。其中提到过这两件事：

一件事涉及到耿定向的朋友何心隐。何心隐是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与耿定向交情深厚。何心隐被捕入狱，主事的关键人物是耿定向的朋友。耿定向却害怕得罪当权者而见死不救，李贽因此骂他是满口仁爱谎话，实则自私贪婪的伪君子。

另一件事涉及到耿定向的儿子耿汝愚。耿汝愚不肯生育子女，耿定向不满却不责怪儿子，而是说儿子受了李贽的影响才不肯生育。李贽给怼了回去，他说：“我连生了4个孩子都夭折了，现在老了生不动了，你咋不多生几个呢？”就连耿汝愚没有考上功名，耿定向也要赖到李贽头上。他说李贽不以功名为重，所以害得他的孩子也不好好对待科举考试。李贽当然不愿意被这个锅，反驳道：“耿汝愚年年参加科考，而且也很重视，只是运气不佳，但他还是在等待机会。倒是你这个父亲太急功近利，怪孩子不用功。”

这两件都涉及到耿定向的私事，而且都是批判他的，公开后自然会损坏他在大家心中的形象，所以才恼火。李贽将别人的私事公开，似乎有些不妥，但是他认为君子就应该把自己的错误摊开来，让大家都看到，改错后才人人敬仰，而不是努力去掩饰自己的错误。他说：“你既然写了长篇大论来攻击我和邓豁渠，却不让他人传阅，真是自相矛盾。”

《焚书》出版时，耿定向已经辞官回到黄安，但是他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两人的学生也早已展开骂战。封建理学家和黄、麻两地的官吏士绅害怕李贽的言论危机其地位，开始了对李贽的驱逐、污蔑等种种迫害，但李贽丝毫不以为意，镇定自若继续斗争。这样的一个封建社会的思想斗士，最终会面临怎样的结局呢？